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民营经济要靠政策 更要靠法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

　　全国政协委员、蓝思科技公司董事长周群飞：

　　发展民营经济要靠政策 更要靠法治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张国清：

　　“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要努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下大气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处提及“营商环境”和“民营经济”，大篇幅勾画提升举措，彰显了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心。连日来，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就此表态度、提建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直言，发展民营经济要靠政策，更要靠法治。

　　关于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天津市市长张国清强调，天津要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应该受到尊重，受到激励，受到保护，让他们在一个安全、有稳定预期的环境中尽情创新创业。”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支持民营经济方针不能变

　　如何增强民企发展过程中的信心和预期，刘世锦认为，可从三方面入手。首先，要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有信心。“民营经济已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不能变，也不应该变，也变不了。”

　　其次，发展民营经济要靠政策，更要靠法治。“部分地方政府存在‘新官不理旧账’、污染一刀切的现象，说明这些地方政府缺少产权保护这根弦。”刘世锦认为，对民企的政策支持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稳定法治环境，不因短期政策变化而变化。

　　此外，要切实解决“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潜规则问题，解决包括融资在内的问题。“一方面对现有金融企业进行改革，更重要的是宽准入，发展一批给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

　　金融机构可增加中长期贷款

　　针对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叶青建议，银行应该把产品做细，逐步解决民企融资问题。叶青说，现在很多民企可以融到资，但都是短期融资，这不利于企业发展，“建议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增加中长期贷款的金融产品，稳定民企信心、帮助民企把企业做扎实。”

　　叶青还表示，大型国有银行的业务是全国性的，但我国区域广，应该因地制宜。“比如温州的民企比较集中，而东北国企比较集中。因此，银行贷款政策应因地制宜，把产品做细，逐步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叶青还表示，改善营商环境，企业自身也要努力。“要强化自身管理水平，同时克服短期行为，做长远的发展规划。只要获得社会、政府的信任，企业就会赢得更好的营商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蓝思科技公司董事长周群飞：

　　推动民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

　　周群飞表示，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民企融资平台，缩短贷款流程，“因为数字化变革以后，数据传输很及时、很迅速，基础的设备都要接端口，企业投入非常大，急需资金。全世界都在推进先进制造，如果动作慢了一点，我们就会被拉开距离。”

　　周群飞还提出，很多民企对科技创新的保护意识不强，“希望推动民营企业参与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民营企业在行业中的话语权。”

　　此外，周群飞认为，企业创新过程中可能面对技术风险。“创新以后，技术能否成功转入量产，如何保证不被窃取？我一直主推缩短发明专利授权时间，现在是两三年才拿下来，如果是防止窃取，我们先需要拿到一个合法的授权，这样才可以对自己有一个保障，才会让企业放心大胆去创新。”周群飞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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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张国清：

　　“咬着牙也要把天津营商成本降下来”

　　“我们不回避一个事实，天津曾是我国营商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也曾是我国政府非税收入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比例一度高达40%以上，今年要降到15%以内。”在昨日下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天津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张国清表态，“虽然有财政压力，但我们咬着牙也要把天津的营商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下来。”

　　张国清说，营商环境是事关天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是事关天津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要改善营商环境，我们要在政治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创新生态等方面综合施策，全方位发力才行，这个问题时间紧迫，等不得。我们瞄准世界标准、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的各项指标，每项指标对标，打出一套有力有效的组合拳，努力实现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

　　关于具体如何施策，张国清从理念、降低营商成本、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层面进行了介绍，“第一，要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他强调，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应该受到尊重，受到激励，受到保护，让他们在一个安全、有稳定预期的环境中尽情创新创业。

　　“第二要坚决整治不作为、不担当，天津什么都不缺，各种要素齐全，缺的就是想办法把事情办成的痛快劲，对该办但有政策障碍的个案问题，要程序规范、阳光操作、特事特办”。张国清表示，确实有一些干部死抠陈年条文，只会说不，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坐而论道，就是不直面矛盾和问题，在本质上都是不作为、不担当，是我们要整治的对象。

　　关于大幅度降低营商成本，张国清用了“破釜沉舟”这个词。他举例称，2017年天津减税降费314亿元，2018年减税降费432亿元，2019年还要减税降费311亿元，三年合计1057亿元。其中不包括营改增减税，也不包括即将实施的增值税减税和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天津自选动作为企业减税降费623亿元，直接减少财政收入，也可以说是国民收入在企业、居民、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财政收入会暂时下降，但待到天津成为成本洼地，自然就是发展高地，财政收入会源源不断。”

　　此外，张国清还表示，要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对触动国家政策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底线的行为，坚决说不，对侵害知识产权和公民、法人财产权的行为严格依法查处，公开曝光。“近期，我们依法查处权健案，依法从快严查一批侵害知识产权的案件并进行曝光，我们正全力打击黑恶势力，在天津创建‘无黑城市’，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声音

　　如果一家企业和政府部门发生了纠纷，如何获得公平的仲裁？为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应该加快修改仲裁法、培育行业协会，建立以仲裁为核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现行仲裁法于1994年制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规定需要调整。同时，营商环境需要法治保障，如果把营商环境纠纷的解决都落在司法上，司法会不堪重负，也不利于快捷、高效、低成本地解决纠纷。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

　　采写/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侯润芳 陈鹏 摄影/新京报记者 薛珺 陶冉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