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伟：做好数据治理 更快更好地推进数字化转型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 新华网北京12月2日电 由新华社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2019”1日在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涌现，快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渗透，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只有做好数据治理，才能更快、更好地推进数字化转型。 数据治理之“困” 在谈到当前的数据治理之“困”时，李伟表示，主要有四方面： 第一，存在信息孤岛，有数不能用。当前，金融业数据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不愿、不敢、不能”共享的问题，导致海量数据散落在众多机构和信息系统中，形成一个个“数据烟囱”。一是不愿共享，多数机构都将数据作为战略性资源，认为拥有数据就拥有客户资源和市场竞争力，主观上不愿意共享数据；与之类似，机构内部数据权属分割，数据所有权和事权密切相关，部门宁愿将数据“束之高阁”，也不愿轻易拿出来共享。二是不敢共享，部分金融数据具有一定敏感性，涉及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甚至国家安全，数据共享可能存在法律风险，客观上给机构间共享数据带来障碍。三是不能共享，由于各机构数据接口不统一，不同机构的数据难以互联互通，严重阻碍数据开放共享，导致数据资产相互割裂、自成体系。 第二，数据质量不高，有数不好用。金融科技背景下，高质量数据成为金融服务与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大数据提升金融精准施策能力的关键前提。然而，当前金融业整体数据质量不高现象依然突出，给数据深入挖掘与高效应用带来困难。在完整准确性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治理体系，有些金融机构在数据采集、存储、处理等环节可能存在不科学、不规范等问题，导致错误数据、异常数据、缺失数据等“脏数据”产生，无法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一致性方面，由于业务条线繁杂、业务种类多样，多个部门往往数据采集标准不一、统计口径各异，同一数据源在不同部门的表述可能完全不同，看似相同的数据实际含义也可能大相径庭，数据一致性难以保障。这给全局数据建模、分析、运用造成障碍，数据挖掘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融合应用困难，有数不会用。金融数据来源众多、体量庞大、结构各异、关系复杂。从如此繁杂的海量金融数据中挖掘高价值、关联性强的高质量数据，需要高效的信息技术支撑和可靠的基础设施保障。然而，部分金融机构科技研发投入相对不足、科技人员占比失调，利用数据建模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信息资源利用大多停留在表面，数据应用尚不深入、应用领域相对较窄、数据与场景融合不够，导致数据之“沙”难以汇聚成“塔”，海量数据资源无法盘活，数据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 第四，治理体系缺失，有数不善用。我们常说，“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技术运用的善恶完全取决于人”，这一结论对数据同样适用。科技要向善，数据也同样要向善。然而，由于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数据治理体系还不完善、机构合规意识不足，数据“不善用”的问题较为突出。从业机构违法违规成本低，为谋求商业利益而置现有管理规定于不顾，过度采集数据、违规使用数据、非法交易数据等问题屡见不鲜。例如，某些APP、网站，用户不授权提供手机号、通讯录、地理位置等信息，就无法继续使用和浏览，通过“服务胁迫”来达成“数据绑架”。此外，部分机构数据保护意识、内部管理、技防能力薄弱，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用户成为“透明人”，电信欺诈、骚扰电话、暴力催收等屡禁不止，严重侵害用户权益。 数据治理之“道” 面对上述困难和挑战，金融业如何解困破局、实现数据有序治理和高效利用，是需要共同探讨的重点议题。对此，李伟认为，数据治理应遵循四大基本原则。 首先，依法合规，保障安全。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确保数据安全应是始终恪守的底线。金融业是对信息安全高度敏感的行业，应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和防护措施，严防数据泄露、篡改、损毁与不当使用，依法依规保护数据主体隐私权在数据治理过程中不受侵害，不能因开展跨部门数据融合应用而突破现有法律法规与监管规则。 其次，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机构往往存在“N”个数据中心（数据源），呈现出多个业务条线数据分散存储、分散运行的局面，若采用“推倒重来”的方式显然成本太高、阻力太大。因此，应在保持现有数据中心职能不变的前提下，维持当前数据物理存放位置和运行主体不变，充分利用各数据中心IT设施和人财资源，构建“1个数据交换管理平台+N个数据中心（数据源）”的数据架构格局。在此基础上，制定实施统一的数据管理规则，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 再次，最小够用，用而不存。数据治理的一大难点就是如何在保障数据所有权基础上实现数据的融合应用。应消除数据所有方因信息“所有权让渡”造成“事权转移”的顾虑，规范数据使用行为，严控数据获取和应用范围，确保数据专事专用、最小够用、未经许可不得留存，杜绝数据被误用、滥用。在满足各方合理需求前提下，最大限度保障数据所有方权益，确保数据使用合规、范围可控。 最后，一数一源，一源多用。当前，无论是金融管理部门还是金融机构，各业务条线数据分散现象或多或少存在，数据多头收集时有发生。这不但增加信息报送、采集、存储成本，也导致数据责任主体不明，数据安全、数据质量难以保障。应明确源数据管理的唯一主体，保障数据完整性、准确性和一致性，减少重复收集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数据冗余。同时，建立数据规范共享机制，提升数据利用效率和应用水平，实现数据多向赋能。 数据治理之“术” 就如何做好数据治理工作，李伟也阐述了自己的四点意见。 其一，做好顶层设计，把数据规划好。数据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在组织、机制和标准等方面加强统筹谋划。一是优化组织架构。充分认识数据的重要战略意义，将数据治理纳入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时调整组织架构，明确内部数据管理职责，理清数据权属关系，自上而下推动数据治理工作。二是完善应用机制。在保障各方数据所有权不变前提下，统筹规划全局数据架构，完善跨机构、跨领域数据融合应用机制，实现数据规范共享和高效应用。三是构建标准体系。建立涵盖金融数据采集、处理、使用等全流程的标准体系，打造金融数据的“通用语言”，提升金融数据质量，为数据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奠定坚实基础。 其二，健全治理体系，把数据管理好。一是做好数据资产管理。根据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建立全局数据模型和科学合理的数据架构。在此基础上，管理维护全局数据资产目录，实现对数据资产的全面梳理和有效管控，解决数据质量不高、数据利用不足等问题。二是做好数据分级管理。综合国家安全、公众权益、个人隐私和企业合法利益等因素，制定数据分级标准，基于全局数据资产目录将数据进行分级。针对不同等级数据采取差异化的控制措施，实现数据精细化管理。三是做好数据共享管理。规范数据共享流程，确保数据使用方在依法合规、保障安全前提下，根据业务需要申请使用数据。数据所有方按规则审核确定数据使用范围、共享方式等，通过数据交换机制实现数据有序流转和安全应用。 其三，加强安全管控，把数据保护好。要遵循“用户授权、最小够用、全程防护”原则，充分评估潜在风险，把好安全关口，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严防用户数据的泄露、篡改和滥用。在采集环节，要向被采集用户进行明示，明确告知采集和使用的目的、方式以及范围，在获取用户授权后方可采集。在存储环节，通过特征提取、标记化等技术将原始信息进行脱敏，并与关联性较高的敏感信息进行安全隔离、分散存储，严控访问权限，降低数据泄露风险。在使用环节，借助模型运算、多方安全计算等技术，在不归集、不共享原始数据前提下，仅向外提供脱敏后的计算结果。 其四，强化科技赋能，把数据应用好。数据治理的核心环节是数据应用，要从算力、算法、存储、网络等维度加强技术支撑，切实增强数据应用能力。在算力方面，加快分布式架构转型，充分发挥云计算等技术高性能、低成本、可扩展的优势，满足海量数据分析处理对计算资源的巨大需求。在算法方面，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设计数据模型和分析算法，提升数据洞察能力和基于场景的数据挖掘能力，为数据插上翅膀，让数据在金融领域展翼翱翔。在存储方面，探索与互联网交易特征相适应、与金融信息安全要求相匹配的数据存储方案，稳步推动分布式数据库金融应用，实现数据高效存储和弹性扩展。在网络方面，运用物联网技术丰富数据采集维度，利用5G技术带宽大、速度快、延时低等优势提升数据流转效率，打造金融数据“高速公路”。 最后李伟说，当前金融科技蓬勃发展，金融业正处于以科技赋能实现大发展、大变革的关键时期。要深刻认识数据资源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切实把金融数据规划好、管理好、保护好、应用好，深挖数据价值、释放数据潜能，推动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 [详情]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降息，货币政策均向零利率方向趋近。如此形势下，中国跟不跟？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12月1日在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表示，我国实际贷款利率适当降低与发达经济体降到零利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完全是两码事，不应该混在一起。 他表示，我国基准利率在4-5%，中小企业的利率在6-7%甚至10%以上，在这个情况下，按照央行推动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推动贷款利息降得更多一些，是一个现实的考虑。 但是，“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像美国等发达国家这种竞争性的零利率、量化宽松政策，无底线的宽松货币，长远看是有害的，我们绝不能走他们的路子。”黄奇帆强调。 他同时指出，货币政策是总量性政策，对周期性问题有效，对结构性问题效果不太大。结构性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还是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基础性制度上解决好。 黄奇帆还在演讲中对中小企业融资难、“房住不炒”如何保证等问题作出解读，发言实录如下。 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 资料图 对于中小企业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谈四点看法。 第一，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0月份CPI同比增长3.8%，PPI同比负增长1.6%。长期这样的话，相对而言，相当于老百姓的存款利率下降了、企业贷款利率上升了。 为了吸引老百姓更好地保持稳定的储蓄增加点存款利息，考虑降低企业的负担降低企业的贷款利息，明年为了稳经济、稳增长、稳金融各个方面发展，按照央行推动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推动贷款利息降得更多一些，是一个现实的考虑。 