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及“中央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时,中国财长部部长楼继伟幽默地用英语回应称:“help but not bailout!”(中文意为“援助但不兜底”)[详情]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也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G20成员已经准备好积极应对英国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详情]
近年来全球贸易投资不振,贸易增速连续4年低于经济增速。G20成员贸易占全球80%,吸收外资额占70%,对外投资额占80%,所以有能力也有责任采取积极措施,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详情]
目前国内企业债务没有系统性、区域性的风险爆发,公共财政不能轻言干预。但是他也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会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发生风险而绑架国家。[详情]
楼继伟表示,只要是真正的税收再分配,就会受到真正的阻碍,但我们义无反顾地要做。[详情]
他举例说,目前国家刚刚向跨境电子商务征税,而在此之前,跨境电子商务只缴纳很低的税费,境外电子商务税费比国内制造商的增值税还低[详情]
楼继伟表示,G20国家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促进创新发展。[详情]
2016年G20主席国这一身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可以带领全球经济摆脱贸易和投资低迷。[详情]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流动性泛滥下 G20需力阻各国竞争性货币贬值 每经记者 朱丹丹 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其中,英国脱欧及其对汇市的冲击等涉及全球金融治理的话题,无疑是外界最为关注的热点。 G20究竟如何应对英国脱欧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全球经济依然低迷,一些国家依靠货币贬值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诉求强烈,各国之间有没有可能出现“汇率竞争性贬值”?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元加息又会带来哪些外溢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多边协调机制降低汇率战风险 NBD:您认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邓海清: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怎样促进经济增长恢复正常轨道。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技术进步进入相对停滞状态,需求增长乏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两重引擎失速,全球经济仍维持在亚危机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多国复兴,英国脱欧、部分区域摩擦加剧,都是经济失速带动政治矛盾所引起,并由此出现以邻为壑的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全球回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防范经济失速带动政治和军事摩擦,进一步导致全球危机发酵的可能性。 NBD:随着全球经济低迷,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一些国家依靠货币贬值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诉求强烈。在您看来,各国之间有没有可能出现“汇率竞争性贬值”?又该如何加以约束?同时,避免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难点在哪? 邓海清:当前各国采取“以邻为壑”汇率战的可能性主要来自于政治动荡的风险。参照“二战”前的教训,类似汇率政策会导致巨大的全球动荡乃至战争的风险,是当前成熟政治家所竭力避免的。一旦全球出现重大的经济萧条,或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将加大重蹈汇率战悲剧的可能性。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存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G7(七国集团)、G20等多边协调机制,各国之间可以借此来达成妥协,缓释一部分政治风险,因此爆发汇率战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但要彻底防范这种悲剧的发生,必须让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 NBD:今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继续走向分化。比如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元指数触及4个月高位。那么,美元加息会带来哪些外溢影响?又该如何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邓海清:美国加息最大的外溢效应是会导致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出,并增大这些国家经济衰退的风险。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必须避免在美元加息时出现经济衰退和被剪羊毛的风险。 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方式来防范风险:1、重塑中国信心,打破贬值预期的恶性循环,核心是恢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应当在适当的时间进行汇率改革,注重控制汇率改革中的贬值风险;3、维护资本管制,避免在美联储加息中的金融风险;4、有选择地开放,在开放次序上,先行开放风险小、收益高的项目;5、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 ●流动性泛滥已成全球难题 NBD:虽然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有一月多的时间,但英国脱欧及其影响无疑是此次G20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您认为脱欧公投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哪些冲击?这些冲击会不会长期存在?该如何应对? 邓海清:脱欧事件本身对金融市场影响不大。由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最差也是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的经贸合作,同时双方资本账户均高度开放,并不存在英国与欧盟进行贸易战或者经济战的可能,因此脱欧事件对经济影响不大,自然也就难以带动股市的长期下跌。 对于英国脱欧,唯一不应低估的是对汇率市场的影响,即对英镑和欧元的打击。欧元作为多国联合货币,其资质高于任何一个成员国原有币种,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货币;而英镑尽管是独立货币,但从历史上看,其走势与欧元高度一致,表明英镑可算是欧元的影子货币。英国脱欧同时导致英镑和欧元的信用下降,更严重的是欧盟解体风险增加,一旦欧盟不复存在,则欧元的暴跌可能没有底线。 NBD:近年来,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您看来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邓海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在“二战”以来持续存在,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全球各国的利益,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多边开发体系应当适应全球的动态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我国目前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当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掌握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集中体现为一国对国际经济规则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不仅越来越必要,而且越来越有利于改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多边层面,要致力于改革与完善现有多边机制,在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促进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谈判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要致力于构建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的新体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在成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而在区域和双边层面,要以开放、包容原则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NBD:从您的角度来看,最希望这次G20会议能达成哪些成果? 邓海清:本次G20会议的成果对当前全球反全球化趋势的逆转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应当达成反对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全球共识;全球应当意识到,流动性泛滥已经成为全球难题,各国应该更多依赖财政政策,而非竞争性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应当推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全球化,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详情]
当前的全球经济已经不是撒点钱,然后就“你想涨,想涨就能涨”的。 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G20:结构性改革 刻不容缓 记者 周艾琳 祝嫣然 进入2015年后,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马力均有所减弱,这并非因为各国经济已完全复苏,而是长期过度承压的货币政策已近“黔驴技穷”。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流动性陷阱”似乎成了“通病”——无论如何释放流动性,都无法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提升通胀。 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7月23日、24日在成都举行,如何应对上述症结成为重要议题。24日公布的G20公报重申,要用尽一切工具,结合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4日表示,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此外,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发达经济体要继续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推进金融部门改革。 货币政策“颓势”显而易见 7月21日,欧洲央行召开自英国公投脱欧后的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结果,欧洲央行选择按兵不动,维持三大主要利率、QE购债规模(每月800亿欧元)不变,这与英国央行的表态如出一辙。此前,全球央行在英国公投脱欧后纷纷表示出扩大货币宽松的意图,眼下却纷纷选择观望。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也对降准等措施有所顾虑,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数据间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并在今年6月创下新高,这令中国企业的“流动性陷阱”备受关注。甚至有学者表示,降准及全年M2增长13%的必要性正在下降。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小,西方国家的财政空间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国仍可动用财政空间来辅助结构性改革。 无独有偶,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近期表示,本轮经济下行压力的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的叠加。应更重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例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降低企业成本、扩大社会需求、改变供需两弱局面,并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 盛松成认为,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更有优势。截至2014年底,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49655亿元,与当年 GDP的比为39.2%;中国企业税负较重,降税能迅速增加企业利润,有效推动企业生产积极性。2013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8%。 “经测算,可将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为3.5%,首次超过3%)。由此可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更好地支持供给侧改革,且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盛松成说。 美法财长谈结构性改革时都提及中国 楼继伟23日在G20会议上表示,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强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 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米歇尔·萨潘24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结构性改革是此次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手段,G20国家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结构性改革,各国都不一样,不应该泛泛而谈,而是聚焦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产业,都应该有具体措施。比如,中国钢铁、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就比较有代表性。 他表示,结构性改革有一些优先的领域,比如贸易和投资、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财政的可持续等。此次会议也通过了一套监测和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如就业率、劳动生产率等。 对于具体的结构性改革,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G20会议期间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困难,且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财政政策绝对不能取代结构性改革,“如果中国能够以财政空间辅助改革,例如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合理运用财政空间就能帮助过剩产能部门的失业、低技能员工度过过渡期,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中国今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成效显著。例如,此前国有企业挤占了大量资源,且大量债务得到政府刚性兑付。然而,新的大环境是,政府希望打破刚兑现状,鼓励通过市场化处理债务问题。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30日,国内债券市场今年上半年发生42起债券违约事件,其中8只债券由担保人代偿。此外,还有29只债券发出兑付风险警示。一系列数据远超2015年全年。 G20会议期间,当被问及“中央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时,楼继伟幽默地用英语回应称,“help but not bailout!”(中文意为“援助但不兜底”) “至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何时参与,当出现系统性风险,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公共财政不得不介入,”楼继伟强调,“这是纳税人的钱,要评估这给纳税人的损失,不轻易进行财政干预。” 楼继伟同时表示:“政府不能不作为,而作为就是预防,即宏观审慎监管。就重大金融风险而言,尤其是‘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这会对国家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这时宏观审慎管理就要及早防范。” 除了合理运用财政空间,税收也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在各国期望从结构性改革的根源上探寻经济复苏的出路时,税制改革也被寄予了厚望。 楼继伟23日表示,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Angel Gurria)也认为,税收政策是G20结构性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税收政策能够推动劳动参与率,提高对劳动力的投资,推动平衡区域的差异和国内的差异。 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办了税收高级别研讨会。多国财长都表示,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详情]
成都新高度:G20会议引世界瞩目 2020年服务业剑指万亿 ◎每经记者 谢振宇 周宇 成都跃入全球新视野。7月23日、24日,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 这是G20会议第一次来到中国西部地区,同时表明成都正在国际经济、中国国家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谈及G2O会议落户成都之因,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首先,成都是重要的西部城市,西部大开发在成都有着突出的、战略政策的体现;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成都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枢纽,在两个国家战略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实际上,成都也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气魄,迎接了对世界经济最有话语权、代表着全球经济发展方向的20国财政高官们。 多年来,服务业已成为成都市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成都市服务业发展2025规划》中,成都针对服务业列出了“十大行动计划”。其中,打造“国际购物天堂”等计划,正让成都这座历史名城加快国际化的步伐。 成都在国家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向东,中国向西。 “英国脱欧”、“结构性改革”、“全球经济环境”、“G20成都公报”……G20成都会议期间,这些关乎全球经济发展脉搏的议题在成都发声,传遍全球。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在中国西部城市成都举行,给朱光耀及参与嘉宾留下深刻印象。 “成都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枢纽,在两个国家战略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朱光耀认为,这次会议让世界更好地认识成都,也有助于成都与世界紧密相连,更好地贯彻‘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这两个国家战略。 当前,成都正在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专家认为:此次会议对于成都在金融国际化、城市管理国际化、产业国际化、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将有相当程度的促进,而这也将给成都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上带来更大的助推与深远影响。 “作为西部经济大省的省会和中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国家规划的‘西南地区的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成都已成为中西部地区资源集聚度最高的城市。同时,成都亦成为中国西部改革创新、对外开放的重要区域。”G20会议上,参会媒体对成都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今年5月4日发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 据悉,按照现有规划,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之路从面向亚欧辐射全国的经济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中心、广聚全球资源的对外交往中心、国际知名的文创中心、通达全球的综合交通枢纽等五方面重点推进,全球化的视野和雄心均已蕴含在内。 而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服务业一直是成都城市经济的一张名片,占全市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为地方经济重要引擎。有专家指出,现代服务业对成都市稳增长、促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而随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部署的深入实施,成都现代服务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打造国际购物天堂 成都服务业剑指万亿 服务业已成为成都市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主要支撑。有数据显示,2011~ 2015年,服务业年均增速约10.1%,到2015年,成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5704.5亿元,全市三次产业比调整为3.5:43.7:52.8;服务业全年实现税收1310.9亿元,占全市税收比重64%。 前期,成都又提出,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购物天堂。这是成都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又一大措施。根据规划,成都力争5年强化基础、10年基本建成、15年全面建成国际性消费中心城市,成为带动周边、服务全国、联系世界的消费目的地、国际购物天堂。 事实上,将“国际购物天堂”打造成成都亮眼的名片,是成都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又一大措施。目前,成都的国际一线品牌引进率超过85%,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90%,成为西部地区高端国际品牌投放首位度最高的城市。 国际购物天堂,也包含在成都针对服务业列出的“十大行动计划”之中:国际购物天堂、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国际美食之都、国际门户枢纽、“创业天府”、国际会展名城、文化创意名城、国际赛事名城、“互联网+”、金融创新。按照《成都市服务业发展2025规划》,到2020年成都市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9800亿元左右,继续保持在西部城市中的领跑地位。 与此同时,成都正绘制全国服务业核心城市新蓝图。 成都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曾对外介绍,成都紧紧围绕建设现代服务业核心城市目标,在大力完善服务业发展、促进政策措施和配套功能的同时,顺应消费服务国际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致力于创造更多新兴消费内容、引导新型消费方式、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更好地激发消费潜力、释放消费活力,“服务业也需要转型升级,互联网经济、楼宇经济和开放型经济是我们的三大抓手。” 楼宇经济“强引擎”加速城市国际化步伐 筑巢好引凤。实际上,楼宇经济已成为推动成都发展持续腾飞、城市国际化的“新引擎”。同时,有了更多高标准的写字楼等楼宇,也让成都更能吸引来自全球的知名企业和高端企业家、创业者入驻。 近日,成都某知名商务总部区相关负责人不禁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感慨称,一些企业前来接洽希望进驻园区,但尴尬的是,园区项目供应有限,只能高要求选择企业,暂不能及时满足更多市场需求。 早先,国际知名咨询机构仲量联行正式发布2015《成都楼宇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目前成都高质量楼宇相继呈现、楼宇入驻企业不断增长、企业经营绩效持续提升、楼宇配套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楼宇经济已成为推动成都发展腾飞的“新引擎”。 7月以来,曾被成都写字楼业界和商业地产界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银泰中心2号写字楼整栋出售给华夏人寿,3号写字楼整栋出售给平安人寿。对此,业内专家分析指出,整栋购买物业,这类案例在成都业界颇多,都说明成都写字楼的价值被各方所看好。 投资人对成都商业地产的信心正不断增加。已经经手成都数宗大宗交易的戴德梁行华西区相关负责人认为:“进入2016年后,西部重点城市投资市场逐渐升温,市场投资潜力开始逐步显现出来。”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中粮集团副总裁、中粮地产董事长、大悦城地产董事长周政。成都大悦城总经理田维龙透露:成都大悦城已经投入了160亿元,开业半年,引进商家及品牌500个左右,其中还包含大量首次进入成都的品牌。周政表示“还将继续加大投资”,“十三五”期间,中粮集团拟新增投资约300亿元。 太古集团这家历史古老的英资洋行,此前关注了中国内地市场20年,到目前仅有4个项目,2015年4月正式开业的成都太古里就是其中之一。太古地产2015年财报中显示,成都远洋太古里目前租用率已经达到88%,很看好成都项目并预测“2016年成都的零售销售额将稳步增长”。而同处成都春熙商圈的成都国际金融中心(IFS)的第一办公楼也在2015年完成了整租。据悉,成都IFS今年推出的精装楼层,在走向市场之前已经吸引了众多租户的关注,早早就进入了“准进驻企业名单”。成都IFS自开业以来,一至三层的国际一线奢侈品旗舰店多家营业额名列全国前三,有些更是成为全国销售冠军店,成都IFS的营业状况已经证明了成都“奢侈品第三城”的头衔并非浪得虚名。 作为四川知名房企,明宇实业集团在成都开发了数个商业地产项目,且以自持为主。明宇实业集团董事长张建明认为,商业地产运营的好坏应该要看“租售比”:“北京的租金高,但销售单价也高,成都的‘租售比’算下来,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升值空间大,高性价比将吸引大量的投资,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投资兴业很好,也能为商务楼宇经济的持续繁荣注入活力。”[详情]
G20框架下宏观政策路径选择:宽财政成主力 短期难现降准 本报记者 杨志锦 实习记者 曹琦 北京报道 导读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相对平稳,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速也不低。现阶段货币政策应维持观望,降准降息在四季度操作比较合适。” 日前公布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下称“公报”)称,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在强调结构性改革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强调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我们共同的增长目标同样重要。 前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结构性改革政策的表述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财政政策实现,由结构性改革来增强未来增长潜力。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和以前相比,各国央行在放水问题上都表现出很大的克制。这次G20强调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战略是继上海G20会议的一个进步。” 对于汇率,公报称,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短期内不会降准 公报表示,鉴于近期形势变化,我们重申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我们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阐述了其观点。他在G20成都会议上表示,一是需求管理政策仍然重要。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二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 方正证券首席学家任泽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已经把货币政策发挥到了极致。通过货币放水来刺激经济增长不如通过基建投资、实施大规模减税效果好。最好的是结构性改革,但全球没有为结构性改革作好准备。 对于中国而言,宏观经济短期企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速为6.7%,处于年初确定的6.5%-7%目标区间内。不过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仍需宏观政策托底。 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6月CPI同比上涨1.9%,增速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有分析机构认为,物价对货币宽松的制约作用明显下降,而美元加息延后则为央行降准降息操作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 “从经济增速、CPI等数据来看,目前确实存在宽松空间。但货币政策边际作用降低,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用总量政策(货币政策)能否解决问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相对平稳,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速也不低。现阶段货币政策应维持观望,降准降息在四季度操作比较合适。” 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7月16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16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坦言,现在货币政策有一点陷入流动性陷阱的现象,大量的货币发行出来后并没有能够迅速拉动经济。 鉴于此,他认为应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才能维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他建议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赤字率达到3%-5%没有问题”。按照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赤字率将达3%。 中信固收团队认为,“宽财政”有望接过“宽货币”手中的接力棒,发挥刺激经济的主力作用。 对于结构性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报道,在部分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去产能方面。因为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强劲反弹,部分已经关停的产能甚至重新复产。结构性改革仍需财政政策发力。 人民币渐进、长期贬值 对于汇率,公报称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 “个别国家实行竞争性贬值的措施不一定有效,只会带来汇率动荡,可能导致全球汇率关系紊乱。因此需要在全球提出汇率政策的协调,这也是G20提出汇率承诺的目的。”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中信证券固收团队解读称,人民币将在可控的条件下渐进、长期贬值,在避免过度波动的同时推进市场化。对实体经济而言,渐进贬值可促进出口和国内消费而提振经济。 2015年8月11日,央行启动人民币中间价改革,强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日收盘汇率,以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截至7月25日,中间价已贬值9.31%。 央行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交易员普遍认为,当前的中间价定价机制更加透明。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已更为深入。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成都会议会上表示。 (编辑:马春园)[详情]
