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债务软约束的危害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唐志军

　　债务软约束下，债务人成了大爷，而债权人倒成了孙子，这就会扭曲正常的债务市场，一是导致债务的不断累积，从而带来巨量债务；二是扭曲借贷价格，导致借贷价格畸高。

警惕债务软约束的危害

　　我在《我国债务软约束问题十分突出》一文中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中最要紧的问题是债务问题，防范和化解巨量债务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但由于中国面临三大债务软约束——资本资金债务软约束、环境资源债务软约束和社会民生债务软约束，使得中国的债务问题十分严峻，而且有着日益加剧的危险。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债务软约束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人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我们活在这世界，需要激励，有什么样的激励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因此，把激励做对、解决激励问题是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激励的背后是约束。约束不到位，就会扭曲激励，出现事与愿违或者不可挽救的局面。而约束要起作用，就要硬化，在人们决策时，进入其成本收益函数中，真正把外部成本内在化，使外部成本变成其行为的全部成本；而约束一旦是软的，人们的行为全部成本就不会由其全部承担，而是可以全部或部分转接给他人，此时，就会扭曲其行为，无法促使其按照委托人或社会利益最大化来行动，进而导致出现一些委托人或社会不愿看到的结果。

　　债务约束是人们常常面临的一项现实而必要的约束。不过，约束有硬约束和软约束之分。我们知道，权责对等是良序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要义。债务硬约束是权责对等的第一要则。人们常说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还”、“出来混迟早要还的”等，就是债务硬约束。在好的市场经济中，债务应当是一种硬约束；而且，如果债务约束是硬的，那么，债务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当一个人或组织，承担起偿还债务的责任时，才能带来良序的市场经济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但债务软约束呢？“简单地说，可以把软约束理解为不约束或纵容。比如，犯了错不追究责任或不追究对等责任、投资失误不追究对等责任、借了债不还或少还等。另外，让别人承担责任也是一种软约束，最典型的是政府兜底--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对其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当一个单位收不抵支时没有被清算，而是被救助得以继续存活，这也是一种软约束。”。一旦是软约束的，则会扭曲人们的行为，带来以下危害：

　　一是扭曲投资，导致产能过剩。我们知道，产能过剩的实质是投资过度；而投资过度的背后，则是债务软约束。这是因为，个人或企业在投资时，常常会举债。如果债务是硬约束的，过度举债，则会影响其盈利，也会加剧其现金流压力；因此，理性的企业会考虑投资的边界，不会盲目扩大投资；如果债务是硬约束的，一旦产能过剩，企业盈利就会降低甚至巨额亏损，债务就会凸显，企业将无法再扩大投资；

　　如果债务是硬约束的，地方政府在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进行补贴、对要素进行低价格转让、对环境和资源进行过度开采时，就不得不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资源环境代价和社会民生怨气，就会约束自己的投资冲动，产能过剩就会缓解；如果债务是硬约束的，银行在向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进行信贷时，就要考虑贷款的回收可能性，就不会无视不良贷款的上升而敢于向亏损性的、产能过剩的行业中的国企进一步放贷。但现实是，债务软约束使得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可以无视产品价格下跌和库存增加所引发的债务压力而继续扩大投资，也使得商业银行无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而继续向其提供低成本贷款。

　　这样，政企合谋下，在债务软约束的支撑下，过度投资和体制性产能过剩就成为必然。然而，一旦产能严重过剩，必然会引起库存大量增加、企业利润下降和GDP增长率下滑，但在债务软约束下，地方政府和国企会进一步要求银行加大授信，而银行也会倾向于进一步放贷，资源环境和社会民生问题也会被地方政府所轻视。于是，产能就进一步过剩。

　　二是扭曲竞争，导致资源失配。在中国，债务软约束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具有良好政企关系的民营企业。如果市场是良序的，则所有的参与主体都应当是平等的、公平的、具有债务硬约束的。