考虑到要降低利息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提出来这么几种忧虑： （一）如果现在把利息降个百分之零点几或者1%，是不是会助长房地产炒作？ 基准利息下调面对的是实体经济，是整体的国民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调控只是其中一小个环节。要稳住房地产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有各种经济措施，不是光靠货币政策一条来控制的。 （二）现在发达经济体都在降息，中国降息是不是在跟他们走？ 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原本实际利率已经到了1%左右，再降已经变零利息、负利息。他们这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量化宽松政策，无底线的宽松货币，长远看是有害的，我们绝不能走他们的路子。 但是，这和我们讲的当前实际贷款利率适当降低是两码事。他们是在1%往0%、往负利率降，而我们基准利率4-5%，中小企业的利率在6-7%甚至10%以上，影子银行出去的15%、20%都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适当再降一点，跟美国人降到零利息、宽松货币两码事，不应该混在一起。 （三）围绕有可能发生的经济困难或者国际金融负面的冲击，我们要多留一些货币政策工具空间，这个思考居安思危、留有余地，很重要，也很正确。目前，很多中小企业已经比较困难了，这个政策空间可以及时用起来了。 事实上，我们中国的金融存款贷款利差是很高的。我们的金融GDP占全部GDP的5%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多出来的2-3个点，相当于2-3万亿，如果返还给实体经济，那实体经济会更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每年下达1万亿、2万亿，应该说把这个工具用的比较足够了。下一步，如果金融业降一个点，国民经济中各类企业就减少1万多亿元的成本。这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中国金融的问题，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问题不仅是总量性、周期性的问题，更多还是结构性的、体制机制性的。货币政策是总量性政策，对周期性问题有效，对结构性问题效果不太大。 凡是结构性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主要还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靠中央提出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要把中央这方面的政策、措施、战略性的要求落实好。供给侧的问题往往是基本面的问题，结构性的、制度性的问题，涉及到货币政策的制度体制供给、资本市场的制度体制供给、金融企业的体制机制供给等方方面面。 如果结构性的问题、基础性的问题不从根子上改革解决，靠周期性的、总量性的货币政策调节也是很难的，所以要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从基础性制度上解决好。 第三，过去两年在资管业务调整上“一行两会”按照中央的要求制定了非常好的、全面的、健康的方案，推动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效果。目前问题不在资管政策、金融监管政策方案本身上，方案本身都是非常周到、完整的。但在操作节奏上要有针对性，在实施的过程中，避免落实环节简单化一刀切倾向、层层传递加码倾向、不同部门方案同时叠加共振现象。 第四，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不仅是金融企业的问题，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小企业实体经济信用不到位的问题。信用不到位，金融机构贷款天然的、本能的就要回避，所以关键在企业基本面，在企业本身的高负债。 许多实体企业负债率不是50%、60%，而是80%、90%，甚至资不抵债。许多企业在顺周期的时候、效益好的时候，四面开花，到处布点，一遇上困难，资金链断了就破产、关闭或者各种问题都出现。所以，要做好政策引导，告诫企业必须避免高负债现象，避免产能过剩、库存爆满、市场周转不灵的现象，避免四面出击、到处开弓、到处伸手的现象，避免上马项目环节过多、串联运行的现象，避免好高骛远、干不熟悉的事情的现象。 总之，如果我们在这四个方面，特别是第四方面做好工作，那么我们整个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能够比较好地化解。[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01日消息，由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燕斐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叶燕斐表示，金融监管也必须更好的适应金融机构数字转型的需要。其中，第一个，监管必须更有前瞻性、适应性、包容性；第二个，监管必须坚守风险底线；第三个，坚决维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加强监管；第四个，可能还要合理延伸扩大监管的边界。 以下为演讲原文： 谢谢聂欧的邀请，也谢谢聂欧的介绍，前面几位嘉宾讲的非常好，非常大的启发。说点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和一些观察，这几年从我们个人的生活、工作中确实感觉到金融科技特别是以数据的收集、加工、处理、应用为基础、为核心的金融科技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金融业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服务对象上，过去我们金融关注不到的一些人群，我们想可能作为长尾的那些人群，现在通过电商、通过大数据，我们也能关注到了，并且能服务上了。过去服务内容比较大众化的，现在更加精准化、个性化，过去没有的一些产品，比如数字资产，各种代币现在也出现了。在服务方式上、服务体验上，我们现在有人工智能服务、有远程服务，在业务模式上，不管是从获客、还是在推送、还是在售后，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银行、在金融机构的内控和风险管理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感受这些变化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说过，科学是革命性的力量，什么是革命呢？革命就是新势力取代旧势力、推翻旧势力，革命就是旧势力不被推翻、新势力把它的灵魂注入旧势力的躯体当中，以旧的面貌出现、但是代表新的灵魂，我想数字科技对我们的金融业带来的冲击是方方面面的、是巨大的。所以金融业必须更好的适应数字化的变革，更好的数字化转型的需要。马云几年前曾经说过，说“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确实是，现在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金融业怎么样去适应数字化转型呢？这是很大的难题。以制造业为例，我们知道，德国工业4.0是过去1.0、2.0、3.0、4.0转换过来的，1.0就是机械化，2.0就是电气化，3.0就是工业的自动化，4.0就是工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当时我们讨论我国的工业基础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工业基础可能从1.0到2.0、3.0、4.0，这四个版本可能都有，手工可能也占很大部分，有的地方还没有实现机械化、有的地方还没有实现电气化。从银行来讲，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金融机构，不同的地域差距、机构差距非常大。从基础来讲，服务态度、服务精神，可能属于1.0版本的事情，但是很多金融机构还做不好，以前领导讲过，金融是什么行业？金融是服务业，说你们不知道服务业是什么，就去餐馆看看端盘子的就是服务业，我也想，什么时候我们到了银行的柜台或者其他的服务柜台的时候，你要发现这个服务态度比你去饭店吃饭的时候服务态度还好的时候，也许我们进入了1.0版本就做好了。我们还有很多小微企业，可能他们面临融资困难的时候他们的体会比我们去吃饭那种感觉还更深刻，比去柜台办业务的感觉还更深刻，我想金融必须改变。 改革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要处理好打牢基础与创新提高的关系。金融行业本质上是一个管理风险的行业，一定要把风险管理放在第一位。同时，金融行业也是一个信用为基础的行业，一定要把服务客户、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在第一位，只有打牢自己的基础才能创新提高。 第二个，要处理好自主与合作的关系。现在金融科技应该是日新月异的发展，从长远来看，现在可能只是开了一个头，未来的巨大变化还在后面，但是完全自主可能又做不到，包括我们很大的机构也不能做到完全自主，每个机构基础、能力、资源不一样，一定要把握好怎么样自主。同时要合作，要在金融数字科技中运用的生态圈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个，要把握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金融科技方面的投资肯定是巨大的投资，短期内成本肯定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你们媒体也可以呼吁呼吁，现在金融科技企业都有高新科技企业，税收方面有加减扣除的政策，金融业做金融科技的投入能不能纳入高科技行业考虑，做一些加减扣除，也可以促进金融业更好的应用高科技、更好的自主开发数字科技。 第四个，要处理好短期预长远的关系。 第三方面，金融监管也必须更好的适应金融机构数字转型的需要。 第一个，监管必须更有前瞻性、适应性、包容性。前瞻性就是我们要看得更远一点，我们要看到行业发展大的趋势。适应性就是我们的监管要更多的考虑到企业或者金融机构创新的需要，当然该限制的限制，但是也不能缩手缩脚，毕竟创新的活力还是在于金融企业、不在于监管。监管必须更有包容性。 第二个，监管必须坚守风险底线。尽管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给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变化，但金融的本质没有变化。金融的核心功能是金融中介和流动性转化，我们不能因为有人穿上了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的马甲，就任其搞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非法集资、融资、借新钱还旧钱甚至跑路，这方面我们前几年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经过这几年的大力治理，应该说金融乱象得到了很大的收敛。我们也不能有了金融科技就放松了审慎监管的要求，包括资产风险的分类、拨备、资本、流动性方面的一些基本的要求。 第三个，坚决维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加强监管。刚刚孙总讲了很多，我想可能提出来一个大家可以考虑研究的，现在监管部门既做行业的监管，又做消费者权益的监管，在理论上来说某种程度上可能有这种利益冲突的，所以在美国和英国它是把消费者权益监管单独作为一个部门列出来的，和金融行业的监管分开，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第四个，可能还要合理延伸扩大监管的边界。一是对金融科技公司行业属性可能还得研究研究，它到底属于什么行业，比如说是属于科技服务业还是属于金融辅助行业。二是还是要做一些对金融科技的发展数据可能要适当的收集，统计、汇总、分析。三是要根据金融机构和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业务关系，比如外包关系、底层数据、算法模型做一些延伸方面的监管。