G20力推结构性改革 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汇聚一堂,共同研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英国公投脱欧为当前增长疲弱的世界经济再添不确定性。G20也重申,要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G20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出台,用以指导并协调各国改革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承诺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全球总需求;加强国际税收合作,落实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提高税收透明度等。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这是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顶层设计”,将进一步提高G20各国改革行动的协调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各成员协同推进和落实改革,最大限度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 本报记者 周潇枭 成都报道 导读 除了常规财政、货币政策之外,推动结构性改革也逐渐成为G20国家的共识。财长们在成都会议上还就税制改革展开专门研讨会,希望通过税制改革来实现创新驱动、促进投资贸易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等目的。 7月23日至24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汇聚一堂,共同研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6月23日英国公投脱欧,为当前增长疲弱的世界经济再添不确定性。英国公投脱欧后续影响,成为成都会议热议的话题。 英国新任财政大臣哈蒙德在成都表示,英国公投脱欧是这次G20会议的头号大事,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新要素。经多国央行通力合作,虽成功稳定住脱欧后的金融市场波动,但后续可能还会面临新的挑战。 各方也在积极应对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联合公告表示,已经准备好积极应对后续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希望英国作为欧盟的密切伙伴。 G20也重申,要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脱欧影响可控? 英国脱欧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7月19日,IMF在其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英国公投脱欧给世界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前景趋于恶化,尤其对欧洲发达经济体而言。IMF同时将世界经济增速下调至3.1%,比4月份预测低0.1个百分点。 不过,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意大利财长帕多安在会后发布会上表示,在英国脱欧之前,世界经济已经表现疲软,增长速度需要调低。 成都会议为哈蒙德上任后的国际首秀,哈蒙德在会议期间,与多国财长进行会谈,就英国脱欧等交换意见。如德国财长朔伊布勒与哈蒙德会谈,双方均认为必须尽量最小化英国脱欧的负面影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英国和欧盟代表在成都会议上均表示,脱欧之后双方仍将保持密切合作。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后发布联合公报,表示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G20成员已经准备好积极应对英国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今后,希望看到英国作为欧盟的密切伙伴。 英国脱欧究竟会带来什么后续影响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意大利发布会上获悉,意大利央行行长维斯科表示,短期来看,政府当局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来稳定市场;长期来看,取决于英国脱欧谈判,可能产生系列政治影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法国发布会上了解到,法国财长萨潘在成都与哈蒙德进行会谈。萨潘表示,欧盟与英国仍将保持密切沟通,但希望英国新首相组建完成新政府后,能尽量快地展开脱欧谈判,来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 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在发布会上表示,英国脱欧带来很大不确定性,而且肯定会带来系列影响,但现在还难以向外界释放准确信号,后续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哈蒙德在英国发布会上表示,英国本届政府和央行已经做好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波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英国公投脱欧,这是英国经济寻求改变的新机遇。虽然外界对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表示担忧,但也从成都会议上感受到G20各国与英国贸易等方面合作上蕴藏的潜力。 调动所有工具稳增长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仍旧弱于预期。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突出表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许多经济体低通胀。金融市场波动仍然很大,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和难民流动继续使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化。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也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应对当前经济形势,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各方核心关切点。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成都会议重申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表示,成都会议达成广泛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手段,应该继续加以使用。 当前,日本、瑞士等均已实施“负利率”的货币政策,这在不少市场分析人士看来货币政策实际已经失效。 7月22日,在由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G20成都会议-全球金融架构改革”会议上,瑞银宏观分析师Beat Siegenthaler指出,实施负利率的国家政府仍然会继续强调政策是有效的,但市场情绪并不乐观,因为资产收益率太低,而且很多人预期资产回报率可能会长期保持低水平。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各国货币政策仍然是多从本国利益出发,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并不好,而且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很容易造成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 7月23日,在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危机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递减,负面影响显现,其深层次原因是中长期结构性失衡,全要素生产率减缓,收入分配不均和创新驱动不足。 通过税制改革促进增长 除了常规财政、货币政策之外,推动结构性改革也逐渐成为G20国家的共识。财长们在成都会议上还就税制改革展开专门研讨会,希望通过税制改革来实现创新驱动、促进投资贸易增长、实现包容性增长等目的。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尚达曼表示,税收政策应该将创造就业、提高收入放在首要位置,其次再考虑再分配的问题。比如,通过一些负的所得税制度,避免低收入人群边缘化。尚达曼用中国举例,虽然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但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下降很快,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会促进经济增长。 尚达曼还指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收入税可以低一些,财产税可以高一些,比如房地产、土地等方面加税空间较大,对富人多征税,实现有梯度的税制。 意大利财长帕多安指出,“税收政策如何设计,对于公共财政空间不大的国家尤其关键。” 意大利就是一个经济陷入衰退,财政空间不大,需要削减政府开支、加税来实现财政平衡的国家,但意大利选择降低国内不动产税。帕多安指出,意大利经济不平衡是造成衰退的一个原因。意大利拥有住宅的家庭中,大部分是中低收入阶层,通过降低不动产税,能实现积极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带动国内消费。 对于南非来说,税制改革需要解决财富过度集中的问题,还要提高劳动者技能、鼓励企业雇佣劳动者等。南非财长戈登表示,要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们投资意愿,除了税制改革,还需要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改革联动。 多国财长在提到税收如何促进创新方面,多提到要针对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年轻企业,给予一定税收扶持政策。 楼继伟指出,中国为了鼓励创新,进行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出台了鼓励研发支出提前扣除的政策,还对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有不少优惠政策。但税收征管上,公平应该排第一,因为不公平的税制会带来扭曲。 中国今年4月份调整了跨境电商进口税收政策,对跨境电商进口业务开始征税。楼继伟表示,中国原来对跨境电商税收很低,货物从国外过来比中国国内的增值税还低,这打击了国内相关的研发和制造活动。 G20成员国对于提高税收的确定性,来促进投资和贸易的增长均有共识。日本财长麻生太郎指出,当前双向资本、人力、服务、贸易流动越来越频繁,稳定的税收制度,无疑能产生更广泛的双向互动,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编辑:张星)[详情]
G20成员国结构性改革共识渐强 两年一次评估改革进程 本报记者周潇枭成都报道 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成都会议除了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共同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之外;作为2016年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还担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审议并核准G20财金渠道的主要预期成果,为G20杭州峰会做准备。 多位财长和央行行长表示,成都会议取得不少进展,如G20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出台,用以指导并协调各国改革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承诺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扩大全球总需求;加强国际税收合作,落实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简称BEPS),提高税收透明度等。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每个国家在需求和供给层面的侧重点不太一样,但大家对于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通过改革提升劳动生产率是有共识的。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性增大,这使得大家更容易形成共识。 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将出 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有八年,世界经济似乎仍在泥潭中,下行风险持续存在,G20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增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 近年来,多国稳增长的手段为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被过度使用的一个标志为,“负利率”国家数量在不断增多;有些国家政府债务沉重,财政政策空间不大,甚至需要收缩政府开支来实现平衡,有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财政政策效益也在下行——推动结构性改革变得更为关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法国发布会上获悉,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表示,结构性改革由OECD等国际组织牵头推进,G20各国虽然达成广泛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仍然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但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需要推进各国国内结构性改革。 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马克西姆·奥谢金表示,原油价格的持续下跌,使得俄罗斯财政赤字扩大到GDP的3.5%,当前俄罗斯要通过财政可持续性来提高经济的确定性,为此出台了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包括多方面改革内容,如促进产业的多元化,不能过度依赖工业;要加强税收征管,调整财政支出;还要提高税收的确定性,来稳定企业层面的投资等。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解决过剩产能等结构性问题的必由之路。 中国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力推各国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经此会议审议通过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并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 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促进财政改革等方面,每个领域下包括若干项指导原则。指标体系包括了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涵盖了大多数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 楼继伟表示,这是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顶层设计”,将进一步提高G20各国改革行动的协调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各成员协同推进和落实改革,最大限度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 鉴于近年来G20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作出许多政策承诺,但总体上改革进展和成效落后于预期。G20各国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纳入G20问责评估报告。 楼继伟表示,对G20各国改革进展与成效进行监督,有助于客观衡量各国改革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的整体效果,也能总结一国结构性改革各领域的进展和改进方向,为下一步改革行动提供参考和指导。“这些都证明了大家已经认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种自我加压也体现了责任和担当”。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当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复苏乏力,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促增长成为G20普遍共识。在中方推动下,G20承诺将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全球总需求,并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具体内容包括,世界银行等11家全球主要多边开发机构响应G20号召,首次联合发表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联合愿景声明,并制定了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成都会议发表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联盟将推动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物流、人流、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动;会议还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核准了系列成果文件,为各国推动融资工具多元化、吸引私营部门投资、降低投资风险等提供了政策建议等。 在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突出的有由OECD牵头开展的BEPS行动计划,将于2017年2018年逐渐在各国落地。BEPS力推各国加强税收情报交换、提高税收透明度、避免双重征税和双重不征税等问题,共同打击国际偷逃税现象,行动计划中对当前税收工作如何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形势也给出了指引。 目前,已经有83个国家承诺实施BEPS项目并平等参与框架。6月23日,在“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日本副首相兼财长麻生太郎指出,未来各国应该在税收管理和政策上加强合作,遵照BEPS计划来提高税制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落实BEPS相关规定。 国际税收合作方面,G20还将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税收能力建设,推动税收政策在促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 日本财长麻生太郎指出,当前双向资本、人力、服务、贸易流动越来越频繁,稳定的税收制度,无疑能产生更广泛的双向互动,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土耳其副总理兼财长希姆谢克表示,确定的税收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投资和贸易都很重要。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变化太快,税收政策改变较多。当前,土耳其国内正在着力推进税制改革,包括简化税制、修订税收征管法,希望能解决税收不够正规等问题。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实现税收的确定性,各国需要加强政策和监管协调。比如,各国税务机关需要就跨境投资框架达成协议,为跨境税收的稳定性打下基础。 此外,成都会议还在金融部门改革、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G20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主席国新闻发布会表示,总的看,本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圆满实现预期目标,并取得很好效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今年财金渠道的主要预期成果,取得了很多亮点和突破,为杭州峰会做了很好的财金成果准备。 (编辑:张星)[详情]
推动结构性改革,促进包容性增长 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7月23日和24日在成都召开,会后发布了公报。公报的一项重要内容是G20将采取行动促进增长,重申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特别是在结构性改革方面,这次会议取得了较大进展,在4月确定的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指导原则并达成一致。据悉,会议还制定了结构性改革的48条指导原则以及一系列指标体系。 加强政策协调以促进经济增长是G20的主要目标。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制定了一个富有雄心的目标——到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IMF和OECD的研究表明,如果政策承诺全部落实,G20的GDP将额外增长2.1%。但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却没有预想的那样快,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总是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会加快,但实际上情况却是多数年份出现了减速。 在本次G20财长和行长会议之前不久,IMF对经济预测进行了更新,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最新预测分别是3.1%和3.4%,都较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原因是英国投票退出欧盟这一意外事件造成了新一轮的不确定性。IMF认为,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意外事件,2017年全球增长预测应该比今年 4 月的预测小幅上调。 英国退欧是一个意外事件,但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生类似意外事件却几乎是必然的。除了英国退欧,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事件还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袭击、难民数量增长等。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发生意外事件并不意外,因此,复苏缓慢几乎是必然的。 促增长的效果不理想,使G20决心使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前期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后来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大力刺激需求之后,又开始考虑加强供给,2015年11月15日-16日安塔利亚峰会发布的公报中,提出了“结构性改革”。G20提出的结构性改革,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正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维持长期发展的关键措施一样,结构性改革也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心所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并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根源在于过度的金融创新与长期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可以说,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失衡。 过度金融创新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又是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货物贸易中长期逆差。他们靠投资收益和服务贸易顺差勉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要素之间收入分配的失衡,劳动则处于劣势地位,而投资收益和知识产权在收入分配中占据非常强的优势地位。投资收益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又导致了金融创新非常活跃,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辅助,使投资者可以便利地获得融资,攫取更多收益。 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是难以具有持续性的。首先,过度的金融创新不断积累风险,最终会爆发出来。其次,投资收益和知识产权获益难以像劳动报酬那样持续增长,表现为投资和服务贸易的顺差越来越不能覆盖货物贸易的逆差。那么,发达国家为维持收支平衡,就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和知识产权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而这并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目前,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动投资协定谈判,要求别人在投资方面更开放;另一方面,在贸易中又采取了很多保护主义措施,自己在贸易方面更保守。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当然不利于全球经济结构平衡,因而不可能夯实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 为了使全球经济结构趋于平衡,必须大力推动结构性改革。在OECD向G20提交的《关于G20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的报告》中,列出了九大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鼓励创新、发展和加强金融体系等,最后一项是促进包容性增长。我们认为,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应该是促进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更加平衡,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含义是使各个群体都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当然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详情]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流动性泛滥下 G20需力阻各国竞争性货币贬值 每经记者 朱丹丹 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其中,英国脱欧及其对汇市的冲击等涉及全球金融治理的话题,无疑是外界最为关注的热点。 G20究竟如何应对英国脱欧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全球经济依然低迷,一些国家依靠货币贬值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诉求强烈,各国之间有没有可能出现“汇率竞争性贬值”?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元加息又会带来哪些外溢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多边协调机制降低汇率战风险 NBD:您认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邓海清: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怎样促进经济增长恢复正常轨道。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技术进步进入相对停滞状态,需求增长乏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两重引擎失速,全球经济仍维持在亚危机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在多国复兴,英国脱欧、部分区域摩擦加剧,都是经济失速带动政治矛盾所引起,并由此出现以邻为壑的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全球回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防范经济失速带动政治和军事摩擦,进一步导致全球危机发酵的可能性。 NBD:随着全球经济低迷,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一些国家依靠货币贬值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诉求强烈。在您看来,各国之间有没有可能出现“汇率竞争性贬值”?又该如何加以约束?同时,避免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难点在哪? 邓海清:当前各国采取“以邻为壑”汇率战的可能性主要来自于政治动荡的风险。参照“二战”前的教训,类似汇率政策会导致巨大的全球动荡乃至战争的风险,是当前成熟政治家所竭力避免的。一旦全球出现重大的经济萧条,或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将加大重蹈汇率战悲剧的可能性。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存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G7(七国集团)、G20等多边协调机制,各国之间可以借此来达成妥协,缓释一部分政治风险,因此爆发汇率战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但要彻底防范这种悲剧的发生,必须让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 NBD:今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继续走向分化。比如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元指数触及4个月高位。那么,美元加息会带来哪些外溢影响?又该如何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邓海清:美国加息最大的外溢效应是会导致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出,并增大这些国家经济衰退的风险。