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时刻”不可怕 中国经济真正问题在沉默大多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秦朔朋友圈 作者 秦朔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很多严峻的、无奈的、似乎无解的时刻，除了建设性面对和众志成城，没有其他化解的路径。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多种时刻。它转型升级，有时却突然“熔断”。它蓬勃“双创”，实体坎坷，却经常性地涌动结构性泡沫。最近，“曹德旺时刻”又击中了无数人内心的时钟。

　　第一财经CEO周健工访问曹德旺的视频突然走红时，我正在泉州，联系福耀集团，得知曹总人在美国，遂约好等他回来专门去交流。曹总是2007年第一财经和CNBC亚太共同主办的“中国商业领袖奖”的得奖人之一，他投资俄罗斯和美国的全过程，《第一财经日报》都报道过，但当时没有什么影响。这再次印证了“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下的经济氛围和商业环境，会把某些历史往事重新变成新闻，只要轻轻一点，就是大火燎原。

　　但坦率说，我并不认为“曹德旺时刻”是中国经济的“问题时刻”，因为这是企业家根据市场要求和成本变化所做的理性选择，曹德旺是赢家，中国也不是输家。

　　怎样解读“曹德旺时刻”？

　　2013年夏天，经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副领事谷茉莉牵线，曹德旺到美国实地考察投资环境。当时福耀玻璃有近50%的产品用于出口，产品交货期要一个半月，美国汽车大厂考虑到供货的稳定性，希望福耀玻璃在美国当地建厂，并承诺如果“销地产”，就增加订单。

　　客户就是上帝，同时，曹德旺的账也算得清楚。“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将占到总营业额的40%，的确比中国高。但制造业的税负却更少，只征收所得税，没有流转税的税负，这样就能剩（省）下一半。另外，美国的能源也比中国便宜。比如天然气的价格只是中国的1/5。这对我们投资是个很大的鼓励。”这是2014年曹德旺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的说法。

　　曹德旺当时还说，他也考虑到了美国较强的工会势力，但比较而言，他认为尊重员工，在企业发展中与员工共享成果是福耀长期的政策，他相信福耀可以尽最大努力争取到工会的理解和共识。

　　于是，福耀玻璃开始在美国投资。

　　中国企业贴近客户进行全球布局，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更高回报，这太自然不过。福耀玻璃在美国的投资创造了美国的GDP和就业，同时也创造了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曹德旺不是藏匿资本去了，而是光明正大地用生产性资本服务客户去了，“为国争光”去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在商要言商。有些行业中国没有成本优势，就会转移，如同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制造业转到内地。具体到福耀玻璃，它的成本结构和市场结构决定了“走出去”是更好的选择，别的企业如果成本和市场结构与福耀玻璃不同，则未必要转移。联合国项目事务署的项目主任陈初晴评论说：“福耀玻璃的成本有特殊性，天然气占比大。福耀的天然气成本占浮法玻璃的总成本约45%，浮法玻璃占汽车玻璃的总成本约60%，天然气占汽车玻璃的总成本约45%x60%=27%。中国天然气价格应该没法跟美国拼。美国天然气便宜是因为页岩气，页岩气开采需要大量的水。中国水资源不够用。”显然，这是客观事实所决定的客观规律。

　　当然，为什么中国的电力、天然气贵？能不能便宜一些？是天生“物薄”所致，还是体制原因带来低效？这要另作研究。

　　最后谈一下人力成本问题。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句口头禅，“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从企业主到学者到前财政部长，莫不经常脱口而出。这次曹德旺自己说了，中国蓝领工人的成本是美国的1/8，高吗？

　　中国“五险一金”的总比例确实比较高，《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能不能灵活一点，也应该听取资方声音。但要说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实在可悲。看看各种财富榜，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速度有多快？再看看中国很多行业的高管收入，早已是世界水平。而中国劳工呢？工资最高的上海，目前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190元，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19元。

　　对比一下美国最高的加州和马萨诸塞州，目前最低时薪是10美元。今年3月31日，加州议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到2022年前将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的议案。中国劳工，特别是占其中大多数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而且目前招工已经越来越难，就算各地政府不再调高最低工资，重新修改《劳动合同法》让用工更灵活，就能解决中国制造的困难吗？

　　亨利·福特说过，“工人工资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多到公平”。多到公平，才可以促进消费，转而又带动生产。今天的中国，一边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一边是资产性收入的增速远超劳动者收入增速，却一直弥漫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竞争力衰退”的声音，不该好好反思一下吗？