四是还是要考虑有没有可能必要把监管部门的延伸调查权延伸到金融科技公司上去，甚至有可能做现场监管和一些必要的处罚。五是怎么样更好的强化监管手段，包括我们数字监管，提升强化信息科技的建设。六是还要提升监管的能力。 第四方面，政府部门也要更好的改变，适应金融数字转型的要求。也是我们改善营商环境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讲的营商环境相对来说跟工商企业、小微企业讲的比较多，其实对金融机构来说、金融企业来说业面临同样的营商环境。我们知道金融业面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数据的问题、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四中全会讲数据是生产要素，既然是生产要素，就要充分的挖掘和利用，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人民的福祉。 第一，刚才秦局长提到，我特别赞同，政府在数据治理中要率先垂范，一定要做好信息公开、信息开放、信息共享。政府有很多的行政记录，比如环保执法、市场监管执法、安全生产执法等等这方面的行政记录。我们有一家公司就想做全国的环境信用的数据库，但是苦于很难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要么有的地方不发布，要么发布了很快就撤了，马上撤销了，处理的企业最终有整改也没有完成也不知道，所以很难对这个企业进行环境信用方面的评价。第二个，我们还有其他数据，包括孙总他们做的外部售汇数据，包括海关的企业进出口数据，对银行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些数据如果能开放的话，可能对银行业消除信息不对称发挥很大的作用。工业数据的地方，比如水、电、气，我去很多地方做得很好的，地方政府能把水和气的数据整合起来，但是整合不了电的数据，因为电的数据是行业的，有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所以为什么泰隆银行要找企业自身方面的电表数据。司法方面的信息还有财产的冻结、拍卖方面的数据。 第二，怎么样做好信息的整合，要标准化，减少数据的噪声。 第三，确保数据的真实性。20多年前，朱镕基总理给清华会计学院提字“不做假账”，给统计部门题词就是“不出假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最起码从会计各种假账来看还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也是属于1.0的问题，这些底层的数据如果都不太真实，所以我们很难做好数据治理，更不要说后面数据应用的问题。 第四，征信要开放。现在我们的征信在监管部门也好、在人民银行业好，把一些信用数据征集起来了，但是没有对合适的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开放，这可能是很大的问题，有很多企业的信用记录的数据，这些数据光给银行，包括大银行他也很难处理，可能需要专业化的征信机构来做这些工作，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解放思想，可能要形成某种征信机构有限竞争、寡头垄断这么一个格局，这样对提高征信的服务水平，对促进竞争的公平也非常有帮助，因为对小银行来说，可能他的信息数据处理能力就更差了。 总之，数字金融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种机遇可能未来会看的更清楚，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需要我们从方方面面去努力。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01日消息，由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银保监会原国际部主任范文仲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金融大航海时代：科技是桨，价值观是舵，制度是压舱石”的主旨演讲。 他提到，当前人类已经开启了金融创新的大航海时代。在这个时代，随着社会核心经济资源转变为信息和数据，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国内信息技术领先对金融的推动力，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他指出，在金融大航海时代，科技是“桨”，价值观是“舵”，制度是“压舱石”。要想借助新机遇实现新发展，一定要抓住科技推动力，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完善制度建设，中国金融的大船才能够行稳致远。 以下为演讲实录： 谢谢聂博士的介绍。数字王国算不上，北京金控集团还是一个创新的、刚刚起步的企业，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受邀请来参加新金融论坛。我觉得这个题目也非常贴切，我们现在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业现在处的历史环境不再是一个周期的收缩期或者扩张期，而是处在历史的跃迁期（Transition period）。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几点感触。 一、就时代背景而言，人类已经开启了金融创新的大航海时代 我们现在正处在各个金融机构，甚至不光是金融机构，还有科技公司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竞争时代。在人类上一次十五、十六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中，中国在竞争中相对来讲是失败的，西方的企业、国家以及整个社会，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等方面获取了全面胜利。因此出现了中外文化、经济发展的大分流。很多的仁人志士扼腕叹息，在上一次大航海时代当中，我们的结局、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在这一次新的金融大航海时代的竞争中，我们认为中国面临新的机遇。 第一个原因，现在的社会核心经济资源已经从原来的土地、人口、能源、矿产转化为经济、数据和信息。中国社会现在数据和信息量在全球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数字经济的新时代，中国是一个资源大国。 第二个原因，现在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幅提升。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认真探讨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探讨了我们如何来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制度是具有巨大优势的。 第三个原因，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竞争中，中国有信息技术领先上的优势。金融是建立在信息和信心基础上的特殊行业，中国在这一轮的信息技术上的领先，将会显著地改变金融发展业态和商业模式。未来金融创新中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是完全可能的，大家要有信心。 在本轮金融大航海时代，科技是“桨” 在上一轮历史的大航海时代当中，西方的成功是因为其掌握了航海科技。但其实很多起源于中国，像指南针、造船技术等，我们曾经一度在历史上是领先的。第三个就是运用火炮火药等武力技术的能力。西方在这方面获得了竞争的优势，使得在传统意义上的优势，比如国家面积大小、人口多少、财务贵贱等都不再重要，而技术、制度、模式非常重要。 那么在未来，什么是机构的竞争力？对一个金融机构来讲，过去的资产规模、分支机构数量，业务市场占有率大小都不再是未来的竞争力，而对未来趋势变化的洞见和把握这种趋势的能力才是竞争的基础。对一些商业机构来讲，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将没有差别，未来竞争力体现为，第一个是获客能力，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第二个是了解客户的能力，对客户的画像是否全面精准；第三个是在此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机构没有区别，卖菜、卖衣服跟卖理财也没有区别，只不过金融机构需要持牌经营。但牌照其实只是一层纸。如果具备了这些核心竞争力，短时间之内就可以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超大型的金融企业。 对于国家来讲，什么是核心竞争力？我们认为在未来，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就将是核心竞争力。像现在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整个道路桥梁的建造能力，推动了中国这40年来发生了奇迹般的增长，在未来对于数据的搜集、处理、应用的平台就是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就是国家的竞争力。我们认为这种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应该是由政府来设计规划，由市场、机构、科技公司共同来开发建设，由具有公信力、公益性的机构、企业来运营，由社会大众、中小微企业和千家万户来共享。 在本轮金融大航海时代，价值观是“舵” 如果只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技术能力，但是没有把它用在正确的方向上，社会最终会受损，而不是获利。我非常同意刚才外管局孙局说的，我们要讲“人为本”，要不忘金融的初心。那什么是金融的初心和使命呢？金融的初心就是提高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能力，通过跨时间、跨空间两个维度来分配社会经济资源，让每个百姓有更多的经济选择，让未来整个社会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让整个社会的福利边界，即“帕累托最优边界”能够上升，这是金融的初心和使命。好的金融活动能够扩大这个福利边界的，坏的金融活动是在这个边界中自己分割一大块，别人分割一小块，甚至缩小这个边界的。所以北京金控集团作为初创的企业，我们认为普惠金融既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正在着力解决企业融资中的问题、家庭理财中的雾霾度问题，和百姓生活的便利问题。我们认为这才是金融的出发点。 在金融大航海时代，制度是“压舱石” 我们要对数据都存有敬畏之心，应该非常清楚地能够界定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的“四权”关系，要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把握使用的便捷性、数据的安全性跟主体的隐私性的“三性”平衡。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所以我们认为整个金融创新始于数据、兴于技术，但成于制度。 最后一句话总结，作为一个金融企业，我们在试图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的时代特征和大变局、强竞争的时代背景。要想全面把握住这个机遇，一定要把握科技推动力，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完善制度建设。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在此次金融大航海时代，我们这条大船才能够行稳致远。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01日消息，由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主任、全国金融青联委员卓贤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卓贤表示，新消费的本质就是数字化。中国数字经济占总体经济的比重，从2008年的15%提升到2018年的34%，超过1/3的经济活动已经被数字化了，而且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数字化的速度仍保持在高位。