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经济一枝独秀？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赵雪

　　怎样理解美国经济复苏步伐显著快于其他经济体？以笔者看来，美国政府、央行在危机前后的政策制定、实施方面颇有独到之处，是美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并逐渐进入持续高速增长周期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美国经济一枝独秀？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逐渐进入快车道。除掉今年1季度受异常寒冷天气的短期冲击之外，其他四个季度美国实际GDP年化环比增速均在3.5%以上。这不仅是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即使与危机前2003-07年的扩张周期相比也毫不逊色。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均处于增长乏力的阶段。欧元区徘徊在衰退的边缘，且面临显著的通缩风险。日本消费税上调导致实体经济再次陷入短期衰退。而结构性改革的步伐迟缓，导致长期增长前景尚存较高的不确定性。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巴西、俄罗斯、南非等资源出口国继续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冲击，而印度、印尼的改革预期短期内还难以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明年美国货币政策预计将进入紧缩周期，对整体新兴市场压力更大。

　　为什么美国经济能够一枝独秀？通常的解释包括人口因素、页岩油气革命、美联储超级宽松的货币刺激、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等。尽管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相对而言，除了能源革命，其他因素在别的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例如欧元区拥有大量来自东欧和北非的年轻劳动力，欧央行[微博]和日本央行在危机后同样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货币宽松措施，德国等国家的劳动力培训体系相对效率更高。更不能忘记本轮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远远大于其他经济体。而页岩油气革命显然不足以推动美国经济进入快速扩张的周期。因此上述提及的常见原因至少没有完整的解释这一问题。

　　那么，怎样理解美国经济复苏步伐显著快于其他经济体？以笔者看来，美国政府、央行在危机前后的政策制定、实施方面颇有独到之处，是美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并逐渐进入持续高速增长周期的重要原因。

　　首先，非危机时期的政策储备充分。以财政政策为例，多数人可能还记得前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财政悬崖问题，包括债务上限谈判的数次危机，以及联邦政府因财政问题被迫关门两周之久。不少评论者将其视为美国长期财政不稳定的来源。然而，细细品位，这些正是对联邦政府的无形约束。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上连篇关于债务上限的讨论，无疑会提醒每一个美国人自己的国家尚有巨额债务高悬，联邦政府自然也难以长时间任意的扩大政府预算赤字，否则将被迫关门。而州和地方政府通常受制于严格的财政平衡条例，在财政出现问题时，在短时间内将不得不采取行动进行更正。清晰的财政条例确保了必要的政策储备，也是美国与欧元区在主权债务方面的根本区别。

　　后者虽然对成员国也设立了具体的财政赤字目标，然而执行过程中大大走样。例如希腊从加入欧元区伊始，财政方面就从未达标，但仍然顺利留在欧元区内。货币政策方面也是如此，美联储在危机后迅速推出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源于长期以来的相关研究储备，包括伯南克本人也正是研究美国大萧条起源和政策应对的权威。

　　其次，政策制定专业、不受民粹主义的绑架。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最近十年左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存在均越来越明显，主要的政策主张包括扩大福利项目、减少财富不均等。但与欧洲不一样的是，尽管出现诸如占领华尔街等事件，但对富人征收惩罚性收入税、限制高收入人群的薪酬等从来未成为美国主流的观点。

　　相对而言，美国政策的侧重点在于确保整体机制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而非采取杀富济贫的激进方法来取悦选民。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的政策层面的稳定和连贯。另外，危机时期美国主要的决策者，包括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等，或为学术功底深厚的权威，或为深谙实际处理危机之道的老手，而极少有纯粹的政客，因此其政策主张往往能够得到学界、商界、政界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一知半解的所谓专家在美国难以生存的原因，更枉论对决策过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再次，政策应对目标明确、实施坚决。美国政府、国会在处理债务高悬方面的力度令人赞赏。尽管国会两党各自解决财政失衡问题的提议南辕北辙，甚至闹到政府关门，但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这些政客们最终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远见。例如两党在明知会开罪上亿选民的情况下，一致同意在失业率仍然高企时不再延续社会安全税优惠。

　　美联储为对抗通缩风险，支持就业市场复苏，在缺乏明确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的背景下，仍坚持推出QE、前瞻指导等措施。这些措施固然有潜在的风险，实际操作中联储也难称尽善尽美，伯南克本人的声誉也承受了巨大的个人风险，但至少美联储对外界释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实际的效果总体正面。

　　最后，危机之后不忘亡羊补牢，并不盲目乐观。一方面，美国监管当局对导致危机的责任方紧追不舍。过去几年，多家美国金融机构为危机前的不当行为招致巨额罚款，对将来存在类似冒险心理的机构形成威慑。另一方面，多家监管机构鼎力合作，对危机前美国金融系统存在的漏洞进行认定和修补，尤其是对金融稳定的重视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些有利于未来金融市场出现异常迹象时，监管当局能够更加及时和有效的进行应对。

　　综上所述，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显著强于其他主要经济体，除了经常被提及的基本面原因之外，政策制定和应对方面的成功经验贡献良多。其中不少相通之处，对新形势下中国的政策选择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介绍：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加拿大某大型退休基金全球资产配置投资经理，原中金公司驻纽约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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