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必须避免在美元加息时出现经济衰退和被剪羊毛的风险。 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方式来防范风险:1、重塑中国信心,打破贬值预期的恶性循环,核心是恢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应当在适当的时间进行汇率改革,注重控制汇率改革中的贬值风险;3、维护资本管制,避免在美联储加息中的金融风险;4、有选择地开放,在开放次序上,先行开放风险小、收益高的项目;5、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 ●流动性泛滥已成全球难题 NBD:虽然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有一月多的时间,但英国脱欧及其影响无疑是此次G20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您认为脱欧公投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哪些冲击?这些冲击会不会长期存在?该如何应对? 邓海清:脱欧事件本身对金融市场影响不大。由于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最差也是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的经贸合作,同时双方资本账户均高度开放,并不存在英国与欧盟进行贸易战或者经济战的可能,因此脱欧事件对经济影响不大,自然也就难以带动股市的长期下跌。 对于英国脱欧,唯一不应低估的是对汇率市场的影响,即对英镑和欧元的打击。欧元作为多国联合货币,其资质高于任何一个成员国原有币种,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货币;而英镑尽管是独立货币,但从历史上看,其走势与欧元高度一致,表明英镑可算是欧元的影子货币。英国脱欧同时导致英镑和欧元的信用下降,更严重的是欧盟解体风险增加,一旦欧盟不复存在,则欧元的暴跌可能没有底线。 NBD:近年来,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您看来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邓海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在“二战”以来持续存在,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全球各国的利益,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多边开发体系应当适应全球的动态变化,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我国目前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当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掌握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集中体现为一国对国际经济规则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不仅越来越必要,而且越来越有利于改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多边层面,要致力于改革与完善现有多边机制,在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促进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谈判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要致力于构建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的新体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在成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而在区域和双边层面,要以开放、包容原则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NBD:从您的角度来看,最希望这次G20会议能达成哪些成果? 邓海清:本次G20会议的成果对当前全球反全球化趋势的逆转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是,应当达成反对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全球共识;全球应当意识到,流动性泛滥已经成为全球难题,各国应该更多依赖财政政策,而非竞争性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应当推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全球化,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详情]
从房地产税到人民币汇率 楼继伟周小川G20释放了哪些信号? 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各国财长行长齐聚一堂,就经济增长、英国脱欧、各国货币政策、财税制度改革、企业债务风险等时下热门宏观经济议题进行讨论。“龙门阵”上,到底传递出什么信号 信号一:房地产税制改革要义无反顾地去做 “只要是真正的收入再分配,就会受到真正的阻碍。这是一个难题,下一步也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义无反顾地去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关于房地产税的一番表态引起了各方关注。 楼继伟明确表示,应该改革房地产税制,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推出正式方案,主要是受制于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调整阻碍,因而房产税是最难达成共识的税制改革项目。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是十八届三中全会60项改革任务中的一项,相比之前“稳步推进”、“适时推进”表态看,新一届政府改革的决心更大。 但正如楼继伟所言,“受制于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调整阻碍”,房地产税的推进一直在困难中前行。有媒体报道,目前对自然人征收房地产税所需的信息收集工作正在加快,国土部力推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客观上有利于摸清房地产家底,为房地产税的出台奠定更为扎实的基础。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在全国所有省份推行的金税三期工程,对自然人进行全员建档,包含个人房产信息,也在为房地产税改革铺路。 信号二: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贬值超过3%。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使得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近日,人民币汇率更是围绕着6.7“鏖战不已”,各国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十分关切。 在G20成都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周小川表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已更为深入。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25日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2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860,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91个基点。 信号三:不得轻言干预企业债务风险 今年以来,中国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债务违约案例不断增多,其中不乏央企,公共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结束后新闻发布会上,楼继伟用英文回应称:“Help but not bailout”(援助但不兜底)。 楼继伟坦诚,目前有些企业债务率较高,但并没有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他同时表示,当系统性或区域性债务风险即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时,公共财政不得不介入。 楼继伟特别强调,当公共财政进入挽救企业时,需要评估这些措施对于纳税人的损失有多大,不得轻言公共财政干预债务,但同时政府也不能不作为。 “这时候就需要宏观审慎的监管”,楼继伟称,尤其是对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因为当他们发生灾难性风险时事实上就“绑架”了政府,为了经济安全政府不得不为它们“埋单”。 信号四:中国将对数字经济征税 目前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新经济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业态带来生活便利和增长新动能的同时,数字经济中的溢出问题也受到关注。 楼继伟以刚刚开始征税的跨境电子商务为例,跨境电商在此之前适用较低的税率,从境外进口的货物收取的税比境内要低,这样会打击国内研发制造。他指出,税制首先要体现公平性原则,跨境电子商务征税对国内制造商是保护和公平性的体现。 他同时指出,大家一谈到创新就是需要减税,但适当收税并不是不鼓励创新。“鼓励创新,首先是公平。”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表示,对数字经济征税同时存在难度。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既得利益。同时征税要解决技术上的难题,“首先要实现监管,监管上去,税收才能上去”。 信号五:中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日,IMF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1%和3.5%,面对全球性经济下行压力,各国显示出了信心。 会议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动增强信心和促进增长,重申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 楼继伟表示:“各国的具体措施由各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中国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所以要推进供给侧改革;美国的主要矛盾出在需求端,所以更多考虑需求层面。而从全球来看,不管从供给侧发力还是需求侧发力,稳增长都是共识。” 楼继伟指出,采取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等一切政策工具来提升GDP、推动包容性增长是G20成员的共识。共识还包括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提升结构性改革指标体系中的劳动生产率。 楼继伟解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劳动生产率都在下降,改革的结果就是要提升劳动生产率。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性增大,使得大家更容易形成共识。”(陈凯茵/综合)[详情]
中国G20声明聚焦经济改革 昨日,为期两天的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落下帷幕。作为今年9月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此次会议将核准G20财金渠道全部成果并“直通”领导人峰会。 会议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等16个议题,并发表了会议公报。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不减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将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与使命。中国G20声明称,G20成员国将升级经济增长战略,中国将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继续改善汇率制度。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此次会议上,有关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无疑是焦点话题之一。会后发表的公报称,G20成员已经做好准备积极应对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希望看到英国今后作为欧盟的密切伙伴。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们经过讨论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仍旧弱于预期,下行风险持续存在。在世界经济疲弱复苏、全球贸易投资表现不佳、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的大背景下,英国脱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新难题,而这也将为各国货币政策增添更多难题。为提振经济增长,会议重申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并承诺采取进一步行动重振全球贸易和提升投资。 而受英国脱欧影响,不仅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国际化进程也备受关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明显下跌。7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跌破6.7,再创近年新低。 对此,中国G20声明表示,中国经济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政府将维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继续改善汇率制度,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此外,中国政府还将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而会议公报也指出,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 中国挑起大国担当 当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呼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产能过剩日趋全球化,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去产能的大国担当,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而面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经济的一个“稳”字,也给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7%,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发展的活力与信心。在此次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物价和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今年2月第一次G20财长会在上海召开时,恰逢中国股市刚刚受挫,国际市场看空人民币令外汇承压,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个月过去了,此次会议上看好中国经济的声音增多。 IMF在7月1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测分别较4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但却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提高0.1个百分点至6.6%,并维持明年增长预期不变。一降一升显示出全球经济走弱背景下,中国经济企稳难能可贵。 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就在此次会议召开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22日在钓鱼台芳华苑同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举行“1+6”圆桌对话会,共商应对全球经济挑战之策。 在这次对话会上,李克强就共同推动复苏经济、稳定金融、引导预期提出了五点建议。首先,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当前形势下,各方应把推动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以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政策制定的优先位置,加强协调,集中精力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不仅如此,还要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对全球经济低迷和需求不振,贸易限制措施不能解决问题,不利于结构性改革,只会雪上加霜,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应当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旗帜鲜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主渠道地位。 此外,李克强还指出,各方应平衡处理好解决周期性因素和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的关系;促进包容性增长;更好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复苏的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杨溪[详情]
G20: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实现增长目标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此次会议是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架构、投资和基础设施、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核准了各议题下的主要成果,为杭州峰会做好了财金成果准备。 24日发表的会议公报指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仍旧弱于预期,下行风险持续存在,突出表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许多经济体低通胀。金融市场波动仍然很大,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和难民流动继续使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化。此外,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也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G20成员已经准备好积极应对英国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 公报指出,鉴于近期形势变化,G20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在强调结构性改革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共同的增长目标同样重要。G20正在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优先支持高质量投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全球低增长已经成为新常态,并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源,将加剧经济社会矛盾。在这种形势下,G20各国有必要加强合作,继续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增强信心,促进增长。一是需求管理政策仍然重要,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二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发达经济体要继续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推进金融部门改革。三是要继续支持经济全球化进程,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克制使用限制性贸易措施。四是有关国家要积极应对现实挑战,希望英国与欧盟积极构建密切的伙伴关系,稳定市场对其经济前景的预期。 此外,英国脱欧公投后导致全球汇率波动加剧,本次会议也再次重点谈到汇率问题。公报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G20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并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关于人民币汇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已更为深入。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详情]
当前的全球经济已经不是撒点钱,然后就“你想涨,想涨就能涨”的。 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G20:结构性改革 刻不容缓 记者 周艾琳 祝嫣然 进入2015年后,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马力均有所减弱,这并非因为各国经济已完全复苏,而是长期过度承压的货币政策已近“黔驴技穷”。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流动性陷阱”似乎成了“通病”——无论如何释放流动性,都无法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提升通胀。 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7月23日、24日在成都举行,如何应对上述症结成为重要议题。24日公布的G20公报重申,要用尽一切工具,结合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4日表示,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此外,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发达经济体要继续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推进金融部门改革。 货币政策“颓势”显而易见 7月21日,欧洲央行召开自英国公投脱欧后的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结果,欧洲央行选择按兵不动,维持三大主要利率、QE购债规模(每月800亿欧元)不变,这与英国央行的表态如出一辙。此前,全球央行在英国公投脱欧后纷纷表示出扩大货币宽松的意图,眼下却纷纷选择观望。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也对降准等措施有所顾虑,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数据间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并在今年6月创下新高,这令中国企业的“流动性陷阱”备受关注。甚至有学者表示,降准及全年M2增长13%的必要性正在下降。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小,西方国家的财政空间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国仍可动用财政空间来辅助结构性改革。 无独有偶,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近期表示,本轮经济下行压力的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的叠加。应更重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例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降低企业成本、扩大社会需求、改变供需两弱局面,并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 盛松成认为,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更有优势。截至2014年底,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49655亿元,与当年 GDP的比为39.2%;中国企业税负较重,降税能迅速增加企业利润,有效推动企业生产积极性。2013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8%。 “经测算,可将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为3.5%,首次超过3%)。由此可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更好地支持供给侧改革,且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盛松成说。 美法财长谈结构性改革时都提及中国 楼继伟23日在G20会议上表示,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强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 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米歇尔·萨潘24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结构性改革是此次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手段,G20国家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结构性改革,各国都不一样,不应该泛泛而谈,而是聚焦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产业,都应该有具体措施。比如,中国钢铁、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就比较有代表性。 他表示,结构性改革有一些优先的领域,比如贸易和投资、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财政的可持续等。此次会议也通过了一套监测和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如就业率、劳动生产率等。 对于具体的结构性改革,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G20会议期间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困难,且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财政政策绝对不能取代结构性改革,“如果中国能够以财政空间辅助改革,例如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合理运用财政空间就能帮助过剩产能部门的失业、低技能员工度过过渡期,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中国今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成效显著。例如,此前国有企业挤占了大量资源,且大量债务得到政府刚性兑付。然而,新的大环境是,政府希望打破刚兑现状,鼓励通过市场化处理债务问题。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30日,国内债券市场今年上半年发生42起债券违约事件,其中8只债券由担保人代偿。此外,还有29只债券发出兑付风险警示。一系列数据远超2015年全年。 G20会议期间,当被问及“中央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时,楼继伟幽默地用英语回应称,“help but not bailout!”(中文意为“援助但不兜底”) “至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何时参与,当出现系统性风险,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公共财政不得不介入,”楼继伟强调,“这是纳税人的钱,要评估这给纳税人的损失,不轻易进行财政干预。” 楼继伟同时表示:“政府不能不作为,而作为就是预防,即宏观审慎监管。就重大金融风险而言,尤其是‘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这会对国家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这时宏观审慎管理就要及早防范。” 除了合理运用财政空间,税收也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在各国期望从结构性改革的根源上探寻经济复苏的出路时,税制改革也被寄予了厚望。 楼继伟23日表示,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Angel Gurria)也认为,税收政策是G20结构性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税收政策能够推动劳动参与率,提高对劳动力的投资,推动平衡区域的差异和国内的差异。 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办了税收高级别研讨会。多国财长都表示,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详情]
G20公报:正采取行动增强信心并促进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4日发布《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公报》指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仍旧弱于预期。正在采取行动增强信心并促进增长。并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目标。 《公报》表示,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突出表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许多经济体低通胀。金融市场波动仍然很大,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和难民流动继续使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化。 《公报》强调,正在采取行动增强信心并促进增长。鉴于近期形势变化,重申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在强调结构性改革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还需强调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共同的增长目标同样重要。正在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优先支持高质量投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 此外,将继续研究G20在必要时可采取的适合各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长和应对潜在风险,包括应对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将仔细制定、清晰沟通在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政策行为,以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并增加透明度。(刘国锋)[详情]