　　邱伟平是谁？

　　“曹德旺时刻”不是中国经济的“问题时刻”，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真正的问题在那些普通企业身上。因为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里，我为大家讲述一个叫邱伟平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

　　邱伟平是广东做化工的民营企业家，1985年毕业于广东电视大学，毕业后打过几份工，在化工方面积累了专业知识和经验。上世纪90年代他初去香港，在那里注册了一个离岸公司，1994年到佛山南海成立了南海霸力化工厂，生产鞋用粘合剂。

　　为了解决工人因粘合剂产品的毒性而受害、鞋企出口时遭遇国外的“有毒调查”等问题，邱伟平一开始就致力于做环保、无毒的产品，不惜高价从国外引入先进的检测设备和全自动化电脑控制投料系统，2002年成功开发出油性PU胶，2005年和中山大学化学系合作实现了水性胶技术的突破。通过不断创新，霸力化工成为国内鞋用胶粘剂的龙头企业，获得过“广东制造业企业500强”、“广东省著名商标”、“中国名优产品”等荣誉。而邱伟平最自豪的是，霸力化工是国家标准《鞋和箱包用胶粘剂》（GB19340-2014）的制定单位之一，也是中国军用鞋专业鞋用胶粘剂合作供应商。

　　邱伟平喜欢学习，2003年参加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EMBA班的课程，和中大化学系有紧密合作。他爱户外活动和摄影，加入了王石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阿拉善”公益组织后，向王石讨教了很多管理经验。他也是一个热心参加慈善活动的企业家，2007年11月加入国际狮子会，成为381区广东（红棉）分会的会长。

　　现在大家知道了，邱伟平是千千万万中国制造大军中的一员，而且做得很不错。去年11月，他旗下的广东裕田霸力科技有限公司登陆新三板（股票代码：833511），被称为“鞋用胶第一股”。根据财报，裕田霸力2016年上半年营收1.85亿元，净利润2740万元。

　　前面已经提到，霸力公司能成为行业龙头，靠的是技术的高起点和产品的创新。但公司也始终面临着行业门槛低、知识产权保障差、仿冒多等中国制造的共性问题。多年来，假冒“霸力牌”胶水的产品此起彼伏，在低价倾销蚕食市场的同时，也拉低了技术创新本应具有的溢价能力。邱伟平一直在“打假”，但他发现，每一个造假者背后都有或隐或现的“地方宽容”，根本不可能打彻底，而且刚打了东边，西边的假货又冒出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邱伟平和大多数实业家一样，希望在做好主业的同时，突围到一些有更高回报的领域。而对细分市场的龙头企业和在广东经济圈有一定地位的企业家，不少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都格外青睐。邱伟平于是信心满满地开始了跨行业投资之旅。

　　他的麻烦也从此开始了。

　　“邱伟平时刻”之一：小北江风景区项目受阻十年

　　2014年12月，邱伟平成立的小北江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下称小北江公司）与广东清远阳山县政府、招商局签订了《小北江风景区项目开发合同书》，开发黎埠镇洞冠村景区项目所涉及的土地供应、温泉勘探开采等内容。小北江公司依法依规准时支付了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购地款，然后展开前期工作。

　　干了一阵，在温泉勘探、规划设计、道路改造、修建围墙等方面也投了一些钱，等准备真正启动时，突然发现，阳山县政府出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附土地红线图位于村民居住区当中，并不是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项目建设用地范围，没有办法设计和施工。

　　十多年过去了，因为土地红线图与项目用地不符以及土地指标等问题，小北江公司虽然不断上访，但和政府之间至今没有达成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案。小北江公司因为要承担项目建设工人的工资、合同违约金等等，已无法再经营下去。

　　有人曾经向邱伟平建议，只管开发，让群众去逼政府。邱伟平说，那会酿成群体性事件，他不要做，尽管“被政府玩得很惨”。

　　“邱伟平时刻”之二：探矿权证转采矿证被拒绝

　　2005年7月27日，邱伟平成立的韶关市曲江区北江温泉游艇会有限公司（下称北江温泉公司）和曲江区人民政府签订《曲江北江温泉游艇会项目协议书》及《土地使用协议》，约定项目占地1500亩，总投资2亿元，首期投资2800万元。项目用地由曲江政府负责征用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负责协助温泉勘探、开采，申报游艇码头报批，协助申报乡村公路资金等事项。

