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才能做到藏汇于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钱军

　　前些年我们的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很多资金投到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现在外汇储备现在虽然少了一点，也足够了，如果通过各种渠道，由老百姓自己拿去做合理配置，这就是藏汇于民，收益将会比放美国国债高多了。

　　当前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几大问题

　　挑战还是有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一方面要去产能、去库存，尤其是我们很多传统行业，如制造业肯定要去产能。这个过程比较痛苦。现阶段国际需求还是疲弱，再加上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我们很多贸易伙伴采取的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产品的整体总需求不是很旺盛，虽然现在在国民经济中净出口没前几年那么重要，但是还是一个大块，所以在全世界的需求不强，我们去产能需求特别大的情况下，这还会是一个压力。另一方面，什么样的稳增长的政策现阶段比较有效。

　　实际上从14年年底到现在我们已经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绝不赞同紧缩货币政策，但是采取大规模、更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谨慎，比如再大规模降息就要比较慎重。

　　这和金融市场有关系，目前我们的金融中介有问题。流动性，也就是钱，从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后流向何方？到底能解决多少实体经济尤其是亟需资金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呢？还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中介快速流到短期内预期收益高，也就是投机性高的的项目上了？去年是股市，目前看有可能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

　　为什么资金大都流动到一线城市？因为市场化程度高导致预期的高收益来的快，资金一进来房地产价格就上来了。房地产方面我们一要去库存，尤其三四线城市有大量的库存是那些地区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而一线城市像上海和北京所谓中心城区的房价比临近的城市东京和首尔都快贵出一倍了，还在往上走，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进一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需要谨慎，因为我们的金融传导机制有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挑战。

　　从这点上讲，我同意现有的监管机制需要改革，需要有一个在分管部门之上的由中央和国务院授权的宏观金融审慎和监管部门来统一协调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和风控。

　　推动财政方面的供给侧改革

　　接下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应该以推动财政方面供给侧的政策为主，比如减税，尤其是中小企业和从事第三产业的新兴行业的这些企业减税。减税虽然意味着政府的收入短期内可能会减少，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也会减少；但通过减税刺激这些行业以后，虽然税率低了，但说不定企业做好了，总收益和实际征收上来的税收不一定低很多，甚至可能更多。目前中央政府的负债水平和地方加中央政府的负债水平从跨国的比较来看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的财政赤字再上去一点，总量增加一点，应该不会有问题，尤其是中央政府。

　　现在国内外看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各类工业指数不景气，以此作为对中国经济的全局的判断就会增加悲观情绪。我们的第三产业已经在发展，增长很块， 但现在第三产业数据统计有问题，统计局公布的季度数据中，第三产业一共有14个子行业，但每季度只公布金融服务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餐饮和“其他”的数据，而‘其他’包括信息技术、计算机、健康、卫生、文化娱乐、环保、科技、居民服务、教育在内的九个行业。

　　这些子行业都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增长亮点，只公布年度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虽然工业指数不理想，但其实第三产业的一些新兴行业可能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支撑传统行业萎缩带来的空缺了。

　　所以我认为所谓供给侧改革现在要做的就是减税，这可能是最直接，也是效果比较好，副作用（相比宽松货币政策）较小的方法。给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降税其实就是鼓励它们发展，去杠杆降成本，因为税负降下去，成本就下去了，需要借的钱也少了。

　　金融要更市场化

　　按照国家核心战略，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谈到金融如何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让我们的金融市场变得更像市场，朝着市场化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具体怎么讲？先说说股市，我觉得股市度过去年的异常波动性以后，现在最重要的市场化进程就是推行注册制。

　　注册制的核心是什么呢？第一要把上市的业绩门槛降低，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讲要创新、全民创业，这里金融很重要。创新创业的资金从哪里来？不能靠国家，创投VC投资早晚要退出，谁来接？能上市融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新兴企业，尤其是一个新兴行业里的企业，如果跟资本市场真的能对接上就能如虎添翼。

　　目前在创新、创业行业中有大量的企业目前盈利能力都比较差，但它们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但目前我们上市审核中业绩门槛那么高，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企业没法上市 （新三板叫挂牌非上市，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融资）。

　　第二，把业绩门槛放低了，并不是说没有门槛，注册制下的门槛重在信息披露。企业上市以前，交易所也好，证监会也好，会要求大量的信息披露，包括其商业模式和风险，而且要用大白话讲清楚，不能用一堆技术性术语，让投资者根本看不懂，这对来自新兴行业的公司尤为重要。注册制推进了以后，整个IPO过程就更加市场化而不是行政化。