周小川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表示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本报记者 刘国锋 中国人民银行消息,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共同主持会议。周小川表示,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中国经济增速处合理区间 周小川介绍,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物价和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英国“脱欧”公投后,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政府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解决过剩产能等结构性问题的必由之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已更为深入。 周小川指出,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重启以来,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G20应继续推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十五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应继续推动主权债券纳入加强的合同条款,欢迎巴黎俱乐部将成员扩展至更多新兴债权国。呼吁区域金融安排与IMF进行更多合作,并不断完善IMF贷款工具。同时,应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周小川强调,近年来金融部门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全球金融体系稳健性得到有效提升。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他指出,今年G20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融的指标与数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下一步应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让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所有人群。 周小川表示,今年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并形成了报告,各方根据各国国情特点,深入研究了如何通过金融创新、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风险分析和国际合作等方式调动更多资源,为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 楼继伟指出,全球低增长已经成为新常态,并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源,将加剧经济社会矛盾。G20各国有必要加强合作,重申G20上海会议的共识,继续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增强信心,促进增长。 一是需求管理政策仍然重要。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 二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发达经济体要继续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推进金融部门改革。 三是要继续支持经济全球化进程,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克制使用限制性贸易措施。 四是有关国家要积极应对现实挑战,希望英国与欧盟积极构建密切的伙伴关系,对外传递积极信号,稳定市场对其经济前景的预期。 楼继伟表示,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和“稳定锚”。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30%,预计今年仍将保持较高水平。[详情]
中国经济虽放缓 但朝着更成熟方向发展 每经记者对话意大利财长皮埃尔·卡洛·帕多安、央行行长伊尼亚齐奥·维斯科: 中国经济正经历重要调整 两国都将受益 ◎每经记者 孙宇婷 江然 在7月24日举行的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间隙,意大利财长皮埃尔·卡洛·帕多安以及央行行长伊尼亚齐奥·维斯科接受了包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等媒体的专访。 “意大利银行不良贷款规模被夸大了” NBD:英国“脱欧”公投后,意大利银行问题又浮出水面,很多人随之担心意大利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可能成为又一个危机,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帕多安:意大利没有这样的风险。意大利银行体系很健康,当然它此前确实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意大利的GDP。意大利本身是信贷支持下的经济体,所以这些问题很自然会反馈到资产负债表上。但是,目前部分关键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通过市场化方式,政府也开始进行主要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银行系统方面。我们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所以没有系统稳定性的风险,我们接下来也将从国内和欧洲层面密切关注可能发生的事件。 NBD:针对银行坏账问题,意大利官方有什么应对方法? 帕多安:首先,我看到的是,到处都是关于坏账的错误数据,我甚至看到过说坏账规模是数千亿欧元。这是胡说八道。我看到的不良贷款规模大概是略超过880(亿欧元),这当中很多是进行了充分计提的,所以是一些处于正常水平的不良贷款。未来,政府推行的新举措一定会以更加柔和、更加迅速的方式处理不良贷款,并避免它们出现增长。 NBD:英国“脱欧”公投后,我们看到英镑经历了罕见的剧烈波动,如何看待英镑在短期和长期内的稳定性? 维斯科:短期内,英镑的表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当局在必要时候采取行动的意愿和他们的能力。长期看,取决于磋商以及英国脱离欧盟的政治方式。G20会议也明确了,通过沟通积极应对英国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 “我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会有大的下滑” NBD:面对当前的经济环境,在经历了全球性货币宽松后,眼下是否到了祭出财政政策的时候了? 帕多安:在刺激全球不同地区增长方面,货币政策贡献巨大,但这并不够。我们达成了共识,财政政策应该在一些国家的财政领域用起来,应加快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像我说的,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利用税收工具,不仅是为了支持经济的增长,还有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创新驱动性增长。 NBD: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指,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也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您如何评价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增长? 帕多安:虽然世界经济的增速被下调,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依然健康。我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会有大的下滑。尽管中国的GDP增速和之前几年相比出现了减缓,我认为这恰恰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重要的调整,朝着更加成熟,更趋向消费型而非出口和投资型的增长方式转变,这是一个好消息。在这一框架下,中意两国都将受益。我们知道有意大利的公司正在中国开展投资,中国的公司也在意大利进行投资,我们欢迎长期的合作,也希望这种关系能够持续下去。具体到行业,意大利可以提供大量的商品,包括一般消费品,高质量商品等,当然还有足球。在全球性不景气环境下,意大利的经济也同样遭受了打击,目前意大利公司具有非常强烈的商品出口欲望。[详情]
G20成都共识:结构性改革应对全球潜在风险 每经记者 王辛夷 在本届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成都召开前,有媒体预测英国“脱欧”将是一个热门话题。 7月24日,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会议公报(以下简称G20成都公报)。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公报中表示,G20成员已经准备好积极应对英国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今后,希望看到英国作为欧盟的密切伙伴。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脱欧”只是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挑战之一。此外,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许多经济体通胀水平低,地缘政治冲突频发,难民危机继续发酵等问题依然使得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对此,G20成都公报指出,鉴于近期形势变化,重申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公报同时强调,在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目标上,结构性改革发挥着关键作用。 对于将结构性改革与货币、财政政策并列提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货币和财政政策只能“应付”,却难以“应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发展需求。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回归强劲增长的主要问题,此次会议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了“顶层设计”,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 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过去两年里,不少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了剧烈波动,石油、煤炭价格腰斩之后又大涨,铁矿石、钢铁价格几度暴涨暴跌,有色金属行情更是波澜起伏。在市场的剧烈震荡中,众多资源、能源出口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威胁。部分国家汇率跳水,国内物价飞涨,经济总量甚至出现负增长。 受此拖累,本就告别了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更是雪上加霜。2015年,国际贸易仅增长了2.8%,连续第四年低于3%。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6年的国际贸易增速将与2015年持平。而这仅仅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在委内瑞拉经济濒临崩溃的同时,中东局势动荡,大量难民从叙利亚涌出,欧美国家在敞开怀抱迎接难民后,也迎来了诸多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挑战。 在这样的动荡中,英国又出现了变数。金融危机后,英国经济始终稳定增长,是欧盟中表现最亮眼的国家之一。然而今年6月,英国公投结果显示,主张“脱欧”的阵营赢得了多数投票,英国将脱离欧盟。 对此,二十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一致认为,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但他们同时表示,G20成员已经准备好积极应对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 陈凤英指出,英国“脱欧”只是外部环境发生的突变,其增加的不确定性在于“脱欧”的具体形式,不应过度放大英国“脱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楼继伟表示,本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继续研究了在必要时可能采取的、适合各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长和应对潜在风险。本次会议进一步凝聚了G20各方团结应对风险和挑战的共识,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为杭州峰会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 产能过剩需要集体应对 在全球经济日益多元复杂的今天,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似乎渐渐有些力不从心。 美元进入升值通道后,今年1月底,日本央行宣布实施负利率,使得日本成为继欧元区、瑞士、瑞典与丹麦之后,目前第五个实行负利率的国家或地区。但遗憾的是,这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或地区持续的通缩问题。 对此,陈凤英认为,“各国已经看到,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单纯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解决的。”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G20成都公报也同时提到,鉴于近期形势的变化,重申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而“所有政策工具”中已经不仅仅是货币和财政政策,还包括结构性改革。公报同时强调,在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目标上,结构性改革发挥着关键作用。 G20成都公报还承诺实施并逐步完善“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呼吁国际组织继续提供支持。国际组织的初步评估和强化的同行审议结果显示,G20在落实增长战略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推进。 结构性改革被提到了更高的高度,用楼继伟的话来说,是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这次会议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中的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等9大优先领域,以及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48条指导原则;为了促使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各国在本次会议上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纳入G20问责评估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在结构性改革中,G20成都公报特别提到了钢铁行业。公报认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的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对贸易和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报同时指出,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详情]
财政不轻言干预债务风险 但绝非不作为 ◎每经记者 胡健 2016年7月24日下午,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二十国集团(G20)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主席国新闻发布会。 当被问及国内企业债务风险时,楼继伟开宗明义地表示,目前有些企业的债务率是比较高,个别企业也发生了违约问题,但并未爆发系统性或区域性的债务风险。只有出现系统性或区域性债务风险、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时,公共财政才需要介入。 财政不能轻言干预债务风险 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的研究,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问题最为突出。 楼继伟表示,目前有些企业的债务率是比较高,个别企业也发生了违约问题,但并未爆发系统性或区域性的债务风险。他强调,只有出现系统性或区域性债务风险、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时,公共财政才需要介入。财政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在介入救助前,需要评估救助措施对纳税人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也就是说,不能轻言干预。但也不是说,政府就不作为。政府要依法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预防风险,尤其是对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因为,当他们发生灾难性风险时,事实上就“绑架”了政府,为了经济安全,政府不得不为它们买单。因此,要及早防范,这也是一种作为。 推进结构性改革取得里程碑式成果 针对刚刚结束的G20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楼继伟说,本次会议进一步凝聚了G20各方团结应对风险和挑战的共识,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为杭州峰会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 6月底,英国公投决定“脱欧”的结果公布后,其影响就不断在全球资本市场发酵。针对这一形势,G20各方承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积极采取措施增强信心、促进增长。 在促进全球增长方面,楼继伟表示,此次会议重申上海和华盛顿会议有关承诺,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强调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楼继伟还特别提到,G20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回归强劲增长的主要问题。中国担任主席国以来,继续推动G20各国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并取得重要进展。比如,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九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并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 据了解,G20各国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纳入G20问责评估报告。楼继伟说,这将有助于相对客观地衡量各国改革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的整体效果。 “中国经济矛盾主要在供给侧” 在回答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应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手段措施有所差异这一相关问题时,楼继伟说,采取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等一切政策工具来提升GDP、推动包容性增长是G20成员的共识。“我个人认为,美国在促进短期复苏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任务少一些。长期来看,在推动实现经济包容性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美方更多强调有财政政策空间的国家要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楼继伟说,美方也强调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采取措施,只是侧重点更多放在需求层面。中方同样认为,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发力,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配合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重点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财政政策助力供给侧改革的例子有很多。今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这也被认为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减税举措。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后劲需要制度建设、深化改革来达成。依靠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在完成阶段性探底后,中国经济会形成“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详情]
成都跃入全球新视野 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加速 ◎每经记者 孙宇婷 江然 在参加完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7月24日,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米歇尔·萨潘以及该国央行行长弗朗西斯·维勒鲁瓦德加洛特意召开了一场小型新闻发布会,就英国公投“脱欧”的后续影响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政策分歧等全球性热点话题,接受了包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在内的专访。 英国“脱欧”还有大量细节亟待讨论 NBD:在本次G20会议上,各国财金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英国公投脱欧这一事件的? 萨潘:我们关注到最近英国“脱欧”公投引起汇率波动,这两天已经相对稳定。上一次会议曾明确表示了希望英国待在欧盟,不过英国人民并没有采用这个建议,这次会议大家讨论“后英国‘脱欧’效应”也很正常。首先,我们讨论了英国脱欧初期汇率波动严重,但很快稳定了。我们也采取了措施,金融危机让我们更有抗打击能力,各国央行也合作得更通畅,我想,这也是这次我们为什么能够比过去更高效地应对本次影响。根据英国财长提供的信息,我们也很有必要去理解,“脱欧”对于英国而言更为复杂,英国政府需要时间来理顺目前的状况,再坐下来谈判。不过,大家都感觉应该尽快展开谈判,以便对未来有更清晰地掌握,降低不确定性。只是现在还有很多细节要讨论。 NBD:英国“脱欧”公投撼动了英国在全球的金融地位,有分析称,从人民币角度说,可能会选择在欧盟建立更多的离岸人民币中心,而巴黎似乎非常热衷于离岸人民币业务?您认为这对法国而言会是一个机会吗? 萨潘:坦率说,这也是我们关注了很多年的问题。人民币计价债券在巴黎发行规模很大,我们很欢迎中国金融机构进入巴黎。英国“脱欧”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推动因素。不过,这更多是法国高层与中国高层之间的事,我们进行了高层对话,也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吸引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巴黎应该是处于第一梯队,我们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也会尽量争取。伦敦在泰晤士河边,巴黎在赛纳河边,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伦敦的金融地位很高,退出欧盟或许会使得其以前固有的优势消失,可能就会有企业重新思考,到其他国家去寻找更恰当的地方跟欧洲大陆国家做生意。如果这样,法国就可以加强目前的“渠道”。但英法间不应因此演变为竞争,更多的应是友好地,建立在相互间的监管、质量上,决定是否选择其他地方设立公司。 货币政策分歧根源:各国处于不同经济周期 NBD: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似乎正在显现出分歧,比如美联储加息同时,部分国家正在进行货币宽松。您认为如何应对部分国家货币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 维勒鲁瓦德加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我详细地回答。我们听到过这个表述,但我认为“分歧”这个词语并不合适。上海会议上我们就达成一致,这次会议也重申这个观点,我们要共同努力让利益最大化。其实我们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只是用于不同的经济周期,表现出来就是不同的形式。美国的经济周期早于日本、欧洲,从这个角度来说,美联储加息,欧洲央行会选择降息,就是因为大家所处的经济周期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G20沟通的重中之重。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竞争性贬值或者以争取市场份额为目的而实施货币政策故意贬值。除了这点,我们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制定与各自所在周期相对应的货币政策。 综合竞争力中西部第一 “汇聚全球资本·助推西部经济”,一走进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以下简称“成都金融城”)投资服务中心,这几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正如宣传语所言,成都金融城已经聚集了法国安盟保险、甲骨文、联邦快递等众多知名外资企业入驻。 7月24日,成都金融城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罗云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作为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主要载体,规划总面积约为5.1平方公里的成都金融城充分汲取了伦敦、纽约、香港及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的建设经验,正向“区域性金融CBD”的目标前进。截至3月末,共入驻各类金融企业311家,总投资额410亿元,金融机构聚集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在罗云看来,成都金融城从2009年来,经过多年铺垫,现已到了加速发展窗口期,因为项目规划、基础设施等日趋完善,品牌效应也已形成,“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和高端产业能在这里聚集,与四川和成都乃至西部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包括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等战略的全面铺开,我们也受益于这样的大背景。”罗云说。 反过来看,成都金融城的发展也正是成都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前的成都,正在积极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而情况正如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金融研究所执行所长王玉荣所评价,成都打造西部金融中心已有很好基础,无论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条件。金融体系的日趋完善,为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据2015年中国(深圳)综合发展研究院发布的第七期CDI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成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中西部第一。 瞄准“中国金融第四极” 成都金融业发展愈发迅速,已是中国中西部金融竞争力最高和金融资源集聚度最高的城市。这一切,与成都近年着力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紧密关联。 事实上,早在1993年,国务院就将成都确定为西南地区金融中心;2008年,成都全面启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工作。特别是2011年以来,成都金融产业快速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西部金融中心建设雏形初现。 眼下,正值成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节点,进一步凸显了未来成都金融发展的战略地位——即肩负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发展使命,以“中国金融第四极”总体定位为战略指引,重点打造“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融”五大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关键性战略功能。 加快金融对外开放 “今年G20峰会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四个词与成都十分契合。”在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桥云教授看来,此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落户成都,除“金融”本身,更离不开这座城市的气质。 成都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成都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金融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市。“首先从金融机构的数量来讲,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是中西部最多的。”他还介绍,成都很早就“走出去”参与海外资本市场的融资,同时,成都还正引入更多海外资金或基金来投资。事实上,凭借庞大市场规模、强劲的辐射能力及出色的城市魅力,成都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在西部城市中率先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等,今年1~5月全市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293.8亿元。 下一步,成都将大力加强与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全球著名的财富管理中心合作,打造面向东南亚的财富管理基地。同时,依托“蓉欧快铁”沿线及“一带一路”南线多条经济走廊,实现成都与亚欧知名资本市场在商品期货、证券、股权、债券等领域互联互通。[详情]
每经记者对话法国财长米歇尔·萨潘、央行行长弗朗西斯·维勒鲁瓦德加洛: 吸引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 巴黎应该是处于第一梯队 ◎每经记者 孙宇婷 江然 在参加完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7月24日,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米歇尔·萨潘以及该国央行行长弗朗西斯·维勒鲁瓦德加洛特意召开了一场小型新闻发布会,就英国公投“脱欧”的后续影响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政策分歧等全球性热点话题,接受了包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在内的专访。 英国“脱欧”还有大量细节亟待讨论 NBD:在本次G20会议上,各国财金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英国公投脱欧这一事件的? 萨潘:我们关注到最近英国“脱欧”公投引起汇率波动,这两天已经相对稳定。上一次会议曾明确表示了希望英国待在欧盟,不过英国人民并没有采用这个建议,这次会议大家讨论“后英国‘脱欧’效应”也很正常。首先,我们讨论了英国脱欧初期汇率波动严重,但很快稳定了。我们也采取了措施,金融危机让我们更有抗打击能力,各国央行也合作得更通畅,我想,这也是这次我们为什么能够比过去更高效地应对本次影响。根据英国财长提供的信息,我们也很有必要去理解,“脱欧”对于英国而言更为复杂,英国政府需要时间来理顺目前的状况,再坐下来谈判。不过,大家都感觉应该尽快展开谈判,以便对未来有更清晰地掌握,降低不确定性。只是现在还有很多细节要讨论。 NBD:英国“脱欧”公投撼动了英国在全球的金融地位,有分析称,从人民币角度说,可能会选择在欧盟建立更多的离岸人民币中心,而巴黎似乎非常热衷于离岸人民币业务?您认为这对法国而言会是一个机会吗? 萨潘:坦率说,这也是我们关注了很多年的问题。人民币计价债券在巴黎发行规模很大,我们很欢迎中国金融机构进入巴黎。英国“脱欧”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推动因素。不过,这更多是法国高层与中国高层之间的事,我们进行了高层对话,也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吸引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巴黎应该是处于第一梯队,我们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也会尽量争取。伦敦在泰晤士河边,巴黎在赛纳河边,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伦敦的金融地位很高,退出欧盟或许会使得其以前固有的优势消失,可能就会有企业重新思考,到其他国家去寻找更恰当的地方跟欧洲大陆国家做生意。如果这样,法国就可以加强目前的“渠道”。但英法间不应因此演变为竞争,更多的应是友好地,建立在相互间的监管、质量上,决定是否选择其他地方设立公司。 货币政策分歧根源:各国处于不同经济周期 NBD: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似乎正在显现出分歧,比如美联储加息同时,部分国家正在进行货币宽松。您认为如何应对部分国家货币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 维勒鲁瓦德加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我详细地回答。我们听到过这个表述,但我认为“分歧”这个词语并不合适。上海会议上我们就达成一致,这次会议也重申这个观点,我们要共同努力让利益最大化。其实我们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只是用于不同的经济周期,表现出来就是不同的形式。美国的经济周期早于日本、欧洲,从这个角度来说,美联储加息,欧洲央行会选择降息,就是因为大家所处的经济周期是不同的,这也是我们G20沟通的重中之重。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竞争性贬值或者以争取市场份额为目的而实施货币政策故意贬值。除了这点,我们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制定与各自所在周期相对应的货币政策。[详情]