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上周参加我那上小学三年级孩子的家长会，老师说，现在孩子不太认识两种事物：第一种事物，是机械的时钟，因为孩子对时间的感知已经从机械表转变为数字化的智能的手表、iPad、手机。第二种事物是纸币，除了百元钞票之外孩子更多的感知的是数字支付的概念。为什么会认识百元呢？因为孩子还没有手机，收不了微信红包，只能收百元大钞的红包。所以说数字化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影响的。 世界的变化总是非线性的，我们很难预料到新消费和新金融，未来的十年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但事物总是有规律的，所以我首先想谈一下对新消费本质认识。 我认为新消费的本质就是数字化。中国数字经济占总体经济的比重，从2008年的15%提升到2018年的34%，超过1/3的经济活动已经被数字化了，而且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数字化的速度仍保持在高位。 新消费的数字化一直是在推进的，从我的观察来看，大概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信息的数字化。也就是PC电脑+网购的模式，一阶段主要是为了解决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新消费功能主要是广告展示和信息搜索。 第二个阶段，支付的数字化。网络支付特别是移动支付的出现，有力推动了消费总量和消费升级。最近有一项研究，通过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移动支付使得中国家庭消费增长16%，特别是推动中国农村地区的消费增长了22%。 第三个阶段，供应链的数字化。通过自动化的物流设备，智能物流、物联网技术等，提高物流行业的效率。 第四个阶段，信用的数字化。消费者和商户的信息转化为信用，为商家和购物建立一个信用网络，同时也出以数字化信用为基础投融资。 第五个阶段，需求的数字化。消费者的诸多需求被识别、被探知、被感触，机器或者说人工智能，可能有时候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真实的需求，由此创造出新产品和新需求。 第六个阶段，供给的数字化，这推动消费者的需求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在时空上能够更好地衔接，推动从消费的互联网转向产业的互联网，对接智能制造，降低企业的库存和管理成本。 这六个阶段我认为是交叉推进的，一直到现在，新消费模式会同时存在这六项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信息功能、信用功能、支付功能，很多原来都是传统金融机构具有比较优势的功能，可以说，传统金融机构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这些功能。但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走到了前台。 在新的消费模式下，人的需求位于核心，未来新的消费需求从哪里来呢？目前，居民工业品的消费已经到了一个峰值，因此，新消费的下一个增长点应该是服务型消费，这也和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相契合。 而且，很多的服务业的供给端也已数字化了。在这样一个技术背景下，我觉得应该关注两个消费群体，就是所谓的“一老一小”。 首先，“一小”。根据一些机构的调查，中国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支出占到日常消费的比重是超过50%，占到家庭收入的比重是在20%左右。当独生子女成为家长，当大学扩招之后的毕业生成为了家长，他们对于教育投入的意愿会更高，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都给孩子买过比如说睡前故事的在线，以及一对一在线教育课程，这都反映出在线新服务消费的需求。 另外一个群体是老龄人口。老龄化促使我国消费结构的调整，医疗保健、养老、休闲产业等会更快的发展。 不要小看老龄群体，国外对“银发经济”的研究，发现了和我们之前认知不一样的现象，比如说老龄群体的消费倾向会更强，这是因为大部分老年人是没有背负按揭贷款压力的，网购数据表明，无人机的在线消费，除了未成年人外，在群体中55岁以上的人群购买比重是最高的。 和之前工业品消费的场景不一样的是，服务消费追求的是一种稳定、信任和专业，对消费者保护的要求会更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养老、医疗还是教育，不仅是供给不足，供给的质量也有限，抑制了服务业消费的扩张。 未来，金融机构在推动服务消费升级的过程中要起到更好的作用，不只是承担支付的中介，还应能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社交中介的作用、信用中介的作用，降低服务业消费和供给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质量。 时间关系，而且下面会有一个更深入的讨论，关于新消费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就向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01日消息，由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 孙天琦 孙天琦表示，古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个话运用到数字金融行业上就是“人为业之本，本固，业方安”。所以一定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数字金融发展的思想。守住这个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以下为演讲原文： 谢谢主持人。刚才李司长和秦局长讲得很好，就按他俩讲的办就行了。我讲的内容就是论证一下两位讲得都非常正确，然后交流一下我们怎么办？ 确实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数字金融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也带来了挑战，从我们实际工作看，感受到这种挑战也是非常多的，不亚于带来的便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数字金融的发展：“人为本”还是“钱为本”。 从政治角度看“人为本”，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都提到以人民为中心。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为本”：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为什么要加强消费者个体的保护？在座的各位更多代表的是经营者，但是从单个个体来讲也是一个消费者。（1）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倾斜保护。（2）市场机制，如声誉机制，给消费者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保护机制，但是各国的实践和理论也证明，市场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保护问题。（3）需要政府来保护，需要政府提供监管保护。在政府保护这一块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要防止政府失灵，防止监管失灵，大家在总结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有些论文就讲到了，原因之一，就是对消费者的大面积的权利的侵害，监管者“睡着了”。不能出现政府失灵和监管失灵。（4）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在数字金融发展领域也是一样的，要掌握好平衡，过度的保护可能会抑制市场的活力，会抑制金融创新。 从法学角度看，立法思想这几百年下来，有这么一个大的脉络。在手工作坊、物物交换时期，一个人拿着羊皮和另外一个人换苹果，两个交易者双方交易的博弈的力量比较均等，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存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不会十分突出。到现在全球化分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数字经济时代，单体的个人对着一个非常庞大的法人实体进行交易，两者之间的博弈力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全球立法思想演进脉络看的话，过去强调的是形式公平，后来，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转化，从契约自由到契约公平到契约正义转化，方向就是朝保护消费者个体转化，总结一句话，就是强调对人的保护 这应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之一。数字金融、金融的数字化是下一步整个金融业非常大的变化，在这个趋势中，强调对人的保护，也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下的践行者。这是从法学角度看。 要保护个人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等等，保护保护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要保护人、尊重人、满足人、解放人，要发展人、保障人、回应人，不能abuse人。 “人为本”，康庄大道，欣欣向荣；“钱为本”，会导致公司文化畸形，经营行为异化，会走向泡沫，毁于乱象。大家观察这几年的进程可能都有这方面的感受。 把握这几个范畴：一是技术中立和数字鸿沟。刚才李司长也说了，技术是中立的，确实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用，但是如果把它分成两大阵营，经营者一个阵营，消费者个体一个阵营。马上能感觉到，对经营者层面，这一阵营大家会把数字技术运用得更加专业，会更加有资金实力去利用它，从单体的个人角度来看，个人利用数字技术是处于弱势，所以必然会出现数字鸿沟。比如，证据的电子化，证据的产生、固定、调取等等，大多为经营者所掌握，不要说对个人提出挑战，对管理部门，要打击基于数字平台的违法违规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对这个行为进行定性，要定性的话就要取证，我们还没有取证能力，我们必须花钱请第三方公司来从数字环境下给我们固定法院认可的证据。这一点对消费者单体的个人更是非常大的挑战。 二是对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每个人是一个社会人，一点信息不公布不可能，这个中间一定要掌握好平衡。目前是利用过度，保护不足的，大家都在反思这一点。 三是法律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在新型的数字环境下，法律的供给一定要能够跟得上，否则的话乱象可能还会出现。 四是数字金融知识的专业化与大众化。过去金融知识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很专业的事，学习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领域。再加上数字技术的话，要学的更多了。 最后，古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个话运用到数字金融行业上就是“人为业之本，本固，业方安”。所以一定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数字金融发展的思想。