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梁建章、黄文政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然而,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规模最大、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1990年,联合国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会议的建议,决定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国际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和环境问题造成的压力。然而,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人口问题,侧重点是关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关注重点转变的背后,是世界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旧的人口理论已经过时了。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
大约200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下面这一逻辑链:技术进步可以产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然而,收入的增长很快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对工业时代以前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农业社会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很慢,生产率的缓慢提高会导致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世界人口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却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经济。
首先,农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中国,农业只是贡献了经济总量的10%左右。
其次,人口增加会降低生产力的这一逻辑已经不再适用于工业和服务业。理论上讲,尽管工业部门的确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源,因此,较大的人口规模将消耗更多的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然而,工业部门的资源强度却远远低于农业的土地强度。
此外,与土地不同,由于技术创新,人类已经发现了许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约在200年前,人们用木头和石头来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们可以已经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建筑材料,比如金属、玻璃、水泥、橡胶等。历史上,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许多新能源已经被发明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能。
在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联网和娱乐行业对自然资源的要求就更少了。两个行业中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大量复制,几乎不需要使用额外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已不再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对解决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创新会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要使创新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个国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轻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
最后,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越来越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伴随着国家的繁荣,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非穆斯林的亚洲,通常在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达到4000美元时,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低于2.1的替代水平;而当一个国家达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时,生育率甚至会下降到低于1.5。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的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范式。
人口是创新的动力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依靠研究和开发推动其进一步创新,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庞大人口规模就会成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优势,美国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就是很好的展示。
在工业和信息时代,人口众多是创业和创新的重要优势。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经验是另一个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一旦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其巨大的市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同时,大量高学历的劳动力能够迅速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企业家创立了成功的本土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展开竞争。例如,华为和联想已经成为优秀的跨国公司。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众多的人口数量,中国不仅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将大有作为。
中国人口形势严峻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危机,但中国的人口危机比大多数国家都更严重。原因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有20多年,但至今仍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而且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认识到未来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多么严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让很多人觉得有关人口政策的讨论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但实际上,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低生育危机,全面两孩政策依然是仅次于一胎化政策的最为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3%。而中国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已经由1985年18.4%跌至2015年的12%以下,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进一步跌至5%甚至3%以下。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即便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严重的低生育趋势也难以逆转。中国,正面临人口坍塌。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实施。由于长期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的新生儿应显著多于201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2015年多131万人)。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当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乃至未来百年之内新生儿最多的一年。但纵向来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高峰,甚至远低于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数。实际上,1950年代初期年平均出生人口都超过2100万。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无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由于197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较高,中国人口结构是老人和小孩少,中年人多。虽然现在每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很少,却依然多于走入生命终点的老人,所以人口总量还在缓慢增长。可以预料,中国人口将在十年之内步入负增长,然后不断加速萎缩。长期来看,就算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能把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比2000到2014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两者比较,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人口的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是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到2015年还占世界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要完全放开和鼓励多生
要缓解未来人口危机,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实施如下鼓励生育的政策:
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头抵税,也可以对养育家庭的补贴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生育补贴是发达国家国普遍执行的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有效果,需要耗费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幸好中国现阶段还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财力相对充裕,完全有能力实行大力度的生育财政补贴。如果现在还不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等到再过10年,中国经济放缓,养老负担加重,政府财力就会捉襟见肘,鼓励生育就可能力不从心。
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户籍就业者已经占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却是根据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导致了非户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学的困难。
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大城市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然而,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规模最大、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让更多年轻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创业,也能够生得起养得起更多的孩子。
(本文作者介绍: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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