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美“减税”基本不可比 防“东施效颦”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贾康

　　美国减税的效应追求是给经济复苏加码，中国的情况是直接税几乎无足轻重，也几乎无处可减，而讲减间接税，就变成了“顺周期”框架里的“东施效颦”，作用与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曹德旺议的结论还不到位

　　曹德旺被称为“中国首善”，这位颇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前两天成为热点，他最后归结：中国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在我看起来，这个概括不够到位。

　　先从对曹总的这套信息的评价说起。

　　他说到的企业负担里，关于正税部分有一些具体情况的中美对比，然后跟着的是大量非税的部分，比如涉及美国和中国对比的人工费、电费、天然气成本、物流中的过路费，其他开销里的厂房、土地，各种各样的融资、清关、配件的相关负担，这些其实跟税没有直接关系，不是以税的概念能涵盖的，他把这些所有的项目都做了相关的考量以后，最后做的总结却是一句话：中国综合税负高35%。我觉得这就需要澄清一点：他到底说的是税，还是税和其他负担的总和。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果光是说美国的税，美国是什么税？关于美国，曹总专门说了没有增值税，企业感受到的就是所得税，你盈利就要按照它那个法律规定，多赚钱多交税，你如果不盈利，就没这个税。所以，即使先讲税，这个情况怎么可比，也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的。

　　曹德旺并未要跑掉，全球发展竞争中确有用脚投票

　　曹总说了这样一些话以后，有些人说他是用脚投票，是在跟着李嘉诚往外逃，他很气愤便可想而知。按他的说法，早在20年前他就在美国布局，那时候怎么不说他用脚投票要跑？“我都70岁了，在那边(美国)语言都不通，根本进不了主流社会，我跑什么？”曹总说的这些，是在他已经有了20年对美国市场观察的基础上，在最新阶段的有感而发，重点聚焦负担问题。

　　在全球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不同主体会用脚投票，来实现资源配置的竞争。在这方面曹总提出这样一个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形成社会广泛的讨论之后，应该乘势引导理性的讨论，更好地清晰地形成对真实情况的认识、分析、把握，然后建设性地提出应该尽快采取的一些对策措施。

　　全面、理性看待企业负担问题，先从税说起

　　讨论税问题的同时，要把所有能讨论到的负担一起放在我们视野之内。我想再强调一下，曹总这样一个结论并没有概括他所讨论的全部信息，只讲了综合税负高35%，现在很多舆论的讨论越走越偏，简单地说成中国税负太重，重到了“死亡税率”，那就很容易使人只关注到正税上的税率高低问题，在这里我就正面摆摆自己的看法。

　　第一，先说中国正税。中国现在正税就有十几种，要想再减，具体减什么，这是最关键的。这么多讨论，只有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李东升的说法，增值税税率由17%降到12%，这是指标准税率。粗线条地匡算，增值税17%如果减到12%，假定它代表的是整个收入绝对规模的话，就是要差不多砍掉1/3的增值税，中国政府现在砍掉1/3增值税收入，整个运行局面过得去过不去？(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营改增之后，更要占到全部税收收入近一半左右)这是一个首先在“过日子”的运行上、方案可行性上绕不过去的问题。

　　那么降低增值税是否合理？中国现在是间接税唱主角的税制，如果降低间接税，企业可以在直接感受到税负降低，后面跟着的是这个税在“间接税”概念下必然要完成转嫁，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说，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我们税制改革的一个内在取向，本就是要逐渐提高直接税、同时要稳定宏观税负，言下之意就是要降低间接税的税负。

　　降间接税需同时考虑提高直接税比重

　　但是，如果需要考虑稳定宏观税负或维持其不低于一定水平，降低间接税的旁边，就有必要提高直接税比重，那就回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题目上了，光讲减税够不够？显然是不够的。

　　中央在减税的同时要掌握整个政府系统、还要安排支出满足一系列的目标要求，要保“民生托底”(社会政策托底)，要有一系列与精准扶贫相关的财力投入，和维持所有社会保障事项(从住房保障到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相关的所有投入，这些年支出是要不断加码的，使已经形成的“稳定宏观税负”这一指导方针下形成的财政赤字率2016年抬到了3%。

　　我们已经听到口风，考虑不把3%看作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没有别的因素变动，财政可以再提高一些赤字率，但找不到新的替代财源的话怎么办？中央说的降低宏观税负如果从正税来说，有一个很明显的制约：要增加直接税是个很慢的变量，很慢的变量配一个很快的向下调整的变量(就是减少间接税)，必须找到短期内填补它的收入来源，这时候可以通过宏观税负的降低和以提高赤字率冲抵一部分，但冲抵是很有限的，这是很现实的必须讨论问题。

　　中美“减税”基本不可比，防“东施效颦”