守住这个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01日消息，由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燕斐；北京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银保监会原国际部主任范文仲；中国银行首席科学家郭为民；同盾科技创始人、CEO蒋韬；百融云创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韶峰；火币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兼CEO李林，出席第三主题“求解数据治理与数字化转型”圆桌论坛环节。 以下为发言实录： 聂欧： 大家知道，比如说谈到智能风控行业，智能风控行业头部企业大家应该都数得出来有几家，我想问一下蒋韬总，因为现在在进行行业整顿工作，经历了整顿工作之后，您对于“守正创新”这个词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解，并且对于未来拥抱监管，您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规划？同盾会怎么做？ 蒋韬： “守正创新”，我觉得首先是守正，创新的前提就是要守正，就是要坚持一个底线，同盾保持独立第三方的定位，专注科技赋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守不放贷、不引流的原则，坚守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底线。 第二、创新。我们不断强化基础研究、对核心技术的攻关，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更多创新型的工具和产品。” 聂欧： 谢谢蒋总。相同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张韶峰张总，咱们现在对于“守正创新”这个词会有新的不同的感慨，未来咱们百融做这一块的时候有什么新的举措？ 张韶峰： 我觉得这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环境非常好的问题，可能前几年大家还没有那么重视，或者说在守正和创新之间，倾向于哪边应该说是对金融相关的行业来讲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我们百融公司是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很多国有股东，从一开始对我们各种约束相对还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在选择做什么产品、做什么服务，以及跟什么样的机构合作这件事情上，平衡和天平是倾向于保守的，我们宁可市场扩张速度慢一点，还是要守住底线，因此也放弃了很多商业的机会，甚至有一段时间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正如我好几次跟我们董事会汇报的时候，我说跟金融相关的所有产业都是一场长跑，最后比的是谁活得久，而不是短期之内一城一池的得失。所以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讲，这五六年时间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到底我们百融工作任务排序排在第一位是什么、排在第二位是什么，显然守正是排在第一位的。 但是如果没有创新也不会有百融的存在，如果我们完全依照传统的方法去做，我们帮助金融机构控制风险，帮他们建立信用评估模型，其实用传统的一套模型就可以了，也不需要百融，所以在守正的大前提之下肯定是要坚持创新的。我们也在科技方面，尤其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区块链方面做了很多的投入，实际上每天都在改变中国的信贷行业，每天能够帮助很多金融机构，在他们的配合之下，让很多普通老百姓获得金融服务。我相信这个平衡至少在我这里永远排在第一位的是守正，其次是坚持不懈地创新。我是非常拥抱监管的态度，所有的东西如果没有清晰的监管思路，终究会出事的，就像最近几年一直非常火的现金贷，从最早所谓的发薪日放贷，7.14演变到套路贷，都是因为没有清晰的监管思路，最后可能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短期之内觉得自己受了益，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自己最后也会折进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清晰的态度。 聂欧：其实现在的金融科技机构以后都要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今天有一个词提到的不太多，就是区块链，但是这个词最近又火得不行，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这几年区块链是热了又冷，冷了又热，最近中央也是提到非常高度的重视程度，我也想问一下，如果大家真的只是把区块链等同为跟货币相关就是错的，区块链应该应用在实在的领域，有前景的领域。我想问李林总，您简短地告诉我们一下，您最看重未来区块链在哪些领域的使用？ 李林： 作为六年的从业者，我从全球的视角看，我并不是非常认同区块链只能用在产业服务领域，Libra也是区块链，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区块链本质上是解决数据互信的问题，数据背后是什么很重要，如果它是社会公共数据，可能我们是用区块链来建立一个社会的信用社会；如果是政务数据，就是数据政务；如果是企业的运营数据，可能区块链可以用来提升企业的协作效率；但是如果背后是货币，就变成了数字法币，背后可能起来别的资产，比如数字金融等等。这是我的第一个放在全球的视角。 第二个，这六年以来，这个行业确确实实是热了又冷，冷了又热，而且它是有行业规律的。所以回到刚才第一个问题，我简短地说，回到主持人的问题，看看区块链在什么领域应用。我目前看好的是数据本身已经比较成熟的这些领域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做用户的数据共享，刚才各个数据行业的大佬都在分享，怎么样安全、合规又可信地分享数据，这可能是区块链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各行各业都有非常多的数据可以共享，而且这些数据是非常成熟的。 聂欧： 是保护技术，可以这么说吗？ 李林： 对。因为这个各行各业都有，北京市以前有一个数据“盲共享”系统，就是把P2P的数据拿来用区块链技术来分享，这是一个小小的应用。这可能是当前我比较看好的应用，但是我个人认为当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受到几个非常严重的限制： 1．基础设施不完善。比如我们没有数字身份，所以我们两个人签合同、签协议，虽然我们可以保证用区块链来做协议的不可篡改，但是我们身份不能确定，所以没有数字货币。 2．没有数字货币、数字法币，我们在链上的信息流和资金流是不能统一的。 3．没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链上的存证到底会不会采信，等等。 这些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多场景其实在区块链落地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障碍，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是政策驱动，还不是场景驱动，现在非常欠缺产业区块链的人才，也就是说区块链是门技术，对区块链懂又对行业懂，能够把二者融合起来的人才太欠缺了，所以我们往往是找不到场景。这是我看到当前两大障碍、瓶颈，是我对当前区块链落地的看法。 聂欧： 谈到具体的监管措施，我想接下来问一下叶燕斐叶局，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尖锐，现在的金融科技机构，您觉得就像您提过的，究竟应该是作为金融机构去监管、还是作为科技机构去监管，我们对它采取的是持牌制吗，或者是备案制？我今天在好几个嘉宾发言中听到了备案制，是不是我们采取对某些产品和服务采取自声明或者备案制？ 叶燕斐： 谢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数据治理、数字转型，现在这个时代是数字时代，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也是数字金融时代。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是讲希腊哲学有一个学派叫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数是众神之母亲，数是宇宙的本源，万物即数。毕达哥拉斯在我的记忆当中，他应该是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早期的哲学家，他很有远见。在将近三千年前他就预计到数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皆数，我们现在所有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都可以以数字化来表现。从广泛的意义来说，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应用的机构应该不需要某种形式的监管，可能将来中国会出现，或者别的国家会出现一个数字监管局或者数字监管部之类的。 银行是最大的数字汇集和处理机构。抛开银行的核心功能，是经营中介和流动性转化，它其实依托的都是对大量数据的处理，它是以财务化的数据来处理。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它的核心功能。现在更多的信用数据之外还有非信用数据，就是我们说的大数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本身、监管本身就是要监管金融机构的数据治理的。是不是延伸到金融科技上？因为它和金融机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需要讨论的话题。 说到金融科技公司的定性，行业怎么把它定性？国际上把金融机构分为这么几个类别，一个叫存款类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和做人寿的保险公司，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吸收公众的存款，交人寿保费和吸收存款是一个性质，将来投资到别的地方，然后再偿还。所以它既是经营性中介，又是流动性转换的机构。这类机构所有的国家都要监管，没有说哪个国家不要监管。 基本都是在中央政府层面进行监管。第二个是其他类的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财产保险、证券、公募基金或者公募理财、私募基金、信托公司、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融资租赁公司。这几类公司，像证券、公募基金在美国是联邦层面进行监管的，在很多国家也是由证监会里监管的，但是财产保险在美国是州一级监管，而不是在联邦这一级监管，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是要监管的。但是私募基金，信托公司及贷款公司、经营租赁公司，在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是不监管的。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之后带来了影子银行，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所以有的人提出来影子银行也需要监管，现在大部分做的还是非现场监管，就是收集一些数据，分析它的动态，特别是分析它和银行业之间的借款、拆借之间的关系，根据它的杠杆率高不高。有的国家可能不一样，但是大部分国家没有备案，也不需要持牌，这是我想说的。但是对我们中国来说，信托、贷款公司、小贷机构都要监管，私募在证监会监管，所以我们国家管的范围是挺广的。 第三类是金融辅助机构，货币经纪的公司，一个是叫征信机构，还有一个叫市场信誉评价机构。国际上没有说要监管，但是信用评价机构也是因为出现了次贷之后也提出了要监管，但是实际上也没有监管，现在美国也没有进行监管。这个应该是没有监管的，不需要持牌，也不需要备案。 金融科技公司性质上是什么？因为存款类机构的核心功能是金融中介和流动性转化，其他类金融机构的核心功能应该说是金融中介，但是缺乏流动性转换这个功能。辅助类其他机构都没有这两项功能，所以一般来说是不要监管的，所以金融科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不需要持牌，甚至不需要备案，但是可能需要掌握动态。