　　此时，资源，尤其是信贷资源就会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但由于债务软约束和体制内的天然联系，许多重要资源，如信贷资源、政府补贴、上市资质都向着一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倾斜，而不是流向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从而使得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必然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反而会因为扭曲竞争而降低效率。也就是说，债务软约束的结果是导致资源失配。此外，如果债务是硬约束的，地方政府在换届时不管谁当市长，都应当为过去的市长行为买单。但现实是，在我国，“新官”对上新项目、借新债情有独钟，一般都不爱理旧账。

　　这样，也会扭曲资源配置。而一些研究也实证了债务软约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利影响。经济增长理论给出的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是，国民生产总值中资本的收入份额会随着资本回报率上升而下降。但伍晓鹰（2012）计算的中国数据表明，最近十年的情况是完全违反规律的，即边际资本回报率（MPK）下降的同时，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在迅速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是资本收入而不是资本效率在吸引投资。

　　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只有非市场机制的利益动机，才可以刺激投资者和生产者追求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过去十年（特别是2009年之后）中国很大程度呈现“为投资而投资”的趋势。而背后，则与债务软约束息息相关。

　　三是扭曲交易，提高交易成本。“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当人们借钱给他人时，最大的期待就是举债人能按时还本付息。而一旦债务软约束，轻则会影响影响债权人收本收息的时间，重则会导致债权人血本无归。因此，债权人在借钱给他人时，必须考虑债务软约束的风险，或者要求增加付息额，或者要求增加保障条款，或者要求增加抵押担保，或者甚至退出债务市场。

　　这样，无疑都会扭曲交易，提高交易成本。即便是，在中国，债务软约束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他们之间是体制内的天然联系，可以为追求GDP或企业规模很便利地合谋，但不管怎样，失去债务这个约束力量，总会带来某些不确定性，扭曲原本正常的市场交易，增加交易成本（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辖区国有企业或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银行信贷进行担保或者背书，导致隐性地方债务的急剧增加和财政负担的超额加剧）。

　　四是扭曲治理，加剧社会失范。在我国的广义债务软约束中，一项是资源环境的债务软约束，一项是社会民生的债务软约束。此两项软约束，会扭曲国家治理体系，加剧社会失范。在资源环境债务软约束下，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单位GDP所使用的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环境代价远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

　　这就导致我国目前的环境压力非常凸显，各种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如雾霾、极端气候、重金属污染、水土流失等，已严重影响人民的身心健康，导致民怨多多；也导致出现“爷卖崽田不心疼”的局面--城市的土地过早的被卖完、自然资源被过早的开发完。

　　在社会民生债务软约束下，则会出现出现“重资本、轻劳动”“重经济、轻民生”“重城市、轻农村”“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倾向，使得医疗、教育、养老、城乡均等化、城市管网建设等社会民生事业方面的欠债很大，也使得法治建设推进缓慢。这些都会扭曲社会治理，加剧社会失范，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甚至引发执政风险。

　　五是扭曲金融，集聚金融风险。债务软约束下，债务人（杨白劳）成了大爷，而债权人（黄世仁）倒成了孙子，这就会扭曲正常的债务市场，一是导致债务的不断累积，从而带来巨量债务；二是扭曲借贷价格，导致借贷价格畸高（债务软约束下，债权人的收益得不到完全的保障，因此，必须要求用更高的借贷价格来补偿借贷风险），我国借贷市场的高价格（高利贷）就是债务软约束的某种必然结果。借贷市场的扭曲，必然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全面扭曲，因为借贷市场是一个金融市场的根本。

　　而金融市场的扭曲，则会带来金融风险的集聚和放大。据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报告称，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168.4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杠杆率249%。这个杆杠率仅仅低于日本，超过了欧美等多个发达国家，而且在急剧上升。这样，导致我国面临着极大金融风险和去杠杆压力。而去杠杆是个非常复杂和凶险的过程，处理不好，就会引发金融海啸（2015年，我国的股市危机就是明证）。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层面，债务软约束都引发了一系列巨大危害。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债务软约束的研究，加深认识，加强治理，防范债务软约束的进一步泛滥，并提出相应的治理之策。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