G20应推进IMF份额调整 提高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占比 ◎每经记者 朱丹丹 “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7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周小川进一步透露,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会议期间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一家国际开发机构正在筹备发行首只SDR计价债券,相关细节还在最后商议中。 G20应推进IMF份额调整 面对英国“脱欧”等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前行”。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34.0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 7月24日,周小川指出,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物价和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英国‘脱欧’公投后,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政府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解决过剩产能等结构性问题的必由之路。”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上半年,得益于前期国家稳增长政策的支撑,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些指标好于预期。不过,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依然较弱,经济企稳基础脆弱,尤其是民间投资大幅放缓、东北等地区经济转型困难以及房价高增长等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除了提及中国经济,周小川特别指出,G20应继续推进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 “期待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式。我们重申,份额调整应提高有活力的经济体的份额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因此可能的结果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整体提高。”会议昨日发表的公报指出。 正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上周五(7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大幅上调203点,结束了之前连续下跌的形势。7月24日,周小川指出,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更为深入。”周小川表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指出,尽管人民币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但贬值幅度基本可控。未来在人民币汇率“参考收盘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双参考定价模式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特征将更加明显,汇率弹性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川还透露,应扩大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实际上早在今年上半年的“G20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上周小川就曾表示,中国将于近期使用美元和SDR作为外汇储备数据的报告货币,并积极研究在中国发行SDR计值的债券。周小川指出,SDR有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增强SDR的作用是一项长期工作,可以开始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扩大SDR的使用。 朱隽表示,“SDR计价债券可提供多元化投资产品,降低汇率和利率风险,初期对官方投资者尤其有吸引力。随着市场建设不断推进,会吸引更多私人部门参与,从而把SDR债券市场发展起来。” 【精彩观点】 央行行长周小川: G20应继续推进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应继续推动主权债券纳入加强的合同条款,欢迎巴黎俱乐部将成员扩展至更多新兴债权国。 财政部长楼继伟: 目前中国有些企业的债务率是比较高,个别企业也发生了违约问题,但并未爆发系统性或区域性的债务风险。只有出现系统性或区域性债务风险、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时,公共财政才需要介入。 财政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在介入救助前,需要评估救助措施对纳税人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也就是说,不能轻言干预。但也不是说,政府就不作为。 政府要依法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预防风险,尤其是对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因为,当他们发生灾难性风险时,事实上就“绑架”了政府,为了经济安全,政府不得不为它们买单。因此,要及早防范,这也是一种作为。[详情]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已做好准备应对英国“脱欧”影响 7月24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G20成员国代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代表集体合影。 会议闭幕后发表的公报称,G20成员已经做好准备积极应对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左 右)[详情]
G20共识:采取一切政策工具推动增长 ⊙记者 李苑 ○编辑 谷子 从上海到华盛顿,再到成都。作为今年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成员国会议,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7月23日至24日在成都召开。这也是此项全球财金盛会诞生17年来首度移师中国西部。 “会议审议通过了今年财金渠道的主要预期成果,取得了很多亮点和突破,为杭州峰会做了很好的财金成果准备。”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7月24日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主席国新闻发布会上说,其中之一,“采取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等一切政策工具来提升GDP、推动包容性增长是G20成员的共识。”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G20各方承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积极采取措施增强信心、促进增长。 其中,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回归强劲增长的主要问题。近年来,G20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作出许多政策承诺,但总体上改革进展和成效落后于预期。 楼继伟强调,中国担任主席国以来,继续推动G20各国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并取得重要进展。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并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促进财政改革等方面,每个领域下包括若干项指导原则。指标体系包括了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涵盖了大多数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 “进一步提高了G20各国改革行动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在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上,G20就最重要的改革领域和原则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制定了改革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这将有助于各成员协同推进和落实改革,最大限度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楼继伟介绍,同时加强了对G20各国改革进展与成效的监督。G20各国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纳入G20问责评估报告。 国际税收是G20财金渠道的一项传统议题。此次会议在落实并深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丰硕成果:一是在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二是在税收透明度方面进展迅速、成果显著;三是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方面取得进展。 “中国也将通过设立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作出自身贡献。”楼继伟表示,推动税收政策在促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在7月23日举行的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如何利用税收政策实现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也成为探讨的重要议题。 会议各方认为,目前建立既鼓励创新,又能避免不公平现象出现的税收制度是一个难题。对此,楼继伟说,改革所得税税制和房地产税制才能更好地解决包容性,遗憾的是这两个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推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息收集能力是弱项,另外是涉及很多利益的调整,这是最难得到统一的税制改革。这是个难题,也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义无反顾地去做。[详情]
G20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出炉 中国官方透露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所得税和房产税改革将重点推进 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作为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初步建立了结构性改革的框架。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边际效益下降的背景下,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也在各国财长间达成共识。 我国央行和财政部的掌门人在会上的系列讲话也透露出我国货币财政政策的信号:央行行长周小川重申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稳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就我国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政策的结合是重点。目前我国正在推行兼顾创新和共享的税收政策,而所得税和房产税无疑将是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周小川还首次表示,正在研究发行SDR(特别提款权)债券的可能性。 成果 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出炉 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的出炉,是本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会议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楼继伟24日在会后的主席国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本次会议首次就G20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并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促进财政改革等方面,每个领域下包括若干项指导原则。 楼继伟表示,近年来G20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作出许多政策承诺,但总体上改革进展和成效落后于预期。他表示,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强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 本次会议还强调财政战略在促进实现共同增长目标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当前,在货币政策边际效益下降的背景下,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在各国财长间达成共识。 “我们正在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优先支持高质量投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公告称。 就我国而言,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正逐步下降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今年6月末,M2和M1同比增速分别为11.8%和24.6%,M2和M1的增速差出现扩大趋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从M1和M2的货币剪刀差趋势看,中国企业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现象。”他指出,本轮经济下行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叠加所致,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应更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 楼继伟在会后的主席国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应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发力,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配合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重点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试水 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今年以来,尤其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国际汇市的波动幅度相较以往更为剧烈。美元指数维持在96、97甚至以上的高位,而欧元、英镑、日元等非美货币的走势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蹿下跳”。最新发布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称,“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今年,美元持续强势对人民币汇率也形成了不小的压力。5月以来,在诸多外部风险事件的影响下,人民币中间价又经历了一波贬值,一度逼近6.7的关键点位。而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人民币中间价已经逐渐企稳。截至24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6669。 周小川表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已更为深入。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星展银行财富管理部北亚区投资总监李振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人民币今年三季度正式加入SDR篮子之后,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将对人民币汇率形成一定支撑,因此人民币即使下跌,下跌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周小川还表示,应扩大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他还称,“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据媒体援引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的话称,一家国际开发机构正在筹备发行首只SDR计价债券,相关细节还在最后商议中。 昆仑银行战略投资与发展部总经理助理李建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行以SDR计价的债券是一种创新,一些超主权的国际机构发行SDR债券来融资,更有利于其筹措资金用于一些跨国项目的建设;而对于SDR债券的投资者来说,该债券的价格会更为稳定,具有一定吸引力。不过,SDR债券发行在设计上也需要充分的考虑,比如发行主体如何确定、投资者用什么货币来进行债券认购等。 提速 推进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 税收政策工具在促进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有效性也引发各国财长们的热烈讨论。楼继伟在发言中指出,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把税收政策的重点放在营造公平的环境、创造公平发展机会上面,在保持财政收入可持续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此外,合理设计税收政策,更有效地促进创新,促进新型业态、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注入动力。 他表示,中国正通过营改增和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及加快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等措施,不断推行兼顾创新和共享的税收政策。 对于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楼继伟表示,中国重点在两个方面推进税制改革,一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即把遗留的金融、建筑、房地产、生活服务业等行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鼓励行业细化分工和创新;二是推出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包括给予研发企业和研究机构科研人员股权激励。 同时,他强调中国的税收政策还力求兼顾公平和共享,如实施起征点政策将税收优惠惠及更多小微企业,即企业收入或营业额低于某个点可免征税。 不过,楼继伟坦言,目前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尚有漏洞,从兼顾包容性和公平分配的角度看,更有效的税收政策还是推进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他表示,尽管推进两项改革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但无疑是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也曾多次表示,税制改革的基本行动路线就是减间接税、增直接税,通过一减一增实现中国税制结构的优化。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税制改革的最大看点和难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我国现在的税收征管是很难直接面对自然人的,因此推进所得税和房产税这两项改革将是我国税收征管方式的巨大变革。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税制的着眼点从服务经济发展转向兼顾重视公平,这两项改革是有利于促进公平的。但还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详情]
房地产税“义无反顾”需破哪些难题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张畅)营改增之后,另一项重大税制改革聚焦房地产税上。在近日召开的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要更有效地解决包容性和分配问题,房地产税制与所得税改革是工具箱的首选,但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调整是阻碍上述两项税制改革进程的主要原因,“真正的收入再分配都会受到阻碍,但我们要义无反顾地推进”。 目前,我国以房屋为征税对象的税种是房产税,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而房地产税相较房产税多了一个“地”字,意味着未来的持有税征收对象不仅是房屋价值,还将包括房屋下的土地价值,是房地产税收体系的综合改革。“总的来说,一切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程有直接关系的税种都属于房地产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 然而自2003年提出物业税以来,我国的房地产税收改革历经了长达13年的探索,其间经历了征不征、怎么征、征多少诸多讨论和争议。2011年初,在没有立法的前提下,先行在上海和重庆两地进行试点征收,但由于国内房地产需求量弹性较小,地产开发商很容易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买单,导致房价进一步上升,与抑制房价上涨的预期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当前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相分离的问题也成为房地产税推进的一大难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直言,我国欲征收的房地产税,是土地国有制下对私人住宅征收的财产税,这在国际上难以找到借鉴先例。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我国税收几乎都是针对法人征收,即便是个人所得税,也是通过单位财务部门代扣代缴,让税务局直接面向居民个人征收房地产税,难度可想而知。对此,有专家建议采取中介方式,即将房地产税委托给有资质的资产评估的权威部门来征收,以节省税务部门人力物力成本。不过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直言,征税中介组织的诚信程度、职守操守和业务能力尚未达到相应水平,“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差别很大,二元结构特征明显,税务机关以及中介部门管理一时无法跟上,这将使得房地产税开征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 而在杨志勇看来,房地产税落地的最大阻碍将是较高的税负,“仅是土地使用税、增值税等五项税种,在我国税收总额中的占比就达到了12%左右,再加上房地产相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对纳税人而言将是不小的负担,如何实现普遍收税、规避拖欠缴税,将极大考验税务机关的执行力”。[详情]
新华社成都7月24日电 题:G20成都会议“会诊”全球经济 财经权威开出何种“药方” 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4日在成都落幕,会后各方发表联合公报。作为9月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之前的最后一次部长级会议,世界主要经济体财政和货币政策主官在此间取得的成果,将直通杭州。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仍旧弱于预期,下行风险持续存在,尤其是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G20成员为应对这些挑战开出了怎样的药方 以更大力度推进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回归强劲增长的主要问题。近年来G20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作出许多政策承诺,但总体上改革进展和成效落后于预期。“今年G20在结构性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 根据公报,在4月确定的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的基础上,此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一套指导原则并达成一致,并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 据悉,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促进财政改革等方面,每个领域下包括若干项指导原则。指标体系则包括了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涵盖了大多数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 这一成果表明,G20就最重要的改革领域和原则找到了“最大公约数”,这将有助于各成员协同推进和落实改革,最大限度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G20各国还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纳入G20问责评估报告。 楼继伟说,这将有助于相对客观地衡量各国改革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的整体效果,也可较为直观地总结一国结构性改革各领域的进展和改进方向,并为下一步改革行动提供参考和指导。 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总需求 当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复苏乏力,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促增长成为G20普遍共识。在中方推动下,G20承诺将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全球总需求,并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公报指出,为支持我们的共同增长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 此次会议期间,世界银行等11家全球主要多边开发银行(MDB)响应G20号召,首次联合发表了《MDB关于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并制定了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 同时,本次会议发表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联盟将进一步加强现有区域互联互通倡议及项目建设的合作与协调,推动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物流、人流、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动,为全球经济共同繁荣作出贡献。 为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会议还核准了《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的政策指南》等成果文件,为各国推动融资工具多元化、吸引私营部门投资、降低投资风险等提供了政策建议。 构建公平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税收亦是G20财金渠道的一项传统议题。不过在G20层面就税收专题举办高级别研讨会在成都还是第一次。楼继伟表示,此次会议在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公报表示,我们认识到税收政策在更广泛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议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认识到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环境对减少税收体系冲突的重要作用。我们重视税收政策工具在促进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有效性,也重视税收确定性对于促进投资和贸易的益处。 据悉,此次会议建立了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包容性框架,并设立了治理实体。会议核准了识别不合作辖区的客观标准,并鼓励尚未签署多边税收行政互助公约的国家签署该条约。 同时,会议还鼓励各国和国际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税收能力建设,并对相关国际组织组建新的税收合作平台表示认可。各方还就推动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达成共识,愿意继续就相关问题开展深度讨论、加强合作。 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架构发挥更大作用 公报指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为此,我们继续承诺完成监管框架中剩余的核心工作,以及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议定的金融改革。 G20今年恢复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并以新兴市场深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并发挥更大作用为主线,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包括继续改善关于资本流动的分析和监测,以及对资本流动过度波动带来风险的管理;进一步加强以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促进IMF与区域融资安排之间的有效合作等。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重启以来,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G20应继续推进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应继续推动主权债券纳入加强的合同条款,欢迎巴黎俱乐部将成员扩展至更多新兴债权国。 周小川认为,区域金融安排应与IMF进行更多合作,并不断完善IMF贷款工具。同时,应扩大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记者 韩洁、申铖、杨迪、胡旭)[详情]
