《神灭论》思想 在岭南的洗礼

□陈桥生

范缜（约450年—515年），出生于顺阳范氏。南北朝时期无神论者的代表人物。

范缜少孤贫，年未弱冠，从大儒刘瓛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瓛门下多车马贵游，范缜布衣草鞋处其间而无愧色，卓越不群。年二十九而发白，乃作《伤暮诗》、《白发咏》。齐竟陵王萧子良招募宾客，当时文坛上稍有名气的人物，几乎全部网罗于门下，范缜亦在其列。

萧子良奉佛，而范缜常盛称无佛，不信因果。《南史》本传载：

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论其理，著《神灭论》。

《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如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又如王融谓之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不为威逼，不为利诱。后为宜都太守，下令禁祠神庙。

天监三年（504年），梁武帝下诏尊佛，南朝佛教进入全盛时期。次年，迁范缜为尚书左丞。旋坐亲结王亮，谪徙广州。

离开了京城建康的奉佛重围，范缜来到了广州。此时的广州，得海上交通之便，佛教的传播较之于京城，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外来僧人、商贾常先居交广，再深入内地。

东晋安帝隆安（397年-401年）中，罽宾国昙摩耶舍至广州白沙寺宣讲佛法，门徒达85人。《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详细地记述了求那跋摩如何因风所吹至于广州，又由广州路经始兴，在始兴经停一年左右时间，讲法布道，大有成效。至元嘉八年（431年）正月到达京城建业。此时距京师名德沙门慧观等人面启文帝，求迎请跋摩已经过去六年有余。可知，岭南的佛教传播独得风气之先，条件更要优越于京城许多。

元嘉中译人之最著者，为求那跋陀罗。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也是先在广州布道，而后才被迎至京都。故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称：“自宋世以来，广州常有出经者。可见南朝佛典多来自海上，因而每与南方佛学发生因缘也（宋世之竺法眷，齐之昙摩伽陀耶舍、摩诃乘、僧伽跋陀罗，均在广州译经）。”

广州译经之最重要人物，为梁陈世之真谛，与鸠摩罗什、玄奘称为三大译家。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年），真谛约年四十八岁，到达南海，即往京邑。梁武帝欲请其译经，因侯景之乱未果。后飘流闽越各地，常思西去。终于天嘉三年（562年）止于广州，刺史欧阳頠父子优礼之，延住制旨寺，广译经论，直至大建元年（569年）七十一岁时寝疾而终。

在神不灭论占主导思想的时代背景下，范缜要独持神灭论，要应对各方驳难，他对于佛学的理解必须达到相当精深的程度。如今，他流放广州数年，来到了佛学传播的前沿地带，有机会更多地涉猎海外传来的最新的佛学理论，必然极大地丰富补充其《神灭论》思想。具体的著述、影响，虽然史无明文，但比较下面这则记载，我们不难揣知一二。

天监七年（508年），范缜被调回京师，任中书郎、国子博士。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五《梁杨都光宅寺沙门释法云传》载：“中书郎顺阳范缜著《神灭论》，群僚未详其理，先以奏闻，有敕令云答之，以宣示臣下。云乃遍与朝士书论之，文采虽异而理义伦通。又与少傅沈约书曰：主上令答《神灭论》。”

广州归来后的范缜，与竟陵王子良时群相辩难的范缜，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故此时范缜所著《神灭论》，已令“群僚未详其理”。可知范缜对其作了精深入微的完善，而此番补充完善，与其三年广州的生活经历，以及岭南佛教兴盛的形势密切相关。最终，此论在建康朝野上下引发更为强烈的震动反响，以致梁武帝要再令臣下群起而答难之。据《弘明集》所录，响应者有临川王萧宏等六十二人。著名的文士有沈约、萧琛、曹思文、陆倕、王筠、柳恽、王僧孺、张缅等。其中，萧琛、曹思文、沈约三人的反驳最有力度，沈约一人先后就写了五篇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佛教神不灭论大论辩中，本该作为主力的佛教僧侣的表现颇令人失望。真正唱主角的是上述这批文士。他们既精文学，又通佛理，从而在佛学一进入中土时，便使之与文学发生深刻的交融互益。正是他们架起了佛学与文学间的桥梁，这是这场佛学大论辩所始料未及的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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