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洪灏
资金充裕是牛市须具备的决定性因素：市场有声音认为《决定》是股市由熊转牛的拐点，对此看法我们有所保留。我们相信基本面和市场气氛已有所改善，但资金面仍然偏紧。
通过鼓励生育而促进人口增长并不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且不大可能改变人口老化的长期趋势。“对现实的理解与背后的真相无关。”——尼采
市场放权与中央和地方的平衡：三中全会的《决定》的言辞和细节都令人振奋。长达两万多字的《决定》中有许多鼓舞人心的理由。
《决定》承诺让市场在定价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强调简政放权和改善民生。此外，《决定》清楚界定了政府决策和税收之间的配比原则，加强了中央政府对重要国家事务的权力。转移支付成为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途径。《决定》中对全面深化改革远景和信心渗透于字里行间。
然而，正如我们在2012年12月4日发表的《市场不会马上从改革中受益》中所提到，改革的目标越是宏伟，相应的短期成本也将越高。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分散决定型的经济。当政府补助取消之后，能源、水和钢矿等大宗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将会上升，特别是考虑到之前隐含在低价格当中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价格双轨制改革中，能够优先以补贴价获得资源的个人先行囤积居奇，以待改革后商品价格上升而从中渔利。这些投机的行为的结果是当时中国通涨达到了20%以上，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首个通涨高峰。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利率也会上升。最近市场利率的飙升，暗示市场参与者预期未来将会出现利率上升和资金紧张的情况，这对股市而言仍然是一个阻力。
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分税制反映两者之间的责任分配。朱鎔基总理于90年代初期进行改革前，中央政府的税收分配只佔整体税收的一小部份。当时地方政府的权利过大，导致地方过度甚至是重复开发，引起了许多浪费。
经过数轮谈判，朱镕基总理的税务改革终于取得了地方政府的赞成和拥护，有效地遏止了地方过度开发的现象。通过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制度，以及加强中央事权，财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将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权力，从而更有利于改革蓝图的实现，尤其考虑到此轮改革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的文化里，上行下效是一种有效的推行政策的方式。中国领导层进行的改革将面临着许多挑战，令人想起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之前如何排除万难地推进经济改革。在经历艰巨的过程后，英国的经济最终受益，不过由于无可避免地触动了多方的利益关系，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其中一个备受争议和尊敬的人物。
市场预期过于乐观；资金充裕是牛市须具备的决定性因素：市场有声音认为《决定》是股市由熊转牛的拐点，对此看法我们有所保留。我们相信基本面和市场气氛已有所改善，但资金面仍然偏紧。
在2005年中至2007年底的牛市，外汇占款大幅扩张，因此基础货币的膨胀是当时牛市的最重要推动力。但是当时的大牛市是在2003年16届三中全会的两年后发生，而并不是三中全会后立即发生。基于2009年以来货币供应量激增，总理李克强开始关注通胀压力以及货币发行速度，资金面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放松。
市场预期对一些政策过分乐观。通过放宽二胎的政策，有市场专家估计中国将增加700-900万新生婴儿。然而根据有关部门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概只有约1,000万个家庭符合资格。基于中国的生育率约为1.6，加上一些家庭已有两名小孩，新生婴儿数目可能会大大少于200万，或每年增加不到10%。这意味着现实中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婴儿用品的新需求将逊于于预期。
简单地说，通过鼓励生育而促进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加快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不大可能改变中国人口老化的长期趋势。农地改革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但必须首先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然后寻找所需资金。废除劳动教养是对维护人权的根本性突破，但此政策对股市的影响不大。我们认为最大的投资机会在于农业、国防、安全和互联网金融。
自我们建议投资者锁定6月下旬的建仓收益以来，股市已有所回调，过度的看涨情绪开始消退，而海外股市的投资情绪则依然高涨。缺乏资金和依然看涨的情绪一般不是市场最终触底的典型现象。而市场的估值可以进一步下降，如过去几年一样。
事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尘埃落定时，市场将正确认识短期改革的成本并最终受惠。而当前的反弹并不能改变其技术反弹的本质。这就是我在之前《三中全会后再开始建仓也不迟》一文写到的“孤注一掷”的最后冲刺。
(本文作者介绍：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CFA，毕业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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