新华社成都7月24日电(记者申铖、胡旭)为期两天的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闭幕,会议围绕九大议题发表了会议公报,各方同意采取更多行动来增强信心和促进增长。 此次会议是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同主持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架构、投资和基础设施、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并核准了各议题下的主要成果,为杭州峰会做好了财金成果准备。 楼继伟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经济复苏弱于预期,经济环境面临挑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在这种形势下,G20各国有必要加强合作,重申G20上海会议的共识,继续采取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所有政策工具,增强信心,促进增长。 周小川认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他指出,今年G20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融的指标与数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下一步应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让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所有人群。 楼继伟表示,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年初确定的G20财金渠道全年各项政策目标基本如期实现。财金渠道将会同G20协调人共同为G20杭州峰会成果文件磋商进行积极准备。同时,也将继续密切跟踪世界经济形势新的变化,及时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新风险、新挑战,确保G20杭州峰会取得成功。[详情]
中新社成都7月24日电 题: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交出“高分”答卷 中新社记者 李晓喻 24日于成都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没有让人们失望。在世界经济麻烦缠身之际,本次会议送上了多项“解药”。 已做好准备应对英国“脱欧” 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令正逢艰难时世的世界经济陷入更大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日前均下调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 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亦坦承目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持续存在,且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但会议表示,G20成员已经准备好积极应对英国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并“希望看到英国作为欧盟的密切伙伴”。 中国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英国、欧盟还是G20,都在强调英国与欧盟会继续加强合作,减少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这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会议同时强调,G20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所有政策工具,以实现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的目标。 这一表态受到充分肯定。IMF总裁拉加德称,对G20使用“所有政策工具”提振增长的决心表示欢迎。 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出炉 作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根本之道,结构性改革如何摆脱“拖延症”备受关注。 本次会议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可为各成员实施改革提供参考指南,但不具有强制力。 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一套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12个指标的体系,根据该体系每两年对各国改革实施情况做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纳入G20问责评估报告。 这是G20结构性改革议程的首个顶层设计。用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话说,这是“里程碑式的成果”。 “结构性改革议题取得的成果是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周强武表示,优先方向、指导原则、指标体系,构成了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方向和思路。今后G20各国将形成反映各国结构改革的“仪表盘”,并由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各国改革的进展、成效和不足一目了然。 “这将形成一种压力,推动G20各成员协同加快和落实改革,使进展慢的国家迎头赶上。”周强武说。 此外,在周强武看来,通过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也是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最大的贡献”,将对提升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受贸易保护政策、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全球贸易已连续四年“跑输”同期GDP,这种疲软态势又使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 对此,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明确提出,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但实际上,G20成员国自2015年10月以来已出台了140多项贸易限制措施。在此情况下,这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们的“反对”有多少含金量? 周强武指出,此次会议将贸易和投资壁垒作为衡量一国推动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指标,相当于从改革的角度要求G20各方切实反对保护主义,“这是一大进步”。 扩大基建投资获重大突破 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促增长成为G20普遍共识。 此次会议除鼓励多边开发银行、私营部门投资基础设施外,还发表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联盟将进一步加强现有区域互联互通倡议及项目建设的合作与协调,推动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物流、人流、信息流等要素流动。 分析人士认为,G20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将扩大全球总需求,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打下基础。[详情]
新华社成都7月24日电 题:经济企稳 风险犹存——G20财经“大咖”评说中国经济热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成都会议24日落下帷幕,作为G20“中国年”9月杭州峰会前财金渠道的最后一场重磅会议,此次会议将核准G20财金渠道全部成果并“直通”领导人峰会。 今年2月第一次G20财长会在上海召开时,恰逢中国股市刚刚受挫,国际市场看空人民币令外汇承压,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个月过去了,世界经济又添变数,出席成都会议的各国财经“大咖”如何评说中国经济风云 中国经济企稳获各国广泛“点赞” 就在成都会议召开前几天,中国发布了“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半年报”——6.7%的经济增长,一个“稳”字是中国给世界的答卷。 “尽管经济转型和改革带来诸多挑战,但中国经济中长期前景是光明的,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会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IMF在7月1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测分别较4月份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但却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提高0.1个百分点至6.6%,并维持明年增长预期不变。一降一升显示出全球经济走弱背景下,中国经济企稳难能可贵。 事实上,与年初的上海会议相比,成都会议上看好中国经济的声音增多。据参会的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介绍,两天会期,与会嘉宾言语间多了对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举措的认可,担心和焦虑越来越少。 “尽管世界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增长步伐依然健康,我们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会有大的下滑。”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帕多安说。 高杠杆导致短期金融风险受警示 在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同时,不少与会嘉宾也坦言中国经济转型的道路并不平坦,目前经济表现出的一些风险挑战值得警惕。 “中国需要采取措施应对短期风险,其中包括不断高企的企业债务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发出如此警示。 而在会议闭幕后举行的主席国新闻发布会上,海内外媒体也向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抛来同样的问题。 数据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向前推进,高杠杆问题越来越明显。2015年公司债、企业债和债务融资工具共有18起违约事件,从今年情况看,风险个案数量只增不减,目前主要债券品种已有24只发生实质性违约,房地产亦是债务风险聚集区。 “虽然一些企业债务率高并发生违约,但中国没有爆发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楼继伟回应说,中国对这些问题实施宏观审慎管理举措,重点要做好风险的及早防范,如果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会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时,公共财政会介入干预,但前提是要评估好对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当然,关键举措还是加强风险防范。 而针对国际上关于中国金融风险的议论,IMF一名与会高级官员认为市场有些过度反应了。他认为中国经济的确面临挑战,但并没有像市场所言步入危机。当前不仅中国,广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需要警惕金融稳定风险。中国需要继续控制信贷规模,并对缺乏盈利能力的负债企业采取措施。 人民币国际化在考验中前行 此次G20成都会议上,有关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无疑是焦点话题之一。受其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国际化进程备受关注。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明显下跌。7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跌破6.70,再创近年新低。 出席会议的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会后对媒体透露,他在此次会议上对G20强调了汇市维持稳定的重要性。在英国6月23日“脱欧”公投后,日元兑美元一度涨破100,目前汇率走势已经走稳。他强调,汇率的过度和无序波动对经济及金融市场都有负面影响。 虽然面临挑战,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前景依然被与会人士看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涛表示,今年10月,人民币会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这将会给人民币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4日发布的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底,综合反映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达到3.6,五年间增长逾十倍。 “人民币的国际化正在路上。”拉加德对记者说,越来越多跨境贸易和投资在用人民币计价,这种趋势仍将持续,并将伴随着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前景,不断推进。 产能过剩日趋全球化需集体应对 此次G20成都会议上,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呼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产能过剩日趋全球化。中国正积极稳妥地推进去产能,这份大国担当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我们认识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的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对贸易和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认识到,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最新披露的会议公报发出了G20各国的共同声音。 从年初G20上海会议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关注,到6月中美在战略经济对话上的“舌战”,再到各国在成都达成重要共识,表明各方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态度更加务实、步调趋向统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钢材生产国,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已成经济增长的拖累。因此,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可谓“义无反顾”。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此前就已表示,中国钢铁产能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不仅没有任何补贴性质的政策刺激钢铁出口,而且对部分品种的钢铁产品加征了出口关税。 同时,为了化解去产能的过程对经济社会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还安排了财政预算对下岗工人给予支持。 楼继伟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项综合工程,改革要讲顺序、讲配套,从而在短期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拉加德表示,中国正在经历的去产能以及经济转型尽管有挑战很痛苦,但这符合各国广泛的利益需求,相信转型升级将推动中国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前行,让全世界人民受益。(记者韩洁、胡旭、申铖、王迪、杨迪)[详情]
新浪财经 王茜 发自成都 新浪财经讯 7月24日消息,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接近尾声,成员国就现状达成共识,即经济复苏弱于预期,不确定性加大。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显示,多数G20成员国的实际经济产出都低于潜在趋势。这也意味着,G20实现其五年经济增长计划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今日发布的公报显示成员国就全球经济现状达成共识,即“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仍旧弱于预期。同时,增长成果应在国家内和国家间得到更广泛的分享以促进包容性。 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突出表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许多经济体低通胀。金融市场波动仍然很大,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和难民流动继续使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化。此外,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也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已经是G20最新一轮五年计划的第三年。2014年G20第九次峰会制定了在五年内将整体经济增长率提高至2%以上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即到2018年各成员国经济在当时基础上提升2.1%,经济总量增加约2万亿美元。 然而,该目标的实际推进并不顺利。新浪财经注意到,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几乎所有的G20成员国的实际经济产出(水平)都低于潜在趋势(“nearly all G-20 economies operating at below-potential output。”)而这其中,巴西、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国的情况最为严重。 针对上述2%的额外增长目标,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今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IMF做了分析,认为目前G20国家在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已经落实了一些承诺,如果不采取新的措施,这将使G20到2018年额外增长1%左右,距离2%的目标还差一半。” 对于增长计划进展不顺,G20在公报中有这样一句委婉表态,“国际组织的初步评估和强化的同行审议结果显示,我们在落实增长战略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推进。迅速和全面落实增长战略对于支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布里斯班峰会制定的共同增长雄心仍然十分关键。” 前述IMF报告就指出,鉴于当前情况,建议G20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况采取广泛的措施来促进短期增长和长期潜在增长。 其中,对于发达国家,IMF建议将公共开支转移到基础设施投资,推进生产品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财政结构改革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建议重点提高公共投资效率,降低外贸和外商投资门槛,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也甚为重要;而巴西、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则建议开展生产品市场和法制改革,深化金融改革刺激信贷增长等。[详情]
7月19日,东北特钢宣布其8.7亿元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实质违约,这已是东北特钢今年第7次违约。此外,今年以来中国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违约案例不断增多,其中不乏央企,令这波企业违约潮受到了高度关注。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当被问及“中央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时,中国财长部部长楼继伟幽默地用英语回应称:“help but not bailout!”(中文意为“援助但不兜底”) 楼继伟表示,目前虽然企业债务率高企,也发生了几宗违约,但没有系统性、区域性债务风险爆发。 “至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何时参与,当出现系统性风险,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公共财政不得不介入,”但楼继伟强调,“这是纳税人的钱,要评估这给纳税人的损失,不轻易进行财政干预。” 不过,楼继伟也称:“政府不能不作为,而作为就是预防,即宏观审慎监管。就重大金融风险而言,尤其是‘太大而不能倒’(TBTF)的金融机构,这会对国家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这时宏观审慎管理就要及早防范。” 随着经济转型压力加大、国企刚性兑付不断打破,今年先是中铁物资,近期也成为首个债券申请暂停交易央企公司;7月12日,已有多项债券违约纪录的东北特钢于上海清算所网站发布公告称,该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未能按期足额偿付本息,已构成实质性违约。 就当前情况看,地方政府能够向其国企提供的实际支持存在重大局限性,近期的违约事件正好支持了这个看法。 “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中央政府正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认为,除非地方政府持有的发行人所从事的业务与国家重要政策紧密一致,或是中央政府担心违约可能会造成广泛的系统性影响,否则中央政府对此类发行人给予支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穆迪企业融资董事总经理刘长浩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正是因为刚性兑付的逐步打破,投资者资金流向优质资产的情况会持续,导致实力较弱的发行人面临再融资压力。刘长浩表示,由于未来12个月内在境内市场会有超过4万亿元由中资企业发行的债券(即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和商业票据)到期,因此产能过剩行业再融资风险的增加和行业的持续弱势会导致未来12~18个月境内债券市场发生更多的违约事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达到145%。与此同时,中国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以减少煤炭和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而这两行业都在国内债券市场的发行量较高。因此,未来12~24个月企业提高杠杆率的空间很小。[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24日消息,针对企业债风险,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今日在2016年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目前国内企业债务没有系统性、区域性的风险爆发,公共财政不能轻言干预。但是他也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会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发生风险而绑架国家。 楼继伟表示,“虽然企业的债务率比较高,但还没有系统性、区域性的风险爆发。当出现系统性风险,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我们要评估对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这是纳税人的钱,不能轻言用公共财政进行干预。” 但他也强调,不轻言干预不是说政府不作为,宏观审慎监管就是为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发生风险,进而绑架了国家(经济)。 楼继伟在工作人员结束翻译后,还用英语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尽力帮助,但不会兜底(in that situation, government all will help,but bail out)。 (新浪财经 王茜 刘金磊发自成都)[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7月23-24日在成都召开。以下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公报内容: 1. 我们在成都举行会议,审议在应对关键经济挑战方面的努力,以及年初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我们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密切开展工作,并就各项议程取得了切实成果,这些成果将提交杭州领导人峰会审议。 2. 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仍旧弱于预期。同时,增长成果应在国家内和国家间得到更广泛的分享以促进包容性。全球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下行风险持续存在,突出表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许多经济体低通胀。金融市场波动仍然很大,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和难民流动继续使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化。此外,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也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G20成员已经准备好积极应对英国公投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今后,我们希望看到英国作为欧盟的密切伙伴。 3. 我们正在采取行动增强信心并促进增长。鉴于近期形势变化,我们重申决心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我们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与中央银行的职责保持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在强调结构性改革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强调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我们共同的增长目标同样重要。我们正在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优先支持高质量投资,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此外,我们将继续研究G20在必要时可采取的适合各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长和应对潜在风险,包括应对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我们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我们将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将仔细制定、清晰沟通我们在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政策行为,以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并增加透明度。 4. 关于结构性改革,我们核准增长框架工作组准备的“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并赞赏经合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意见。我们注意到结构性改革的选择和设计应符合国家经济情况。在4月确定的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一套指导原则并达成一致。这套指导原则将为各成员提供有用的高级别指导,同时允许各国照顾到本国具体国情。我们还就一套指标达成一致,以帮助监测和评估我们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及进展与挑战,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强化该套指标。我们承诺实施并逐步完善“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并呼吁国际组织继续提供支持。国际组织的初步评估和强化的同行审议结果显示,我们在落实增长战略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推进。迅速和全面落实增长战略对于支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布里斯班峰会制定的共同增长雄心仍然十分关键。在此基础上,为加倍努力,我们正在更新增长战略以纳入新的和调整的宏观经济及结构性政策措施,发挥二者相互支持以共同促进增长的作用。我们将在杭州峰会前完成增长战略更新,并完成衡量我们增长雄心落实进展的问责报告。我们强调,开放的贸易政策和强劲、安全的全球贸易体系对促进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采取进一步行动重振全球贸易和提升投资。我们还将致力于减少过度失衡,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提升包容性。 5. 我们认识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的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对贸易和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认识到,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我们也认识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可能导致市场扭曲和造成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因此需要予以关注。我们承诺加强沟通与合作,致力于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上述调整,以加强市场功能和鼓励调整。G20产钢经济体将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的行动,包括参与定于2016年9月8-9日召开的经合组织钢铁委员会会议,并讨论成立一个全球论坛的可行性,将其作为交流和分享全球产能动态、政府政策与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台。 6. 为支持我们的共同增长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多边开发银行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我们已与多边开发银行进行了有效沟通,呼吁他们共同采取行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并促进私人投资。为此,我们欢迎11个多边开发银行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中做出的承诺,包括在各自机构的职责范围内宣布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的量化目标,及其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础设施项目质量、加强项目储备、增进新老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有利环境和动员私人投资所做努力。