　　协议书签订后，北江温泉公司及时支付了各项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近400万元，对项目前期的温泉勘探、规划设计、树木种植、维护等综合投资超过1000万元。但到今天，曲江区政府没有为项目用地提供相应的土地指标，甚至拒绝了温泉探矿权证转成采矿证的申请，所以整个项目无法动弹。

　　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政府之所以“翻脸不认人”，也有一定理由，就是北江温泉公司2005年启动项目后的开发力度不够，有囤地之嫌。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引进了央企“中广核”，而按照有关规定，核电项目方圆五公里之内不能搞开发。尽管北江温泉公司前期已经有投入，但“中广核”方面不同意让其开发。地方政府协调不好中间的关系，也没有财力补偿北江温泉公司，于是一拖再拖，至今没有解决办法。

　　“邱伟平时刻”之三：与台商合资项目折翅

　　2007年前后，福州市罗源县委、县政府在为罗源湾经济开发区进行招商引资时，获悉邱伟平旗下的珠海裕田化工制品有限公司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拟进行置地投资。县委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推荐了罗源湾经济开发区项目。

　　罗源湾靠近台湾，开发区主要针对台商，对台商投资有一定政策优惠，所以县里的领导要求邱伟平一方的投资主体必须有台商投资背景。邱伟平几经努力，找到几位台商股东，用股份合作方式和他们一起投资。台商股东再分别负责台湾地区的招商引资，总共获得32名不记名的台商参股投资。合资公司的名称是福州西海岸树脂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西海岸公司）。

　　2009年8月28日，罗源国土局依法将一期项目用地257.32亩挂牌出让，西海岸公司以2060万元竞得，9月1日正式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9月4日一次性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2010年12月14日，罗源国土局依法将二期项目用地223.45亩挂牌出让，西海岸公司以1789万元竞得，当日正式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全部缴清土地出让金。两地块土地出让金合计人民币3849万元，土地用途均为树脂系列化工制品项目。

　　依照《出让合同》约定，西海岸公司在付清宗地（注：以权属界线组成的封闭地块）全部出让价款后，持出让合同和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即可申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但罗源县政府一直不给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怎么回事呢？罗源湾开发区管委会2012年9月11日有一封罗发委函（37号）给西海岸公司，说是“按照省市相关会议精神，为了推进宝钢德盛项目建设，经德源县委专题会议研究，拟收回贵公司位于开发区南片223亩二期项目用地，以落实宝钢德盛公寓项目。同时，结合岐鹤路以东区域工业项目用地规划调整，拟对贵公司257亩一期项目用地进行异地安置”。

　　我看了政府和西海岸公司间的诸多协议和西海岸公司的申诉文件，主要争议点包括：

　　在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方面，西海岸公司援引《土地登记办法》第27条和《福建省土地登记条例》第21、24条的规定认为，该宗用地是通过公开土地市场依法竞得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在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核发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只需提供土地登记申请书、身份证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已全额缴纳凭据。而政府方面又要求提供发改局立项文件、建设用地批准书、交地确认书、项目规划总平批复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等等，所以认为西海岸公司资料提供不全。

　　政府部门认为西海岸公司有涉嫌构成闲置的问题，而西海岸公司说，没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能办理项目建设的规划建设手续，不能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就不可能建设。这种由于政府原因造成的不能开发建设，不属于闲置。

　　全部争议最重要的背景，又是土地。政府要更改土地用途，变工业用地为商业用地，此时商业用地的地价已经涨了很多。西海岸公司和政府之间就政府回购土地的谈判，政府方面希望按照工业用地出让金和银行利息的标准分期补偿，西海岸公司希望按照商业用地和民间借贷标准一次性补偿，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对西海岸公司来说，购地款和筹办支出花了4700多万元，利息支出花了3300多万元，至今都“沉没”在那里。

　　这个项目的复杂性还在于台商问题，因为一部分股本是当初几位台商在台湾集资弄来的钱，现在有去无回，他们开始通过台办系统逐级申诉，甚至找到了“巡视组”。

　　“邱伟平时刻”之四：三旧改造项目资金被挪用

　　2011年5月10日，邱伟平的裕田霸力公司与佛山市三水区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国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安公司）签订《西南街道河口片区三旧改造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该项目是地方政府要搞三旧改造，邀请邱伟平参与并中标，为保证项目顺利进行，裕田霸力公司向国安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1亿元，约定经双方共同审批才能使用。

　　不成想，国安公司违约挪用了这笔资金。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还款协议，西南街道办政府作为担保人。但到目前为止，虽经艰辛追讨，还有6000万元的本息没有偿还。