但是这些金融科技公司过去几年发生很多突出的问题，可能是穿着金融科技的马甲，出现很多问题，我觉得要把握几个点： 第一，要着力保护消费者权益。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坚决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管得非常宽的，在美国现在也管得非常严。并且在美国是联邦层面做的，我们国家是放在省里面负总责，将来是要考虑的，因为现在通过互联网，机构的业务范围完全超过了一个省的范围，可能还是需要中央政府做。第二，要防止暴力催收，暴力语言也不可以，发微信、短信骚扰也不行。第三要保护隐私权，包括数据的主权，中国叫隐私权，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保护的，这是消费者权益。 第二，防范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现在很多金融科技公司的模型和算法可能会趋同，在模型和算法趋同的时候，在市场定价、其他方面都会趋同，刚才说防欺诈，防欺诈就是防止某一种类型进行欺诈，别的欺诈模式大规模出现的时候防不住，就出现大规模的风险传递，这个时候要看看有没有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隐患。 第三，要防垄断。要防止一些金融科技公司利用自己数据方面的优势形成单一的垄断局面，妨碍竞争。比如金融科技公司可能自己去办银行，自己去办保险公司，第一个可能隐藏很大的风险，第二个可能会形成垄断。将来这种垂直整合需不需要？是不是需要拆分？这都是需要考虑的。我觉得如果把住这三个方面的点，金融科技公司还是要放得开一些，因为现在刚刚开始，还是要更有弹性。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不希望管得太死，出现风险的问题，过去是出现很大的风险，主要是我们没有抓住关键的要点，没有专门的机构，监管的权限也不是很清楚，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持牌和非持牌，这些将来还是需要考虑的。包括消费者权益我刚才说到，行业的监管、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是两个独立的事情，可能会形成一些监管的冲突，所以在这方面将来机构的设置、权力划分要更加科学一些。 谢谢。 聂欧： 我觉得叶局讲得太实在了，但是应该会有人持不同的观点，我想问一下郭为民郭总，您是在传统机构里头，又是首席科学家，如果金融科技公司真的是咱们放开，不持牌、不备案，只是管住几个关键点，您怎么看？ 郭为民： 守正创新，刚才说了创新一定要守正，因为你要可持续发展，但是你要守正必须要创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在印度做一个研究，怎么做的？低利率带来的是低违约率、低欺诈率，它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我们看，不管是P2P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科技公司放的贷款利率是多少？我这里不好说，其实是很高的，但是你看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放贷是6%，甚至百分之五点几。你在看一个产品是不是普惠金融，是不是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贷款产品，其实利率是最重要的，低利率必然有能力去获得好客户，当然，你必须支持一个低的不良，不然的话你没法可持续。我觉得国有商业银行积极拥抱新技术，我们有资金实力、有技术实力，我们不比任何人差，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里我呼吁的是监管，是给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松绑，允许我们创新，给我们创新的机会，这样我觉得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为我们中国银行担当社会责任，我不是要赚钱，因为多赚一分钱对我们个人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也不需要上市融资，我们也有工资，我们每天也不需要发愁，我们是担当社会责任。 聂欧： 明白您的意思。我还想听一下范总的看法，因为您可能是介于中间的角度。 范文仲： 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怎么监管，这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握的，以前有几个失误。 第一，有些机构有没有做金融业务其实理解不清。我们对一些机构，有的认为其做的是信息撮合，所以把这些机构定义为一个信息中介，但其实这些机构已经在进行放贷、集资，而且有一些建议利率，其实对风险的判断定价是金融的核心功能，这就不光是信息的撮合了，我们做的一些信用的描述是信息，但是一旦到建议的贷款利率，进行金融的活动撮合，其实就是金融的核心功能，我们对此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第二，我觉得以前可能做得有点失误就在于我们老是在机构监管的维度。如果说要控制银行，我们就出个银行风险管理办法，如果要管信托就有一个信托管理办法，它不叫信托，可能过两天出一个网络的信贷机构以及管理办法，过两天说咱们叫科技公司了，我们能够出一个科技公司管理办法吗？这可能就不是金融监管来做了，否则就会有点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的监管思路其实可能要换一个。从两个维度来做，第一个，我们要从行为、功能的角度进行监管。只要具有社会集资功能的机构，不管叫什么名字，都需要有准入、要持牌。只要存在流动性转换，期限错配的机构就一定要有流动性规则，不能说它对外宣传T+0，这块什么规则都没有，那是一定会出风险的。第三个，只要是显性或者隐性进行收益承诺，年化利率20%，预期收益率25%这样一定要要求具备风险损失的吸收能力，不论是资本拨备，或者其他的能力，一定要有损失吸收能力。最后，其实对一些重要的机构，我们在它开始申请设立的时候就要建立风险和处置计划，在你申请“出生牌照”的时候就要告诉我，如果你“死”了怎么办。这些安排是必要的，我们不要从他叫什么名称上来进行监管。 在这种监管情况下怎么解决创新跟风险的平衡。你要管得太严，创新就出现不了了，这又回到刚才监管沙箱的问题，我们认为国际上有一些经验可以值得借鉴，就是要用系统重要性的角度来进行监管，如果一个小的机构刚开始进行一些尝试、一些创新的时候，可以让它的监管成本稍微轻一点，它的披露内容简单一点，披露的频次可以弱一点。但是一旦上升到100万人，社会资金上亿元，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比较强的监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小的让它来出现，大的就对它进行重要性的监管。当它不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时候我们还把它当作一个非金融机构，也不能出了事情之后不管大小一刀切，影响创新。其实“监管沙盒/箱”好像是一个新的词，中国早就说摸着石头过河。 不光是沙箱，在中国是“沙滩”，而且我们已经开了好多年的沙滩了，很成功，在这方面把握住监管的维度，我们觉得非常重要。要从行为、功能的角度监管它，要按照系统重要性的维度来把握住平衡。 聂欧： 其实我觉得范总谈的就是行为功能监管，这肯定是未来要加强的，还有就是企业生命周期和企业大小、企业性质，这点非常重要。 既然都谈到了沙滩，我们请几家企业，因为大家现在也是沙滩、也是珍珠、也是钻石，再大一点或者已经进入到监管层的视野开始进行，不管您是备案制还是持牌制，还是非备案制、非持牌制。 从张韶峰开始，您希望未来有什么强度的监管，什么方式？ 张韶峰： 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因为我们是属于企业，总体来讲，我们是非常欢迎拥抱监管的，只有这样我们的行为才有清晰的界定，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合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才能让有志于长远做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人持续稳定经营。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如果未来，不管是备案制也好、持牌制也好，我们都有心理准备，确实也出了好多事情。有一点我还是想澄清一下，关于金融科技的界定到底是金融、还是科技？刚才我听范司长讲的，我其实觉得他们做的金融本身，比如说P2P，其实肯定是金融本身，它可能可以叫科技公司、叫什么信息公司，那类的我觉得百分之百是监管。但是对于真正输出科技、输出技术的怎么样监管？我觉得至少现在还是存在分歧的，也许沙箱制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百融这样的企业我们肯定立志于做百年老店的，我们肯定希望有明确的规则，我们才好去执行、去遵守。要不然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柠檬效应，劣币驱逐良币，因为你如果是长期合法经营的公司，可能很多事情不敢去做、很多业务不敢去做、很多客户也不敢去拓展，但是可能另外一些公司他敢去做，事实上造成了合规的公司经营成本很高，最后实现的是劣币驱逐良币。一旦规则清晰之后，实际大家都是一样的，其实最终我们希望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聂欧： 传统的金融机构觉得监管成本太高了，你们都没有付出监管成本都长的这么高，现在是不是监管成本要上来的时候了。有请李总。 李林： 谈到区块链的监管，我认为更多的是指数字上的监管，我有几点： 第一个，我认为数字上的监管和其他的金融产品的监管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不是单一一个国家监管的问题，更多的是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怎么联合监管的问题。 第二个，如果从单一某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监管来说，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了。 第三个，从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更大的障碍在于换汇的问题，资本自由兑换的问题，但凡资本可以自由兑换的区域走在前列，我认为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也了解，我们也大胆去猜测，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相信资本对外逐步有序的开放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还是要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这是我对于我们这个领域监管的几点看法。 聂欧： 蒋韬总。 蒋韬： 同盾是一家纯科技公司，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但本身并不涉及金融业务。对于金融科技公司建议可以在相关金融监管部门领导下，成立行业自律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促进行业规范发展，针对特定产品，比如反欺诈、实名核验，人脸识别等建立合规的审核机制，提高合规成本。 聂欧： 体系化监管。我觉得不用我总结了，大家应该都听懂了。我最后提一个关键词。瞭望智库之前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数据保护问题是数据治理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梳理完了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之后发现，总共加起来是不少的，不是我们没有立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没有专门的针对信息保护和网络安全的专门立法，当然《网络安全法》是有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细则。