我们强调,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非常重要,其旨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成本、安全性、抗自然灾害的韧性、创造就业机会、能力建设以及知识和专业技能转移的基础上确保经济效率,同时处理好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并与经济和发展战略相一致。我们欢迎多边开发银行对G20多边开发银行优化资产负债表行动计划的回应,号召进一步落实该行动计划。加强互联互通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必然要求,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共享繁荣具有关键作用。我们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以加强各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协同与合作。我们要求世界银行作为联盟秘书处,与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OECD、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以及有兴趣的G20成员一起开展工作,支持联盟的活动。我们核准《G20/OECD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并欢迎GIH完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风险分担解析报告》,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评估基础设施风险。我们支持有效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和《G20/OECD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特别是期待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对公司治理进行的同行审议,对《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评估方法进行修订。 7. 我们支持国际组织持续努力,在现有和已倡议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其职能和比较优势,做出协调且有效的响应,为所有地区、各种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难民及其接收社区提供支持。我们期待在近期采取进一步措施。我们注意到世界银行正在讨论考虑建立一个全球危机应对平台。我们呼吁加强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及难民安置,并通过相关国际组织加大对难民及其接收社区的支持力度。 8. 我们核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关于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建议。在相关国际组织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改善关于资本流动的分析、监测和对资本流动过度波动带来风险的管理。我们期待IMF在年底前完成关于应对资本流动的国别经验和新问题的审议。我们注意到正在进行的对OECD资本流动通则的审议工作。我们支持进一步加强以强劲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IMF贷款工具的有效性、并在尊重各自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IMF与区域金融安全网之间的有效合作。在此方面,我们欢迎即将开展的清迈倡议多边化与IMF的联合演练,并呼吁IMF就贷款工具开展更多的工作。我们期待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式。我们重申,份额调整应提高有活力的经济体的份额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因此可能的结果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整体提高。我们期待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我们强调促进有效且可持续的融资实践的重要性,并将继续改善债务重组进程。我们支持将加强的合同条款纳入主权债中的持续努力。我们支持巴黎俱乐部作为主要的国际官方双边债务重组平台,讨论一系列主权债问题,支持巴黎俱乐部持续吸纳更多新兴债权国,并欢迎韩国加入巴黎俱乐部。我们欢迎中国定期参加巴黎俱乐部会议,以及中方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的意愿,包括进一步讨论潜在的成员身份问题。我们支持对扩大SDR的使用进行研究,如更广泛地发布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财务和统计数据,以及发行SDR计价债券的可能性,从而增强韧性。我们呼吁国际组织进一步开展工作以支持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包括加强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我们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职责延至2017年。 9. 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为此,我们继续承诺完成监管框架中剩余的核心工作,以及及时、全面和一致地落实已议定的金融改革,包括巴塞尔协议III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标准,以及有效的跨境处置机制。我们重申支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在2016年底前完成巴塞尔协议III框架,在推动公平竞争的环境的同时,避免进一步大幅度提高整个银行业的总体资本金要求。我们期待BCBS进行全面的定量影响分析,从而为监管框架的最终设计和校准提供信息。我们将继续加强监测改革落实情况及其效果,以确保其符合我们的总体目标,包括应对任何未预见到的重大后果。我们期待FSB拟在杭州峰会期间向领导人提交的关于金融监管改革执行与效果的第二份年报。我们将继续应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我们欢迎针对国际活跃保险机构制定保险资本标准(ICS)的工作。我们欢迎IMF、FSB和BIS正在联合进行的总结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的国际经验的工作,以帮助促进实施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并期待报告于杭州峰会前发布。我们欢迎FSB就应对资产管理业务结构脆弱性的政策建议征求意见。我们将继续密切监测并在必要时应对金融体系中的新风险和脆弱性,包括与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市场化融资有关的风险。为妥善应对代理行业务减少问题,我们期待拟向杭州峰会提交的由FSB协调的四项行动计划的进展报告。G20期待进一步适当明确监管预期相关工作,包括10月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将讨论代理行指引。我们呼吁G20 成员、IMF和世界银行加大对各国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从而帮助其改善全球反洗钱和反恐融资(AML/CFT)以及审慎标准的合规工作。我们鼓励成员缩小在实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方面的差距,并加快在场外衍生品市场改革方面的行动。根据我们已通过的工作计划,我们期待那些关于中央对手抗风险能力、恢复计划和可处置性的征求意见稿在杭州峰会之前发布。我们通过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以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我们鼓励各国在制定其更广泛的普惠金融计划时考虑这些原则,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计划。 10. 我们欢迎在日本京都召开的G20/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包容性框架首次会议,特别是参与该框架成员十分广泛,这将为及时、持续和广泛地落实G20/OECD的BEPS 项目并应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挑战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呼吁所有尚未就BEPS项目做出承诺的感兴趣的相关国家和辖区做出承诺,并平等参与该框架。我们也欢迎近期在有效和广泛落实国际公认的税收透明度标准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重申呼吁所有还未做出承诺的国家,包括所有金融中心和辖区立刻做出承诺,最迟在2018年前实施自动情报交换标准,并签署多边税收行政互助公约。我们支持税收透明度与情报交换全球论坛就自动情报交换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期待在今年年底前收到其报告。我们核准OECD与G20成员合作提出的关于识别在税收透明度方面不合作辖区的客观标准建议。我们要求OECD在2017年6月前向我们报告辖区在税收透明度上取得的进展,以及税收透明度与情报交换全球论坛将如何管理国别审议进程,应对国家提出的补充审议要求,以便OECD在2017年7月G20领导人峰会前准备一份尚未在落实国际税收透明度标准上取得满意进展的辖区清单。对列入清单的辖区将考虑制定防御性措施。我们鼓励各国和国际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税收能力建设,为此,我们对IMF、OECD、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成立的新的税收合作平台,以及这些机构关于支持税收改革的有效技术援助机制的建议表示认可。我们期待在2017年年中收到相关进展更新情况。我们支持亚的斯税收倡议的原则。我们认识到非法资金流动对各国经济都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并将继续推进G20在这方面的工作。 11. 我们认识到税收政策在更广泛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议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认识到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环境对减少税收体系冲突的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在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讨论中所强调的,我们重视税收政策工具在促进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有效性,也重视税收确定性对于促进投资和贸易的益处。为此,我们要求OECD和IMF继续在促增长的税收政策和提高税收确定性方面开展工作。 12. 我们重申要求FATF和税收透明度与情报交换全球论坛在我们10月会议前,就如何加强国际透明度标准实施,包括获取法人和法律安排的受益所有权信息并开展跨国信息交换提出初步建议。 13. 我们对近期的恐怖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我们重申将保持团结一致,并决心打击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发生在哪里。我们将应对恐怖融资的所有来源、技术和渠道。我们欢迎FATF在实施其打击恐怖融资新综合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呼吁有效落实其操作计划。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有效地落实FATF标准是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加强FATF的引导力,提高FATF网络以及与FATF类似的区域机构的有效性。我们呼吁FATF在2017年3月前就如何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向我们汇报。 14. 我们认识到,为支持在环境可持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有必要扩大绿色投融资。我们欢迎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提交的《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和由其倡议的自愿可选措施,以增强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具体来说,我们相信可通过以下努力来发展绿色金融: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学习网络,支持本地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 15. 我们欢迎一些国家为帮助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快生效所已采取的国内措施,同时鼓励其他国家这样做。我们重申呼吁及时实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落实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气候资金所作的承诺和其他国家就气候资金所作的声明。我们欢迎气候资金研究小组有关“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提供和动员气候资金以强化减缓和适应行动”的报告,并注意到有关“在发展援助和气候资金项目中实现气候变化因素主流化”的展望报告。根据明年G20主席国经商其他成员国确定的工作安排,我们2017年将继续就气候资金问题开展工作,目标是利用G20论坛的专长、知识和经验分享,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所进行的讨论作出贡献。 16. 我们重申致力于在中期规范并逐步取消低效的、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并认识到有必要为贫困人口提供支持。此外,我们鼓励所有G20成员考虑参与低效的、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自愿同行审议。 附件 已收到的报告: 1. IMF监测报告和关于G20国家结构性改革优先重点的背景文件 2. 增长框架工作组关于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的报告 3. IMF关于重振贸易以支持增长的下一步路径的报告 4. OECD关于投资进展和政策挑战的报告 5. OECD关于贸易进展和政策挑战的报告 6. 多边开发银行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 7. 多边开发银行对G20多边开发银行优化资产负债表行动计划的回应 8. 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 9. G20/OECD关于基础设施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 10. G20/OECD关于基础设施融资工具多元化的支持报告 11. G20/OECD关于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的支持报告 12. G20/OECD关于落实《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的进展报告 13. G20/OECD关于制定有效方法以支持落实《G20/OECD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的进展报告 14. GIH PPP风险分担解析报告 15. 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2016年最终报告 16. IMF关于SDR作用的初步报告 17. FSB主席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信,2016年7月 18. IMF-FSB-BIS关于有效宏观审慎政策要素:国际经验与教训报告草稿 19. BCBS-CPMI-FSB-IOSCO关于CCP联合工作计划的进展报告草稿 20. FSB拟向G20提交的关于G20金融监管改革执行与效果年报草稿 21. 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 22. 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 23. G20普惠金融指标(2016年更新) 24. OECD秘书长提交给G20财长的报告 25. 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 26. 气候资金研究小组有关“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提供和动员气候资金以强化减缓和适应行动”的报告 27. 气候资金研究小组有关“在发展援助和气候资金项目中实现气候变化因素主流化”的展望报告 28. 国际组织应气候资金研究小组邀请准备的有关“促进气候资金有效和透明提供与动员”的工具箱 29. FATF关于反恐融资、信息共享、透明度和受益所有权的报告 30. IMF-OECD-UN-WBG关于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领域增强外部支持有效性的联合报告 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事项: 1. 我们要求增长框架工作组根据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就G20结构性改革进展开展评估,要求OECD使用共同的指标体系并参考其他国际组织的意见,帮助评估G20在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并起草一份技术报告。 2. 我们邀请OECD和IMF继续就预算收支结构开展工作,以支持提高生产率、包容性和增长。 3. 我们要求多边开发银行向我们定期报告包括动员私人投资在内的落实“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行动的联合愿景声明”的进展。 4. 我们要求多边开发银行2017年再次报告多边开发银行优化资产负债表行动计划的进展。 5. 我们要求世界银行联系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的潜在成员,以确认他们的联盟成员身份,并期待在我们核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后一年内举行联盟成立大会。 6. 我们要求GIH与多边开发银行合作评估动员私人资金方面的内部激励,并于2016年12月向我们的副手报告。 7. 我们期待IMF资本流动管理方面的工作,包括参考FSB、BIS和IMF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各国经验总结。 8. 我们期待IMF和FSB即将发布的关于数据缺口第二阶段倡议的进展报告,包括最终行动计划。 9. 我们要求IMF研究并报告将加强的合同条款纳入存量主权债中的成本和可行性。 10. 我们呼吁世界银行和IMF提出更多加强努力和合作的选项,为债务国和其面临的挑战提供有针地性的技术援助以加强其债务管理的能力,并在2017年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报告。 11. 我们呼吁进一步分析状态依存型债务工具,包括GDP挂钩债券的技术方法、机会和挑战,要求IMF与感兴趣的成员国一道,在2017年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报告这一问题。 12. 我们期待IMF将于2017年1月发布的关于研究SDR如何加强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报告。 13. 我们要求FSB与其他标准制定机构以及国际委员会协商,进一步监测并分析市场流动性状况,并汇报各国回购市场变化情况。 14. 我们要求GPFI与相关组织合作,在2017年向我们汇报各国在国别层面采取的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行动。 15. 我们期待在2017年初考虑FSB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第二阶段报告和建议,该工作组届时会就改善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提出建议。 16. 根据明年G20主席国经商其他成员国确定的工作安排,我们2017年将继续就气候资金问题开展工作,目标是根据UNFCCC的原则、规定和目标并利用G20论坛的专长、知识和经验分享,为UNFCCC下所进行的讨论作出贡献。 17. 我们期待进一步讨论国际组织应气候资金研究小组邀请准备的有关“促进气候资金有效和透明提供与动员”的工具箱。 18. 我们将根据明年G20主席国的工作安排,为G20正在开展的关于抗生素抗药性的工作提供支持,探讨应对潜在市场失灵的措施。 19. 我们期待收到G20/OECD关于制定有效方法以支持实施《G20/OECD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的报告。[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同主持会议。此次会议是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架构、投资和基础设施、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核准了各议题下的主要成果,并发表了会议公报,为杭州峰会做好了财金成果准备。 周小川行长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物价和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英国“脱欧”公投后,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政府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解决过剩产能等结构性问题的必由之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已更为深入。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周小川行长表示,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重启以来,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G20应继续推进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应继续推动主权债券纳入加强的合同条款,欢迎巴黎俱乐部将成员扩展至更多新兴债权国。呼吁区域金融安排与IMF进行更多合作,并不断完善IMF贷款工具。同时,应扩大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周小川行长强调,近年来金融部门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全球金融体系稳健性得到有效提升。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他指出,今年G20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融的指标与数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下一步应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让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所有人群。 周小川行长介绍,今年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并形成了报告,各方根据各国国情特点,深入研究了如何通过金融创新、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风险分析和国际合作等方式调动更多资源,为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详情]
新华社成都7月23日电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3日在成都市举行的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呼吁,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G20应在完善全球税收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不断拓展深化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23日消息,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2016年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当我们领略到各国税收制度的不同时,应该更多关注自身。应该将改变后的税制稳定下来;税收制度会影响到商业环境,应加大力度消除国与国之间的边界。 他同时表示,G20应促进跨国投资来帮助经济增长。税收政策对于鼓励外资而言很重要,频繁变更税收体制将产生不确定性。[详情]
新华社成都7月23日电(记者韩洁、胡旭)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3日在此间呼吁,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G20应在完善全球税收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不断拓展深化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楼继伟是在23日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举行的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此次研讨会系此次G20中国年“成都站”会议——今年第三次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重头戏。 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是G20的核心议题,此次成都会议上,G20各国将目光投向国际税收治理,这也是G20层面首次就税收专题举办高级别研讨会。 “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楼继伟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呼吁,G20各国应探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促进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为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更大贡献。为此他提出四大主张。 一是密切关注全球税收发展动向。G20各国应站在全球高度,加强对税收领域战略性、宏观性、机制性问题的研究,包括继续推动BEPS计划和税收情报交换的落实工作打击国际逃避税等,推动完善国际税收制度体系,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 二是不断深化国际税收合作。G20各国应思考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开展国际税收合作,包括消除税收歧视、减少国际间双重征税、降低税收风险等,从而消除投资壁垒、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合作,建立平等共赢的伙伴关系。 三是持续加强税收能力建设。G20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税收政策领域技术援助,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能力,提高其在国际税收规则中话语权。中国将建立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为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做贡献。 四是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G20各国应把税收政策重点放在营造公平的环境、创造公平发展机会上面;合理设计税收政策,更有效地促进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提高各国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过程中的透明度、确定性和规范性,稳定市场预期,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全球贸易与投资,恢复全球经济的传统增长动力。(完)[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23日消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今日在2016年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基于税收公平原则,应该对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进行征税,不过目前这一领域仍存在监管难题。 楼继伟今日表示,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商业活动的复杂性,例如电子商务零售规模增长大大超过实体店,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商务零售额增长28%,而实体店仅8%;数字金融里面存在很多影子银行。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征税问题,因为数字经济中大部分没有征税。 “(数字经济)很多没有收税,怎么收税?我的意见是要收税。”楼继伟表示,在鼓励创新驱动的同时,也要通过向数字经济征税保证税收的公平性。 他举例说,目前国家刚刚向跨境电子商务征税,而在此之前,跨境电子商务只缴纳很低的税费,境外电子商务税费比国内制造商的增值税还低,这打击了国内研发和制造。因此,税收不能是一味支持创新,而是要保证公平,跨境电子商务征税对国内制造商是保护和公平性的体现。 楼继伟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应该征税,但是很难。一是他们越来越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既得利益。第二,对他们征税技术上难。我们替代不了监管,监管要上去,税收才上去。”他指出,要对数字经济征税首先要实现监管,例如一些共享经济会通过互联网逃避知识产权监管,因此他呼吁落实对数字经济的监管。(新浪财经 王茜 发自 成都)[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23日消息,对于外界最为关注的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今日在2016年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应该积极推动这两者改革,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正式推出(方案),主要是受制于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调整阻碍。“只要是真正的税收再分配,就会受到真正的阻碍,但我们义无反顾地要做。”楼继伟说。 今年上半年楼继伟曾对外表示,房地产税目前处于立法阶段,而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提出方案。 楼继伟今日还表示,中国最近落实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有助于提高各行业专业性,有利于企业研发获得税收优惠,激励创新。但是,营改增也还有发 展空间,例如如何增强包容性,让更多的小企业参与进来。此外,现在实施的起征点政策,在效果上看也存在很多漏洞,有待改善。(新浪财经 王茜 发自成都)[详情]
