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称钓鱼岛立场无变化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陈征

　　习大大与安倍的手也握了，相也照了，团结友爱的大会也开了，到了11日上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却在记者会上针对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中涉及钓鱼岛内容应询称，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关于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

日本宣称钓鱼岛立场无变化

　　APEC会议期间关于中日两国最大的新闻莫过于11月7日中日双方发表有关“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文件。《朝日新闻》也在11月8日的报道中分析指出，在中日此次达成的共识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围绕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问题。

　　可是，习大大与安倍的手也握了，相也照了，团结友爱的大会也开了，到了11日上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却在记者会上针对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中涉及钓鱼岛内容应询称，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关于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对此中国大使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国与国之间有的是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朋友。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交往没有道义标准，所以在外交谈判中，出尔反尔、反反复复是一种常态，而一言九鼎、君子重一诺的情况才比较少见。

　　历史上，日本人忽悠美国人，美国人忽悠日本人，美国人忽悠中国人，日本人忽悠中国人的例子也都曾经出现过，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那么第二次呢？我希望它会变成喜剧。

　　日美之间的较量

　　1917年11月2日，日本特派大使石井菊次郎与美国国务卿兰辛签署了《日美共同宣言》。该协定就分割在华殖民权益达成默契，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拥有“特殊利益“，日本同意日美两国有权‘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以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史称《石井—兰辛协定》。

　　一战结束后，战胜国齐聚巴黎召开和会。日本代表凭着《石井－兰辛协定》要求获得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前殖民地，尤其是中国的山东地区。虽然当时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就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做出了非常雄辩的发言，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主权发表言说，但是“弱国无外交”，1919年4月，在日本威胁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要退出巴黎和会，也不支持“国际联盟”的情况下，美英法几大国先后向日本妥协，强迫中国接受现实。消息传回国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6月在《凡尔赛和约》正式签署时，中国代表团退出了和会。

　　威尔逊总统迁怒于兰辛在与日本签订协议时没有注意日本的伎俩，最后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理想未能实现，美国国会也因此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这些影响到了兰辛本人的声誉以及他和总统的关系，他后来黯然退出了政府。

　　第一次的较量，以威尔逊梦断“国联”，兰辛黯然离职收场。而在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的情况下，英、法、日、意成为了“国际联盟”的四个常任理事国。对于美国人而言，这一结果不可不说是一个悲剧。

　　不过，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在麦克阿瑟将军的统治下，不但修改了日本宪法，还彻底重建了日本社会，历史终于在第二次重现时给了美国人一个大大的喜剧。为了构建美日同盟，共同对付亚洲大陆的苏联和中国，美国决定尽早与日本人签订媾和协议，这一次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杜鲁门总统派出了著名的“知日派”，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杜勒斯的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是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并作为李鸿章的谈判顾问参与了《马关条约》的谈判。而他的姑父，就是一战期间的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他签订的《石井兰辛协定》就像是蝴蝶的翅膀，煽起了中美两国政局的巨大波澜，“五四”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亚洲甚至世界格局的改变都与当年他签署的那个秘密协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由于杜勒斯家族有着丰富的日本经历，他被选为美方与日本签订媾和协定的首席谈判代表。杜勒斯也颇有乃姑夫之风，同样在中日关系中扇动了一下蝴蝶的翅膀。根据他草拟的《旧金山对日合约》第三条：日本同意美国将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孀妇岩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及硫黄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托管制度下，并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而中国的钓鱼岛也被划入了这个范围)

杜勒斯还表态说，“条约第三条规定琉球及日本南方及东南各岛，此类岛屿自投降后即在美国单独管理之下，有些盟国主张条约应规定日本放弃此等岛屿的主权给美国，其他则建议此岛屿应完全归还日本，由于盟国间意见的不同，美国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准许日本保留‘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 over the Ryukyu)，同时使这些岛屿置于联合国[微博]的托管之下，以美国为管理当局。”

　　这番解释为美国将来最终解决琉球主权问题提供了方向，同时也埋下了1971年美国将琉球施政权“返还”给日本的伏笔，成为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起源。日本右翼时常拿美方的“剩余主权”来说事，为日本侵占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寻找法理依据。

　　在此之后，日美两国开始了关于“琉球问题”的长达20年的博弈，日本方面动辄几百万人开展各种抗争，而美国方面给出各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长达20年的反反复复，不一而足。林登约翰逊总统迫于形势不得不答应将琉球群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但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还是不愿意那么痛快地把琉球还给日本。

　　根据1971年基辛格和尼克松顾问Flanigan的通话记录，可以看到在美国政府已经答应将琉球施政权还给日本的情况下，Flanigan建议由美国参议院出面继续玩弄花招，以有40%的参议员不同意日美关于归还琉球的协议，因此协议无法在参议院通过为由，逼迫日本在纺织品贸易的谈判中让步。

　　于是，美国靠着参议院的出尔反尔，又为自己挣得了一些国家利益，日本不得不做接受美国的要求，签署了“日美纺织品协定”，并限制纤维和毛纺织品的出口，在日美的纺织品大战中败下阵来。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最好的老师。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国家利益是最核心和关键的影响因素。不论是中日关系和还是中美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基础上的。

　　中国一直以来政局稳定，但是与美国、日本或者其他政权更迭的国家相比，政局稳定、政策长期走势透明也可能成为外交谈判中的劣势。别的国家可以在换国家领导人后立刻食言，将对中国的承诺全部推翻，或者政府做出的承诺由议会来推翻，恶意抬高谈判筹码，而我国政府一旦进入谈判程序，就缺少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制衡手段。

　　我国政府又很难承受“毁约”这种损害国家信用和国家形象的代价，因此，中国在外交谈判中如何提高谈判底线，如何防止其他国家以种种“政治正确”的机制和手段不履行对中国的承诺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作者介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助理、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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