第二方面就是因为咱们在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各个部门主要也是从咱们自己的各自所需以及这个业态的变化比较快，所以也存在一些跟进时代和统一的问题。还有就是标准在制定的时候更多的是引导性的标准，而不是强制性的，一旦没有强制性的标准，可能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监管就很难有抓手。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每一位嘉宾都可以谈一下，对于我们这个立法层面，究竟大家有没有一些深入的思考？还是从张韶峰张总开始。 张韶峰： 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隐私、数据保护相关主要是互联网出现之后的问题，互联网不发达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互联网发达以后，一个事一秒钟就传遍天下了，互联网改变了一切行业，包括今天的主题金融。但是互联网本身又是一个多方联合共治的行业，互联网不是一个行业，理论上来讲，它其实是一种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了关于数据治理、数据隐私保护的难度，因为互联网应用到各个不同领域里、不同的行业里可能管理办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人民银行《关于金融个人信息使用管理办法》，也只是金融这一个，没有办法用一个法律管所有行业，也许有些领域就是更敏感一些，有些领域没有那么敏感，想用一部法律管遍所有的事情，我感觉在实操层面是比较难的。你不能不管，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国家的基本法律是对各个行业都适用的。 还有就是跟行业相关的，比如说人民银行的这个，可能还有一些行业自律的方法，可能不是法律，是一种法规，你要做这个行业就必须遵守这个行业的规矩。另外还有一层就是关于，作为一个企业你自身的底线，到底是纯粹追求钱还是希望你的社会公民能够获得幸福？这两者之间怎么权衡？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事情，你这个企业能赚很多钱，但是其实你明知道它会损害一些老百姓的利益，你怎么选？而且法律没有规定，你怎么办？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这个企业本身自己的初心。我觉得永远没有办法把所有事情用法律法规管起来，尤其作为企业家来讲，企业的董事长来讲，你要问清楚自己，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 中国跟国外的国家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各个不同的行业的创新同时出现，不像在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一个个来，循序渐进，中国不是这样的。比如京东，它又是一个快递公司，又是一个亚马逊，它又是一个金融机构，在别的国家可能是每个行业逐渐创新，先A行业创新，B行业创新，C行业创新，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所有的行业几乎同时创新。 聂欧： 所以监管难度多大。 张韶峰： 指望一部法律管理所有的事情实操层面非常困难，要么没法创新，要么就是搞得一团乱麻，只能找一些更加吻合实际的方法来操作，这个时候非常考验企业家的良心、底线。 聂欧： 企业自律在咱们的法律还没有跟上的时候，企业自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张韶峰： 排在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底线，你自己问清楚你要追求什么。 聂欧： 李林总也简单回应一下。 李林： 我觉得区块链这个行业的特征有几个，一个是全球性，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区块链业务活动的主体，全球性平等对待的问题，不能说因为你是国外人，不在互金类，你做一个业务中国可以不管，因为你是中国大陆的公民，你在中国境内，或者你不在中国境内，这个很重要，因为它天然就是全球性的，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有点像美国的长臂管辖，对全球的公民是一样的，不管在境内还是境外，是不是美国公民都是同样的标准。 聂欧：所以规则标准是最重要的。 李林：这是第一个，区块链数据上的法律确定问题，比如说数字身份证是不是有效的？比如身份系统出来了，它能不能有法律作用？数字资产是不是有法律地位？等等，这两类是对于咱们这个行业非常重要的。 聂欧： 好，蒋韬总。 蒋韬： 中国版 “GDPR”的推动和落地将会进一步明确行业的边界和准则，强化个人信息保护，进一步促进数据的共享和融合，从侧面推动新技术的发展。 比如同盾科技正在大力研发的联邦学习，它是一个采用分布式深度学习技术，参与各方在加密的基础上共建一个公共虚拟模型，训练和交互的全过程各方的数据始终留在本地，不参与交换和合并，能很好解决隐私安全、数据共享的难题。 联邦学习有望成为下一代智能风控的重要底层技术，同盾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美国公立常春藤名校佛罗里达大学的终身教授李晓林在主导开发联邦学习技术，在这一领域同盾科技已经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同盾一直坚持主动拥抱监管、合规经营、科技向善的主张，希望在未来能更加深化与各监管部门的联系和互动，共同促进数据分析行业健康发展。 郭为民： 我觉得你刚才说了很多立法，但是现在不管是产品还是客户需求和整个生态其实都发生很多变化，以前我们认为可能它不是客户隐私，比如你走路的步态，对于现在来讲也可以作为一个行为指纹来认定你，其实这些技术在发展，尽快建立一个适应新的数字时代发展的法律体系架构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聂欧： 这点补充一下，在央行金融科技规划里面应该是动态实时调整是吧？我看到这么一句话，动态实时调整。范总。 范文仲： 法规方面我们就三个建议：1．确实都需要，但是制定的时候一定要加强一致性，所以有一个统筹规划，我们也在北京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制定一些商业性的规范，必要性是有的；2．要有操作性，这个法规一定要把它内嵌到系统和流程中去，不能光制定，不用它。包括取数的模板，还有你往外给数的模板，这种合同一定要体现这些法规的要求；3．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制定一个法规可能刚制定完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社会反馈和监督机制，让它能够不断地更新，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效果怎么样，然后不断地改良。不能出来以后马上就不管它了，马上制定下一个，刚开始的效力肯定会有疑问的。 聂欧： 我发现范总是有一跨监管者的灵魂和从业者的脚步，脚步走得很快，灵魂还在监管层。叶局。 叶燕斐： 四中全会把数据定为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产权的界定可能是最关键的，所以产权应该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收益权、使用权。从这个角度来说，立法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立法可以从哪几个层面？考虑我们国家是大陆法系，可能首先要在《民法典》《物权法》里面数据的产权属性；针对个人权利，可能要上升到宪法层面；怎么样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立法现在有很多，我估计还是要有一个集成的问题，要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把它统揽起来，专门一个合成性的法律是值得考虑的，包括欧盟出来的关于数据立法，叫GDPR。第三个要有国际的协调，刚才的同志说得很好，我们很多数据都是在网上，包括区块链以及其他的。所以网上的数据怎么核实、怎么保护也是需要国际立法的协调。第四个，可能还是要有部门规章，因为你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还是要有部门规章。 整个过程可能是一个长远的过程，所以我想可能是一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法规迭代的过程，在大的层面，包括《民法典》《物权法》在修订的过程中要考虑。同时，我们的规制也要做，最终看形成一个什么，反正这个事情可以往前推，因为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你不做规章方面的应对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 另外我想说，刚才说备案和持牌的问题，我对金融科技公司不太主张持牌，备案我也不太主张，但是可以在监管的，比如《银监法》或《保监法》，能不能延伸调查权方面，他的延伸调查权可以指向金融科技公司，这样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可以处罚你、可以查你，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日常监管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聂欧： 非常感谢今天的各位嘉宾。感谢大家对我们“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的支持，也期待大家明年的时候能够跟我们再相聚第五届，也期待各位嘉宾跟我们相聚第五届。[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01日消息，由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中国银行首席科学家郭为民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银行首席科学家 郭为民 郭为民表示，数据治理架构尤其是基础设施的保障，也是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非常好的基础，这个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可行性现在应该说也是比较充分的。什么叫数字化，其实对于商业银行来讲我们的追求就是金融服务无处不在，但是可能不在银行网点，不管在场景还是在任何渠道，随时、随地、随心地给你提供服务。做到这点要做到渠道、产品、营销、风控、运营都要数字化。如何数字化，最关键的是经营理念的数字化和组织架构的数字化。其实从单一的角度来讲，你把它割裂来看，做哪个都不可能成功。银行这么大机构、那么多部门，五、六级的管理层次，想从某一方面去数字化，别的必然会反弹，它不适应。所以从银行的角度来讲，从经营理念和整体的组织架构去支持数字化的运营、支持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这个其实是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以下为发言原文： 刚才各位监管的领导都就数据治理从宏观的角度做了非常深刻的阐述，这里我就承接刚才范总讲的大航海时代，对关于商业银行如何数字化、什么是数字化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中国银行是一家百年老店，作为百年老店，就像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一样，它可能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在时代转换周期会有能否跨越转型门槛的担忧。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我们大到不好变、晚到变不了，这是困扰我们的问题。 