构建有利于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 增长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楼继伟部长在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6年7月23日,成都) 尊敬的G20各国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成都,参加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型的关键时刻。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全球贸易增速停滞不前,金融市场波动加大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等问题仍困扰全球。同时,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均衡、治理体系改革动力不足等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仍是G20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危机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递减,负面影响显现,其深层次原因是中长期结构性失衡,全要素生产率减缓,收入分配不均和创新驱动不足。 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强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面对持续低迷的全球经济,G20国家加强政策协调与应对至关重要。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各经济体协同努力。为此,G20国家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凝聚政策共识,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与透明度,增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营造政策环境支持关键领域结构性改革,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品生产模式、企业组织形式、国际贸易模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有国际税收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因此,G20各国应探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促进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为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对于完善全球税收治理给予高度重视,取得了积极成果。一是在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方面取得实质进展。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就BEPS行动计划达成共识。经过OECD和各国近两年的努力,BEPS行动计划发布最终成果,并建立实施BEPS成果的包容性框架,迈出了国际税收改革的重要一步。二是在税收透明度方面进展迅速、成果显著,已有96个国家(地区)承诺在2017年或2018年底前实施自动情报交换,签署多边税收行政互助公约的国家范围进一步扩大,各项税收透明度审议和监督工作积极推进。三是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方面,近年来,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发起各类税收援助倡议和项目,得到了发达国家的有力支持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当前,G20国家在税收领域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仍有很大空间。G20作为全球公认的治理平台,应在完善全球税收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不断拓展深化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一)密切关注全球税收发展动向。G20各国应当站在全球高度,加强对税收领域的战略性、宏观性、机制性问题的研究,确保各个经济体实现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一是继续推动BEPS计划和税收情报交换的落实工作,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包容性框架,遵从税收情报交换标准,推动国内税制改革,有效打击国际逃避税。二是以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为开端,在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推动进一步完善国际税收制度体系。三是关注各经济体税制发展的态势,把握全球税制发展的战略方向,推动国际税制协调发展,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 (二)不断深化国际税收合作。在坚持已有税收合作机制的基础上, G20各国应思考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开展国际税收合作,拓展全球性、区域性、多边和双边的税收合作。一是消除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税收歧视,减少税收不确定性。二是减少国际间双重征税,防止互不征税,有效遏制逃避税,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扫清障碍,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税收合作架构。G20要探讨更好地发挥区域或双边多边税收合作平台的作用,就避免双重征税、降低税收风险等问题进行讨论,消除投资壁垒、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合作,建立平等共赢的伙伴关系。 (三)持续加强税收能力建设。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税收征管能力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自身税收能力不足的情况,加强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对于推动全球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G20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税收政策领域技术援助。我们欢迎各国和国际组织提出的各类税收援助倡议,也呼吁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出发,有效整合项目资源,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税收能力。二是要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能力,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修订,提高其在国际税收规则中话语权,持续加强国内资源动员能力,增进社会福祉。中国也将建立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为发展中国家税收能力建设做出自身贡献。 (四)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完善国际税收治理,构建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将为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政策机遇。一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把税收政策的重点放在营造公平的环境、创造公平发展机会上面,在保持财政收入可持续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二是合理设计税收政策,更有效地促进创新,促进新型业态、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能,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注入动力。三是提高各国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过程中的透明度、确定性和规范性,稳定市场预期,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全球贸易与投资,恢复全球经济的传统增长动力。 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作为本届G20主席国,我们提出与下任主席国德国共同举办此次高级别税收研讨会,经合组织也提供了大力协助。希望各位财长、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及参会的各位来宾,借这次研讨会的机会,对税收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进行深入交流,相互学习,彼此借鉴,为不断完善全球税收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23日消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今日在2016年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调整阻碍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方案目前仍未正式推出的主要原因。他同时表示,营改增对产业创新和提高专业性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包容性有待加强。 对于外界最为关注的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楼继伟今日表示应该积极推动这两者改革,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正式推出(方案),主要是受制于信息征集能力弱以及利益调整阻碍,“只要是真正的税收再分配,就会受到真正的阻碍,但我们义无反顾地要做。” 今年上半年楼继伟曾对外表示,房地产税目前处于立法阶段,而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提出方案。 楼继伟今日还表示,中国最近落实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有助于提高各行业专业性,有利于企业研发获得税收优惠,激励创新。但是,营改增也还有发展空间,例如如何增强包容性,让更多的小企业参与进来。此外,现在实施的起征点政策,在效果上看也存在很多漏洞,有待改善。(新浪财经 王茜 发自成都)[详情]
新浪财经讯 7月23日消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今日在2016年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G20国家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促进创新发展,同时,吸引更多国家进入包容性框架消除税收歧视,发挥区域或多边税收合作作用,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区域贸易合作。 楼继伟称,税收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原有税收秩序受到挑战,G20应探讨建立公平合作的国际税收秩序。当前,G20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合作协调仍有发展空间: 第一,G20应该高度重视全球税收发展动向,站在全球高度,确保各个经济体实现财政安全,继续推动BEPS计划推动,吸引更多国家进入包容性框架,塑造公平税收环境,不断加强税收国际合作;二,消除税收歧视,减少税收不确定性,有效遏制逃避税。发挥区域或多边税收合作作用,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区域贸易合作,建立平等共赢的合作关系; 三,进一步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税收能力;四,合理运用税收工具,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促进创新、新型业态的发展,提高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和全球贸易投资,恢复全球经济的传统增长动力。(新浪财经 王茜)[详情]
G20入川 共商全球经济 四川日报记者梁现瑞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7月23日至24日在成都举行,这是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 从上海到华盛顿,再到成都,同样的会议,空间辗转全球三地,时间跨越春夏两季,反复磋商,其成果最终将在金秋时节抵达杭州西湖之滨。 西湖边上醇香的美酒,背后是时间的酝酿。马拉松式的会议进程背后,是当下全球经济复杂艰难的态势。 作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迄今已走过17年历程。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来到成都。 这是自这个会诞生以来首次移师中国西部。此前,已先后举办超过20次,从柏林到华盛顿,从非洲到澳洲……足迹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时代变迁密码? 从世界到中国 加入G20,迈出中国“入世”重要一步,并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认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除西方发达国家外,还需要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在此背景下,1999年,成员更加多元的G20应运而生,中国成为这一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创始成员之一。 那一年,世界经济尚未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彻底恢复,中国GDP总量刚突破9万亿大关,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到4%,排名全球第七,经济增速7.1%,是上世纪90年代中除1990年外的最低点。 经济的天空阴沉灰暗,世界选择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G20是中国“入世”的重要一步,而随后加入WTO是对这一过程的再次确认。 战胜危机的力量蕴藏于智慧碰撞与力量协同之中。从踏入G20门槛那天起,中国就不断从国际舞台上获得前行的动力,同时也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大动能。 数据显示,自1999年探底后,中国经济重新进入逐年加速回升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航者。 到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达15.5%,全球的排位已从1999年的第七位跃升至第二位。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发展也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从2008年至2013年的五年间,中国以一国之力,贡献了全球总GDP增长量的37.6%。[详情]
新浪财经讯 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主办的G20第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7月23~24日在成都召开。会上G20各国决策者将对近期重大经济事件做出回应,并为9月领导人峰会做准备。对此中金宏观表示,G20成都会议将聚焦英国退欧影响和汇率政策协调。 英国退欧的影响和政策应对将是焦点。退欧的全球影响还在发酵。成都会议是英国公投后G20框架下的首次金融部长会议。我们预计决策者将:1)重申向银行体系提供充足流动性和避免金融市场动荡的承诺;2)支持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进程,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对中国来说,退欧可能导致英国和欧盟需求下滑,从而拖累中国出口1~2个百分点、经济增速0.2~0.4个百分点。它也会给中欧投资往来、人民币汇率和离岸人民币业务等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更应专注于提振内需,做好逆周期管理。 成都会议将重申避免竞争性贬值。G20财长和行长之前达成共识,要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避免竞争性贬值,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这在过去几个月中对外汇市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经济体仍面临增长压力,全球贸易依然疲弱,汇率政策协调仍十分必要。中国将于9月主办G20峰会,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将于10月正式生效。考虑这些多边关切,中国不会率先放手人民币贬值以进一步挤压全球需求。人民币或可短期承压,但无论在技术还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其下半年贬值空间有限。 会议将承诺促进增长,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此前会议强调要使用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多种政策工具来促进增长,指出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我们预计决策者将继续强调结构性改革,鼓励高质量投资和创新。对中国来说,会议提供了推广其多边开发努力的舞台,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这有利于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也有助于中国公司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中美正处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关键时期。旨在促进双边投资,该谈判始于2008年,但要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达成协议,留给双方的时间已不多。在多边场合外,我们有望看到中美在BIT问题上的互动。双方能否在峰会前达成协议尤其值得市场关注。 会议将继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2017年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世界银行也将实施股份审议。G20或将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会议可能讨论完善主权债务重组进程,加强对资本流动及相关风险的监测和分析,促进实施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特别地,G20将探讨扩大SDR的使用范围。 简而言之,成都会议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的涵义不容低估。在G20框架内外,下半年将有一系列重大事件值得中国市场、尤其外汇市场参与者的关注。[详情]
人民币兑美元在亚洲国家中跌幅最大。 G-20财长会议将在中国成都举行。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21日 彭博报道,中国近几个月已经成功让其货币贬值而没有引发贸易对手的大声抗议,令其在疲软的全球经济增长大环境下获取了竞争优势。 得益于政策的转变,相比2016年初大幅贬值引发全球市场动荡,此轮贬值走势更为稳健温和。在7月23日至24日将在中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经首长会议上,这种沉默状态得到测试。在困难时期一度是亚洲定海神针的人民币,今年到目前为止兑美元在亚洲各国货币中跌幅最大。 中国能否维持其温和下滑的走势,而不触发新一轮的资本外流,是摆在全球经济增长面前的风险清单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本周末将开会讨论。 预计G-20将重申各国不应只是为了帮助本国经济而故意削弱本币。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记者,美国财政部将重申避免操纵汇率或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重要性,并在外汇市场议题上进行密切磋商。 更快的下跌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表示,虽然中国经济企稳和市场情绪改善已经缓解了人民币所面临的压力,但其仍存有更显著贬值的风险。 “中国的金融动荡绝对是市场担心的风险之一,”杜大伟表示。“市场对其担忧程度低于2015年的时候,但这些风险并没有消失。” 自1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贬值近3%,并触及六年新低,有望连续第三年下跌。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2016年贬值约6%。人民币周三创下两周来最大升幅。 周日美国公布的有关财长雅各布-卢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G-20会议前通电话的内容没有提及人民币,不过最近的其它信息则包括了对人民币的讨论。尽管美国今年不断敦促中国让人民币更具弹性并更好沟通其政策,美国财政部一直未批评人民币最近的贬值。 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周一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最终而言,人民币汇率具有灵活性的标志将是当面临升值压力时,中国是否允许其升值。 日本政策 G-20官员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的政策应对,该国政府和央行正与今年亚洲最强的货币做斗争。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多次警告说,日元飙升有时是无序和片面的,暗示政府可以进行干预以打压本币。在G-20会议之后的几天内,日本央行将开会制定政策,经济学家们预期刺激政策将升级。 当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们在成都开会时,外汇市场只是许多议题之一;另一个主导议题将是如何重振全球经济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放缓已经暂时见底,而美国股市也升至创纪录高点,但有关市场繁荣与基本面日益割裂的感觉仍挥之不去。 潜伏的危险 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意大利潜在的银行业危机、从土耳其到中国南海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减弱都是G-20官员们将讨论的一些新的风险因素。 原文标题 World’s Silence on Weaker Yuan to Be Tested at G-20 Gathering[详情]
新华社成都7月18日专电(记者许茹)记者近日从成都公交集团了解到,为保障“G20成都会议”期间城市交通,做好限行区域内市民公交便捷出行,会议期间的限行路段公交集团将在60条线路上实施刷卡免费乘坐。 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G20成都会议”期间,公交集团将在临时交通管理的沿线采取增调大型车辆、加密发班频率,班次增加不低于10%-20%、加强调度管理和实时监控运行情况等措施,全力满足市民公交出行需求。 7月21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为确保会议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中心城区部分道路将实施“单双号限行”等临时交通管理办法。[详情]
四川在线6月21日消息,(四川日报记者 冉倩婷)高大上的G20要来了,成都的空气也要做准备了——6月21日,成都市政府网站公布成都市经信委印发的《成都市工业企业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空气质量保障方案》。该方案的工作目标是确保201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7月22-24日),成都市中心城区PM2.5、PM10达标(PM2.5日均浓度≤75um/m³;PM10日均浓度≤150um/m³)。 强化工业污染控制 7月15日前,配合环保局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涉气工业企业,必须停产整治。 7月16-26日,会同环保局对中心城区大气环境影响较大的火电、钢铁、水泥、玻璃、化工、建材、造纸、印染、食品等行业企业(名单另行通知),限制会议期间的生产负荷,确保会议期间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低于正常工况的50%(全市所有燃煤电厂必须使用含硫量低于0.5%的低硫优质燃煤,其中国电金堂电厂生产负荷降低40%)。 7月16-26日,当中心城区空气质量指数(AQI)24小时滑动平均值超过90时,进一步扩大工业企业(名单另行通知)限制生产范围,其生产能力及污染物单位排放量的削减率不得低于50%。 纳入省、成都市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计划的企业(名单另行通知),具备条件关停的,于7月15日前必须关停,暂时不具备关停条件的企业,7月16-26日,一律停产整治。 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 5月30日前,配合环保局对全市石油化工、汽车制造与维修、家具制造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未安装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或未按规定使用治污设施的责令改正,7月15日前未完成整改的,7月16-26日实行停产整治。 7月15日前,对未完成油气回收治理的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7月16-26日,一律暂停营业和使用;已完成油气回收治理的要监督管理,确保回收装置正常运行和使用。 为强化技术保障,成都市环保和气象部门将落实常态化的气象数据交换和会商制度,实现对中心城区空气质量的预测预报预警。成都市环保局还将组建以北大、清华为主的国内顶尖专家组成的空气质量保障专家团队,借助成都市大气污染源清单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模型,科学预测成都市空气质量状况,针对性地提出大气污染防治对策措施,进一步完善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决策支撑平台。[详情]
中国担任G20主席国 可以做些什么? 黄慧红 中国即将在9月首次担任G20主席国,举国上下正为给世界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努力。中国可以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自由化的加速,这方面的工作暂时被搁置了。7月9日,G20贸易部长会议将在上海召开,会议将讨论如何通过G20论坛来推动贸易和投资合作。 2016年G20主席国这一身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可以带领全球经济摆脱贸易和投资低迷。中国为G20设置了四个目标,也就是4个“I”:创新(Innovative),新增长路径(如新数字时代);活力(Invigorated),改革全球金融体系;联动(Interconnected),加强贸易与投资;包容(Inclusive):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减轻贫困和不平等。 中国一直表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但由于WTO的止步不前,中国转而希望G20能够重振贸易与投资。不幸的是,G20过往的表现并不好:国际商会(ICC)对于G20在推进贸易和投资相关事宜方面给予了“差评”,这是政策领域评估中最低的级别。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对中国自身的增长目标至关重要,那么中国在G20中究竟可以推动哪些具体提案呢? 中国的优选项 三年前由WTO成员方谈判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TFA)仍有待三分之二成员核准后生效(108个成员中的82个已经核准)。TFA将最高降低17%的贸易成本,低收入国家还会享受更多实质性利益。中国应该以领导人的身份说服G20国家中尚未核准该协定的5个国家。这样,一个更加统一的G20才能做出表率并使其他WTO成员方效仿,TFA也可能在2016年底成为现实。 G20自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以来就承诺要避免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淘汰现有违反G20“停滞协议”(StandstillAgreements)的行动。很不幸,这些承诺没有被兑现。因此,G20需要新的承诺。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15年10月中旬以来G20经济体采取了145项贸易限制措施,是2009年有记录以来的月均最高水平。以反倾销为代表的贸易救济是最多的一类措施。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可以在这里树立一个榜样。 最后,中国可以尝试为全球投资规则的协议奠定基础。作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第二大目的地,并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更好的规则对中国至关重要。不同于贸易会受到WTO这样形式的全球监管,FDI没有这样一个平台。G20峰会为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一个平台,它既可以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ED)达成的模板,也可以借鉴正由中国、美国和欧盟进行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 中国能达成什么? 中国可以利用G20在WTO推动环境产品协定(EGA)。该协定旨在削减或消除环保相关产品的关税。目前覆盖了150种产品,报告中提到一部分国家希望覆盖到200种以上的产品。 不幸的是,中国不在此列,并且据报道,它构成了推动协议的一个主要问题。 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捍卫多边贸易体系,中国需要克服国内既得利益的阻碍,支持雄心勃勃的EGA。对于使用国际协议来推动国内改革,中国有着令人羡慕的记录,但已经很久远了。2016年,同样的精神需要重现。 此外,关于数字产品协议的对话也开始出现。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近期呼吁G20建立数字自由贸易区,这有助于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扩大出口。这个概念相当具有野心,但中国可以在9月开始这一对话。 G20今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推动TFA,虽然采取有意义的协议来阻止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不简单。但这对启动全球贸易增长必不可少。投资方面,目前几乎没有达成多边协议的政治意愿,但可以就不具约束力的规则达成一些协议。要在投资规则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还需要数年,但中国必须率先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础,待到德国担任下一任主席国的时候可以将这个势头延续。 人们进一步希望,可以通过结束多边EGA的谈判从而强化WTO。如果成功,EGA会和近期达成的扩大信息技术协议一样——后者是9年以来WTO唯一一个贸易自由化措施。 中国在G20再次推动贸易和投资,可以使其真正成为一个涌现贸易自由化新想法的平台。事实上,在G20取得贸易和投资有意义的进展还需要时日。杭州峰会后,中国将交棒于德国,而德国将有机会继续中国今年设定的许多倡议。 (本文来源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译者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详情]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记者王优玲)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30日说,即将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将探讨制定G20的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以改善全球贸易的治理。 王受文在商务部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说,制定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的目的是,改善全球贸易的治理,降低全球贸易的成本,加强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协调,促进服务贸易,增加贸易融资,制定全球贸易的景气指数,促进电子商务等。 王受文说,G20准备要重申对世贸组织的支持,对世贸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中的中心作用要继续给予承诺。 他说,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以来,很多世贸组织成员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导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G20这20个最大的贸易国、经济体站出来,以身作则,减少贸易限制措施,这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支持。 最近几年,全球贸易增速逐渐放缓,今年已是第四个年头,全球贸易增速低于3%。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张少刚说,在当前形势下,G20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代表,应当率先采取积极措施,肩负起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责任。[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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