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吴晓波
北京与纽约非常的相似，它们所有的荣耀都与摩天大楼和金钱有关，而它们的忧伤，或许也就是权势和财富本身。
北京与纽约的荣耀与忧伤我跟刘强东站在“天眼”的边上，你瞧我一眼，我瞧你一眼。
“天眼”在“大裤衩”的第三十七层，往下一望是一百三十米的地面，胆大的人在上面蹦蹦跳跳，有恐高症的人靠近旁边便会双腿发软。那天，去CCTV二套录直播，时间还早，编导就领着我们四处乱逛。黄昏的天穹之下，北京的夜色被一层薄薄的雾霾遮掩，好像眼帘之前隔了一层不明真相的纱。
就在“大裤衩”的西南方向，一幢更高大的摩天大楼正拔地而起，虽然还没有结顶，但已露出不可一世的霸气。这座已经被定名为中国尊的大楼，建筑总高528米，业主为超级央企中信集团，预计总投资240亿元，不出意外的话，它会在今年年底主体封顶，届时将是北京城的第一高楼。
也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关于中国尊的高度突然发生了讨论，原因是有人算了一下，它居然比纽约的新世贸中心矮了13米。
纽约是摩天大楼的标版城市。1931年建造的帝国大厦，以381米的高度，在很长时间里是世界最高楼。1976年，411米的世贸中心取而代之，25年后，它作为西方文明的标志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攻击。
到2015年，新世贸中心建成，原本设计的主楼高度为417米，为了超过芝加哥的两栋大楼，继续保持美国第一高楼的记录，营造者硬生生地在楼顶树了一根408英尺（约124米）高的桅杆，把大楼高度拉抬到541米。这种做法遭到芝加哥人的抗议，可是最后还是得到了美国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委员会的认定。
“纽约人会‘作弊’，我们北京人为什么那么傻。难道我们不能众筹一根15米的桅杆吗？”这个玩笑会不会成真，到今年年底就会揭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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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暗暗与纽约人斗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7月初，有一家中介机构算了一笔账，经历这一轮地价和房价暴涨之后，中国前二十大城市的房屋总值之和，居然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土面积上所有房屋的总值。其中，北京的房屋总值是纽约的五倍，西城区金融街的写字楼租金也早已超过了著名的曼哈顿。
另外两个赶超数据，是世界500强的总部数和超级富豪人数。
就在我与刘强东录节目的一个月后，《财富》公布了2015年度的世界500强，京东作为唯一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入选，在这个榜单上，中国上榜企业共计110家再次刷新纪录，总部位于北京的企业有58家，远远超过了纽约的25家。
赶来凑热闹的还有胡润。
根据胡润百富榜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北京的、身价在10亿美金之上的超级富豪人数大概有100位，而纽约只有95位。“我想这两个数字会越拉越大。”已经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年的胡润对我说，相比北京，他更喜欢上海，但他每年的百富榜都会在北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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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大楼和财富，也许能证明什么，也许什么也无法证明。
250年前，英国人亚当·斯密躲在家里写《国富论》的时候，曾经比较过伦敦与纽约的房价和劳动工资，他发现，“最高的劳动工资，不是出现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最兴旺繁荣或者说致富最快的国家。英格兰现今肯定是比北美地区更富的国家，可是，北美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任何地区更高。”
据此，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得出的结论是，北美殖民地处于进步状态，“引起劳动工资上升的，不是国民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它的不断增长。”
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北京无疑正处在进步状态，哪怕是与公认的“世界都市之王”纽约相比。而这种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却会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愤怒。
对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来说，这种进步好像与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1986年前后，北京是一座被“面的”统治的城市，混乱的交通，无序的胡同，在二环边上偶尔还能看到驴车在奔蹄。一位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约为3000元，是一个相当体面和让人骄傲的职业，在当时，西城区的房价大概在3500元/平方左右。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月收入为5000元，而西城区的房价没有低于5万元/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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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美国进入喧腾浮夸的肯尼迪时代，居住在纽约的简·雅各布斯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她认为摩天大楼和超级城市模式破坏了纽约的多样性，进而毁掉了整个城市。
从此以后，“纽约病”成了大城市病的代名词。
雅各布斯在书中描述的所有景象，在北京几乎全部找得到，甚至更加的严重和不堪。我的前同事王军写过一本《城记》，详尽地记录了老北京城“死亡”的过程。在1950年代后期，大量的明清城墙被拆毁，梁思成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今天，你们拆了旧的，明天你们会后悔，会再去建假的”。
今天的北京城里，不但有假的永定门城楼、假的西单牌楼、假的前门大街和五牌楼，同时更有奇装异服般的大裤衩、水立方和鸭蛋一样的国家大剧院，他们与南锣鼓巷胡同等一起，不可逆转地混搭成新北京的全部特征。
就如同当今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一样，北京充满了一言难尽的泡沫化气质，它绚丽、快速变化而显得不太真实。它是成长最快的新巨人，却在性格上有深刻的文化自卑和机制性的缺陷。
也许五十年后再来看今天的北京，会如同今天的纽约人看自己的城市。人类总是在两难中创造一个不可思议的新物种，它也许很糟糕，但糟糕也是一种合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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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发明了“历史的钟摆”一词，在当今的政经世界里，钟摆在纽约响一下，又在北京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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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很多北京人记得这句台词。
1994年，一部名为《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热播全中国，大提琴家王起明和妻子郭燕逃离北京，宁可从贫民窟的地下室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在那里他们学习端盘子、开工厂、尔虞我诈和咀嚼金钱的甘苦，在故事的最后，扮演王起明的姜文用他的大舌头狠命吼道——
“你说清楚谁是失败者。我不是失败者，我是厌倦，我讨厌，我讨厌他妈的纽约，我讨厌他妈的美国，我讨厌这的一切。”
其实，当王起明讨厌这一切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纽约的一部分。
就如同在今天的北京，三环之内的居民，绝大多数是近二十年间冲进来的新北京人，他们讨厌北京的空气，讨厌北京的交通，讨厌北京的势利，讨厌他妈的这一切，但是，他们就是北京的一部分。
在这一点上，北京与纽约非常的相似，它们所有的荣耀都与摩天大楼和金钱有关，而它们的忧伤，或许也就是权势和财富本身。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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