我们讲技术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究竟什么技术发展以及未来几年内会有什么技术发展能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张图，这个图其实是HP的一个主管，也是刀片服务器之父，他的一张图，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到位。第一个变化，所谓从编程式到训练式。我们传统的算法都是编程，可能有一些线性的规则，根据一定的业务流程或服务流程等去做一定的Program。现在大家知道我们有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基于训练的方法，但它的本质是什么？这其实跟第二个现象是有关的，就是我们所谓从摩尔定律到新物理定律。什么是摩尔定律呢？就是我们的计算力每一到两年可能都会增长一倍，但是我们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最简单的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其实它的参数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地进行模式识别。世界上最大算力的并行计算机每秒也就是2的60次方左右的计算能力，当我们遇到一个复杂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传统上讲叫NP complete问题的时候是指数型的，比如2的N次方，这个N如果超过60，就是说我们超过60个因子在里头的话，其实人类目前靠自己的计算方法是无解的。就是说我们好像觉得科技发展很厉害，但其实一直是遵从摩尔定律的，而且离我们对一些复杂问题的求解差得应该说十万八千里。现在有可能会改变，我们量子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说可能突破摩尔定律，我的算力一年可能增长2的10次方，而不是说2倍，这个是一个应该讲我们觉得未来对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各种技术的应用都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还有类似于像我们一直在讨论Date lake（数据池）或者Date center（数据中心）的问题，大家考虑数据治理还是从集中的数据管理角度来谈，现在的趋势包括边缘计算等这些新的技术出现，数据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无处不在的数据如何保证它的隐私、如何保证它的安全，类似于区块链这样的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解决方法，但是还有很多，不管是技术层面、业务层面还是监管层面，其实还有很多问题，目前大家应该还没有思考的特别成熟。包括存储，现在有些发展，像我们人脑其实存储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读取数据、怎么去处理数据。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把数据存到DNA里，只要一公斤就能够存储我们现在互联网上所有的数据，但是问题是如何去读取这些数据，这些问题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很多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可能在未来的5—10年内有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当这些进展一旦发生的时候，对我们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实都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很多影响，包括客户的习惯。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现在中国银行一万多个网点，每天到店的人次，不同口径，从40万到100万不等，但是每天访问我们手机银行的超过1000万，峰值的时候超过2000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物理渠道和线上渠道它的趋势分化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也非常清楚，应该在网点里做什么、应该在线上做什么。包括客户的选择、包括银行到底是经济人还是代理人的定位问题，其实随着技术的变化我们都必须要重新思考。 关于紧迫性，对传统银行来讲，线上线下都是我们的渠道，我们在线下渠道有超过50%以上的人员，这些人员怎么办，我们现在有标准化和个性化的挑战，其实我们希望给我们的每一个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我们希望每个网点都有个性化的标准，比如说我们海南的网点和我们黑龙江网点的装修，现在是一个标准，但应该一个标准吗？对于我们消费者保护、监管的一些其他要求，是不是适应现在的个性化需求，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目前面对的挑战，当然还有风控和体验、稳健和敏捷等各种矛盾。 数据治理架构尤其是基础设施的保障，也是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非常好的基础，这个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可行性现在应该说也是比较充分的。什么叫数字化，其实对于商业银行来讲我们的追求就是金融服务无处不在，但是可能不在银行网点，不管在场景还是在任何渠道，随时、随地、随心地给你提供服务。做到这点要做到渠道、产品、营销、风控、运营都要数字化。如何数字化，最关键的是经营理念的数字化和组织架构的数字化。其实从单一的角度来讲，你把它割裂来看，做哪个都不可能成功。银行这么大机构、那么多部门，五、六级的管理层次，想从某一方面去数字化，别的必然会反弹，它不适应。所以从银行的角度来讲，从经营理念和整体的组织架构去支持数字化的运营、支持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这个其实是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思考，转型的方法论，比如说我们可以借鉴成熟的经验，其实现在没有成熟经验，因为大家知道数字时代来临的时候，银行作为中介他未来存在的价值在哪儿，其实这都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银行怎么变才能适应未来5到10年的发展？其实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的。小步快跑行不行，不断的优化？我们做架构改革行不行？其实大家都在尝试，也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挑战，我们认为其实还是双轨制，就是说要有一种新的体制机制，监管要允许商业银行去做创新，给他空间，去解决我们大到不好变的问题。因为要从体制机制上，从组织架构上，从全方位去做数字化，它很难在一个传统的商业银行现有的体制机制内去做的，所以需要有一个新的模式，比如说像类似于直销银行牌照等。我们也希望呼吁监管给予商业银行空间、机会。晚到变不了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必须马上做，因为变革已经来了，百舸争流，大家都已经出发了，传统商业银行作为国之重器，如果说现在还不能够从根本上进行数字化的改变，也许真的到有一天我们会晚到变不了。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01日消息，由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2019”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雷曜 雷曜表示，金融服务消费领域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让金融更加精准地服务人民，践行金融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 以下为演讲原文： 高兴再次来到新华社的新金融高峰论坛，很多都是老朋友，但是今天也来了多新朋友，向各位同事、各位朋友分享一点我对新消费、新零售的一点粗浅认识。 说到这个“新”，我想可以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新”是新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所以我想第一个“新”就是要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大的方向，由消费来决定经济运行的大方向。 第二个“新”是消费场景新，“场景”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频频被提及的关键词。 在这两个“新”之下金融能做什么？我想还是和大家过去三年在这个论坛上的讨论一样，应该说要特别发挥好数字技术的作用，服务好新的消费引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我想分享三个要点： 第一，我们还要继续利用数字技术来增加我们金融的覆盖面，降低金融的成本。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移动支付便民工程的总结会，在这个会上，我们对过去几年以移动支付为引领的数字普惠金融为社会、为国家带去的变化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总结。其中我们也发现，金融，特别是移动支付很好地覆盖了交通、零售、餐饮、教育、医疗这些消费的场景，通过对场景的服务、对场景消费的支撑，实现了普惠金融的初心、宗旨。 第二，数字技术还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政策制定者增强识别能力。我举两个小例子： 例一：在脱贫攻坚工作当中，需要很好地识别扶贫对象，人民银行很多分支行推出了大数据再贷款的平台，再贷款传统上是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它对于贫困户而言是一个间接性的政策支持工具。有了数字技术的支持，它就变成了一个直接的服务于贫困户的政策工具，精准性大大提高。 例二：在绿色金融领域，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推动金融机构推出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标准目录，这个目录帮助金融机构和投资人更好地识别资金投向的项目是不是环境友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在短短的3-4年当中，中国的绿色信贷已经成为全球余额最高的国家，绿色债券的余额也达到了全球第二名。希望未来在消费领域利用这样的数字技术也能达到同样的精准识别、精准投放的效果。 第三，数字技术能够帮助小微企业，特别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形成更加优质的资产。传统型的银行有过于注重抵押资产的倾向，这个抵押资产往往又是传统的房地产比较多。但是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型的小微企业更多的拥有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环境权益等软资产。怎么把这些资产转化为金融机构满意的抵押品？数字技术能够做到，通过形成一些流动性管理的平台、价值评估的工具，能够大大提升刚才讲的这几类软资产的银行满意的程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公共服务。数字技术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更进一步看，实际上数字资产恰恰是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的资产，这里面就包括了零售、餐饮直接拉动消费的企业。 总之我想强调，金融服务消费领域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让金融更加精准地服务人民，践行金融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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