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需反思计划生育的力度和长度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周天勇

　　力度过大和时间过长的计划生育，给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持续下行压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养老金成本也上升，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未来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债务和金融稳定方面也形成风险。

　　1978年以前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计划经济时，中国没有实行人口再生产的政府计划管理，反而在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则实行了人口生育的计划管理。

　　在改革开放后，如果我们加大对农村青少年小学和初高中教育的投入和普及力度，特别是提高农村女孩的升学和毕业率，等她们到生育年龄时，让受教育程度去影响她们的生育意愿；

　　如果我们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让农民获得应有的财产性收益，控制城镇房价，在城镇对农民工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养老和公共服务，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特别是能让他们进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让城市化去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如果我们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中家庭生育的自动调节机制，让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替代等内在动力抑制过多生育的决策意愿和行为；那么，我们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达35年之久）的计划生育是不需要的。

　　今天我们从各方面长期动态的统计数据看，各国进入工业化后人口增长的状态，有一个“人口爆炸”时期，但并不存在一直“爆炸”下去的人口动态过程，而是时间各不相同地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阶段。

　　这里也提出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阶段人口生育和增长，前期对后期主力消费、创新、创业和劳动力供应人口的跨期储备和积累，以工业化初前期的高人口增长平衡和防备后期，包括进入后工业社会，由于社会自动调节机制导致的经济增长推动人口的不足。

　　也就是说，如果从跨期来看，当我们将20岁到50岁之间年龄的人口当作消费、创新、创业和劳动力供给的主体，即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人口时，人口高增长阶段的高生育率，对人口可能出现中低生育情况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后期的经济增长，有一个人口的跨期储备和积累作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从5500美元的中等收入，向12000美元的高收入发展阶段冲刺时，足够的跨期储备和积累的消费、创新、创业和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增长主力军人口，显得尤为重要。而如果在工业化的中前期，政府对高生育率的人口进行强制计划和干预，导致工业化后期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人口不足，发生未富先老，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放慢的问题。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2年的修订的对2010到2015年间中值预测显示，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2替代水平的，已经有91个国家和地区；[1]而2005到2010年间人口在0到5‰间非常缓慢增长的有中国、英国、法国和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而人口零和负增长的，已经有俄罗斯、日本和德国等25个国家和地区。[2]

　　这些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有的如韩国和台湾，也只是实行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从欧洲、俄罗斯和东亚一些目前已经自然增长率低、零和负增长国家的人口增长趋势看，从高到低是一条平滑下降的曲线。

　　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人口规模变动，1950—1957年是一个小农自给自足经济决定的高增长期；1958—1961年由于快速工业化与粮食供应不平衡，造成了马尔萨斯方式抑制的人口低增长；1962—1972年间，农村自留地的恢复，人口流动的不畅，城市化的缓慢，生育年龄受教育水平不高，造成了人口的又一次高增长；

　　而1973—1979年间，虽然人口规模增加仍然数额较大，但中国人口增长率实现了从20‰以上，到接近于10‰的快速下降，人口转型开始；1980—1989年由于农村从集体经济到家庭承包经营的转型，开始的几年，小农自给自足经济有所恢复，妇女生育的机会成本降低，形成了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高平台区，但是，其增长幅度已经低于1950—1957年和1962—1972年两个人口高增长阶段；

　　1991—2002年，由于受教育水平妇女程度和比例提高，人口外出务工流动松动到逐步放开，加上强制的计划生育，使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快速下降；如果从1979年算起，中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已经实施了35年，到了2003—2014年间，人口生育和增长率，都进入了发达国家才有的超低水平阶段。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从1961年开始到2003年增速低于8%，高增长了42年，2002年时其人均GDP达12094美元；中国1978年时，人均GDP150美元左右，假如从1979年开始高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从2011年后跌入8%以下，2011人均GDP只有5414美元。

　　从人口生育率看，韩国前1960—1980年前20年的人口高增长，给其带来了1981—2002年持续20年的经济高增长；中国1962—80年代中期的人口高增长，也给1981到2011年左右的高增长提供了人口消费和劳动力供给和投入的基础。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人口生育率逐步降低到了2.0的替代率以下。因此，1991—2002年期间，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和进入低生育和低增长区间，同时2011年后国民经济增速下降至8%以下，只高增长了33年，比韩国短了10年左右的时间。

　　造成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短10到15年（与中国台湾地区比较）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中国人口生育由政府（力度较大。时长过长）和市场双重调节机制作用下，人口增长转型下降的曲线要比东亚日韩台等国家的地区陡一些，并形成了一个图2中由人口增长正常下行曲线与急剧下行曲线所围区间所示的人口坑。

　　由于生育率在市场机制主导调节下，是较为平滑的下行线，而政府强制计划生育加力，造成了陡峭的下行线。如果未来逐步地放开生育，人口增长将略微上升，这两条线围成的区域，可以称之为计划生育人口坑。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生育权的配置和归属应由市场决定，然而，部分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为了应对资源危机、粮食危机、失业及住房问题等难题，先后出台了相应的生育政策以对本国人口的生育进行计划和控制。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的国家对人口生育完全放开，并在经济上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如美国。

　　部分亚洲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人口的生育先后采取了指导性控制计划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而对于生育的收缩性干预，有的国家在推行强制性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受到文化传统、宗教习俗等国情的限制则遇到了阻碍，如印度。

　　目前，实行过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针对人口低生育率、低增长率的现状开始鼓励生育，但因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生育抚养成本的增加，使得即使政府利用各种方式鼓励生育，总体人口生育率仍处于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率不断下滑。

　　时至今日，我们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这种从1979年开始的硬切式的生育计划，加上市场对家庭生育的约束，双重力量调节下形成的人口增长和结构，以及青年时进入城镇和老年再回农村的人口流动方式，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人口坑。

　　力度过大和时间过长的计划生育，给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持续下行压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养老金成本也上升，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未来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债务和金融稳定方面也形成风险；形成很多的失独家庭、独生子女形成的空巢家庭，老人亲情家庭养老将成为历史；

　　三千多万光棍，将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劳动力缺乏和养老金缺口，退休年龄很可能被延长到70岁；21世纪末时，如果少子化的生育文化不能被改变，中华民族人口规模可能缩小为3到5亿人口，届时占世界总人口最多时的33%降低到仅占3%到5%，成为世界上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因此，大声疾呼2017年从计划生育到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立即停止征收和废除社会抚养费，祈祷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1]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New York， 2013．

　　[2] 维基百科：“各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列表”，修订于2015年1月11日。

　　[3]数据来源：实际人口增长线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人口自然增长曲线是我们采用1992年世界各国不同人均GDP发展水平上对应的人口增长率，模拟动态中国人口增长率而得。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众号天勇看经济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