　　这是我们股市目前最缺的，这样就能吸收来自第三产业，创新创业行业的有真正发展空间的好企业。所以，只要制度健全了，投资者也对上市公司做了基本面分析后，注册制推行就不会发生大量伪劣公司“混进”市场。注册制推进也有一个渐进过程，不是一步就变成美国、香港那样的完全由企业（和他们的投行）和市场来决定，中间要有一个证监会职能下放给交易所的过程。

　　再说说债券市场，包括地方政府债和公司债。公司债市场这两年发展比较快，但是我们缺的是长期的风险比较高的债券市场，也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能够发长期债。大国企或民企融资成本不高，中小企业，尤其是新兴行业、第三产业的那些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比较少，确实有风险，而这样的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融资成本特别高。

　　去年我们降息降准多次，今年再降，我看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中小企业的杠杆还是很高，融资成本还是非常高。除了通过注册制的推行让股市更市场化来帮助这些企业进行股权融资外，发展债券市场是另一个重要解决办法。

　　债券市场要市场化必须做好两件事，一个是事前的风险评估，一个是违约以后的破产清算过程。这两方面做好了长期公司债市场就可以发展起来了。

　　事前的风险评估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国范围内的征信体系，含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征信体系（央行目前整合的银行为主的征信体系还不够）。另一个就是信用评级机构，也很重要，我们得有国际威望的评级机构。当然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但是要发展长期的高风险债券市场一定要有这些条件。

　　事后就是破产清算过程。我们有破产法，但执行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最关键就是要打破政府的隐性或显性担保：借款人，银行，投资者，是不是能够按照法律流程把钱拿回来。

　　一个是事前，一个是事后，这两方面解决好了即便发债主体风险高，期限长也没有问题，只要评估后把信用评级调低一点，这样发债的时候利率比较高，投资者用高利率对风险进行控制，事后一旦破产能把部分资产追回来，而且追回来的过程没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债券市场化后最难做的，就是长期的高风险的这块债券市场，这个其实也涉及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接下来土地收入越来越少以后一定要有一个融资渠道，除了银行信托以外，债券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最后一个方面是汇率，要继续实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 我们去年以来在汇率市场定价机制方面有重要改革，除非出现恐慌性资本外逃情况，我们都不应该关闭资本市场和放弃市场化定价机制。这样我们的金融体系才能进一步跟国际接轨。

　　现在中国富强了，老百姓、企业都有钱了，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市场的全球配置资产，比如美国，他们的企业、家庭，投资里面至少20%是在美国以外，这一点在我们中国的家庭和企业还远远达不到，所以才会有购汇出去的需求。这方面的风险要可控，底线是恐慌性的资本外逃不能发生。在这个红线控制好的基础上，应该鼓励和帮助老百姓更好地进行配置资产。

　　前些年我们的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很多资金投到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而且美元一贬值他们欠我们的钱都蒸发掉了。外汇储备现在虽然少了一点（剩下的3.2万亿美元足够我们应付资本项目的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如果通过各种渠道，由老百姓自己拿去做合理配置，这就是藏汇于民，收益将会比放美国国债高多了。

　　金融如何帮助扶贫

　　贫困地区和家庭跟发达地区和家庭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只有现金，没有任何金融资产，甚至连最基本的金融服务（比如银行存款）也没有。所以，扶贫方面金融能够做的是让基本的金融服务覆盖到整个农村和低收入地区，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除了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农信社、商业银行网点外，互联网和其他现代通信也可以参与，有了金融服务，我们才能发展‘共享金融，’这里安全和风险评估还是需要的。

　　低收入地区要接触到金融服务，所提供的功能第一要可以开个账户，可以存钱、汇钱，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能够借钱，借钱的风险是要能够被估计和控制的，这样传统金融机构也好，新型的互联网平台也好，都愿意去贷款。

　　有关房地产去库存

　　去库存现在的压力主要还是在三四线城市。高金的张春院长最近提过一个观念我觉得挺好的，可以面向大批量的农民或者民工。因为一、二线城市已经市场化，整个价位较高，即便真的要推廉价房，也不可能廉价到哪里去，毕竟城市里的成本高，所以我们说的去库存压力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去库存的对象就是民工或者他们的家庭，他们家里有人在城市里打工，以后要落户，到离大城市不远的三四线城市，这种是有现实意义和可能的。

　　前两天看到一条沈阳去库存的新闻，说是面向大学生，没钱就让他零首付（此政策公布数小时后即被叫停）。这样肯定不行的，美国次贷危机就这么起来的（当然美国那时资产证券化程度比我们高多了，所以金融市场的崩溃可以迅速波及到房地产市场，而我们现在证券化程度还比较很低）。

　　(本文作者介绍：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DBA/EMBA/EE项目联席主任，曾任美国波士顿学院卡罗尔管理学院金融系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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