　　在此很有必要说明，人们高度关注特朗普所说的“减税”，与中国现在社会上热议的“减税”大相径庭，基本不可比。

　　特朗普的减税与当年里根的减税都在一个套路上，主要指降减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力支柱来源——个人所得税(也可能涉及适当减公司所得税)，是直接税概念下的减税。美国减税的效应追求是给经济复苏加码，中国的情况是直接税几乎无足轻重，也几乎无处可减，而讲减间接税，就变成了“顺周期”框架里的“东施效颦”(偏热时会继续升温，偏冷时升温会很有限，还会刺激地方政府“正税损失非税补”的“刮地皮”行为)，作用与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应把最宽广眼界的各负担因素合起来考虑

　　最简要地归纳，宏观税负有三个口径，最窄口径是所有的正税加在一起，以这个最窄口径如果做国际比较，中国是相当低的，在20%以下。

　　中口径是把这些税收加上另外一些项目，比如社会保障方面的征收，形成一个中口径，中口径的意义不大。最有意义的实际上是广义的口径，即把所有政府收入合在一起和GDP比。这个广义宏观税负的可比口径，这几年应该是在33%上下，往高可以估到36%，低则不到30%以下，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大概就是35%，发达国家大概40%以上，北欧福利国家接近50%。

　　这样一来，在降低宏观税负这方面按最有意义的广义口径考虑，我们至少应把正税之外要讨论的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还有一些隐性的各种综合成本合在一起考虑。

　　那我们就要一个一个项目梳理一下。

　　正税和行政性收费可以减什么？

　　第一个是行政性收费，要特别注意，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种行政性收费曾经极度膨胀，这些年经过一系列的整治之后明显收敛，收敛下来的行政性收费和其他经济体相比，一定还是居于高水平的，在有关部门能取消的取消、能降低的降低之后，行政性收费仍然是我国企业的负担。中央层级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以后，审批权压缩到还有400多项，但如果列成一个单子，感觉也是多如牛毛了。

　　现在甚至已有学者提出：趋势是应该完全取消行政性收费，我觉得有些行政性收费似乎还取消不了，比如咱们现在支持航空港的建设、三峡建设，这些都是用行政性的公权确定出来的收费，有大量细节的问题，无法展开一一讨论。

　　但是这里面的难度，大家可想而知，这些行政性收费能压什么？我国现行开征的十几种一一排过来，能打的主意在哪里？营改增这个结构性减税，算是已经在框架上做到全覆盖，但这里面就可能还有问题。比如说高科技企业必须不惜重金稳住一些人才来支撑发展，但给这些人才付的薪酬是形成不了抵扣链条里的进项抵扣的，如果这样一个轻资产、重人力的资本投入类型的高科技企业过了某个临界点后，它在营改增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实际税负不降反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得做案例的专门调查，再具体化到措施的设计。

　　此外，小微企业所得税的“起征点”还可以再抬高，但即使再抬高以后，实际减税的规模其实已经不太大，充其量降个一千块钱的税，行政性收费也是这样，你看起来这里取消一点，那里取消一点，具体到一个企业由此得到的好处，其实也是有限的。

　　减少行政收费，攻坚克难

　　行政性收费往下降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整个政府的架构需要有一个脱胎换骨、至少伤筋动骨的改造：大部制、扁平化，把这些庙拆了以后，整合以后做一个全新的设计，新建的“庙”带有大部制特征，结合着减少政府层级的扁平化特征，使整个政府机构消肿，剩下的这些部门里面，怎么行使审批权和收费权，那就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系统性优化框架，政府职能实质性转变，行政运行成本真正降低，更好地服务纳税人、服务社会发展中间的各类非政府的主体。

　　这样的一个改造如果做出来，接着推进减少审批权，减少行政性收费，把能压缩的减费空间都用上，这个事情就可能做得比较像模像样。否则，会是流于空谈。

　　大部制改革和扁平化改革中央已经明确了十几年，但只走了一点“小碎步”、“小花步”。再看看法国，据说是市场经济国家里最有集中特征的，但人家集中是集中，也早已把经济、产业与财政部合成一个部，但中国这方面基本框架的问题没解决。

　　除此之外，我国社保的五险一金一般人认为是应该降低的，但具体怎么降？如降了以后，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还能不能运行？这里相关联的改革，是本来应该下决心实行基础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把省级统筹概念下三十几个蓄水池并成一个大的蓄水池，它的调节能力马上升级，缴纳的负担程度便有可能适当调低。

　　企业隐性负担问题在中国相当严重

　　再说说“五险一金”外面还有什么东西，很多隐性负担是有苦说不出来的。比如我接触到的一个企业家跟我说过：我这个企业开办要盖几十个章，这里面有一个消防章，它不盖我这里办公的场所、车间生产的场所都不能用，一用就违法。但这个章反复交涉就是盖不下来，不是这个问题过不去，就是那个问题过不去。

　　后来有人给我指了一条路：你出6万块钱，请个中介公司这个事能摆平。企业家当时很气愤，整个开办费一百多万元，要盖几十个章，一个章就要我6万块钱，这是企业家的直观感受，但是这种负担是所说的税负吗？所有这些负担，隐形的东西，综合起来是个什么成本？

　　(本文作者介绍：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