　　屋漏偏逢连夜雨，邱伟平下面的一家子公司因发生火灾损失惨重，有段时间资金实在周转不开，经过多次哀求，当时的西南办偿还了500万元。

　　我问裕田霸力公司和政府直接打交道的经办人，是不是政府确实没钱？经办人说，西南街道办的财政资金比较丰裕，还说他们享有对云东海街道办近5亿土地款的债权，云东海街道也有足够偿还能力，意思是云东海街道那边一还钱，就还裕田霸力公司的钱。2016年8月，西南街道的广海大道地块被雅居乐公司以8.333亿元竞得，应该更不愁钱了，但政府领导始终以“吃饭财政”为由搪塞，最后甚至避而不见。

　　还有多少“邱伟平时刻”？

　　邱伟平的故事讲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我想告诉读者的是，“邱伟平时刻”还没有结束，可能不久就会有“邱伟平时刻”之五。最近，他的一个主营业务项目又遇到问题，这次不是土地问题，因为邱伟平再也不敢相信政府在土地上大包大揽的承诺，他分期开发，开发一期付一期的钱，但是去年发生了“天津大爆炸”，所有和化工相关的项目要求立即大大提高，原来合同中经营范围明确可以做的，现在不可以做了，要做具体的调整。

　　我和邱伟平不认识，也没有见过面，我们只是同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师生的一个微信群里，我在那里读过博士，他在那里读过EMBA。几个月前他私信向我求助，也发了几个申诉文件。我忙于写高大上正能量的商界领袖，连他的文件也没有打开，后来过期也打不开了。

　　当“曹德旺时刻”出现，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大企业、知名企业家的声音，其实社会很容易听见。但是像邱伟平这样的人，纵有万般无奈，也是无处求解。我觉得有责任剖析这个案例。

　　趁着我在佛山出差的机会，邱伟平派人拿着资料来找我。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和政府对立，不要去“散步”，那样更解决不了问题，纵使一时有效，将来也没啥好果子吃。

　　纯粹从个人商业理念的角度，我并不赞同民营企业在主业之外搞不相关的多元化，因为机会主义导向变成陷阱的案例实在太多。可是站在商业规则和契约精神的立场，邱伟平又有什么错呢？哪个企业主不想着更高回报，不被价格信号这只“无形的手”驱动？

　　“十多年了，所有直接去做市场、在市场上做的项目，基本都成功了。所有和政府打交道的项目，基本都失败了。”邱伟平的助手告诉我。

　　“时代在进步，唯一的例外是政府机构的脸色，在那里，你依然可以看到20年前的脸色，感受到20年前的态度，总的来说，依然是脸难看，事难办，仿佛这些年中国各方面巨大的进步就没光顾过那里。”这是一封申诉书中的话。

　　“邱伟平时刻”不是某一个人的某一个时刻，我听说，邱伟平在他的一些微信群抱怨时，下面会立刻跟上很多帖子，诉说类似的命运。他们这些企业家，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他们不是马云、王健林、许家印，没有那么有名，有实力，有势力，所以面对多次、反复地违约失信而又强势的政府，只能无奈地承受损失，尽管苦不堪言也只能挺着、熬着。

　　那么为什么不通过法院起诉呢？以三水西南街道项目为例，投资主体是新三板公司，如果起诉，已有投资要做坏账处理，又会直接影响利润以及未来的转板考虑。

　　“邱伟平时刻”能否度过

　　这就是中国经济中真正可怕的“邱伟平时刻”——

　　虽然国家承认非公经济和公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但事实上，非公经济在融资、准入、涉法事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待遇还是歧视性的，这导致他们升级困难，竞争过度，于是纷纷走上不相关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虽然国家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兑现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不得以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因违约毁约侵犯合法权益的，要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但在现实中，物权、债权、股权的保护还很不够，政府履约能力存在严重缺陷，赔偿、投诉和救济机制很不健全，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的理念和现实中人们的感受之间相距甚远。如果这种现状得不到有效改善，企业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有效支持，民间的投资信心将进一步下滑。

　　政府违约失信的原因很复杂，因为这种复杂，所以解决起来更困难。政府不是不关心经济发展，是“太关心”，“太介入”。而领导班子的更迭和朝令夕改，上下政策和左右政策之间的打架，地方政府过度扩张和背负过多压力之后的沉重债务，还有习惯性的轻诺而忽视落实，都使得政府已经不可能解决多年累积下来的全部问题。

　　“政府可以有100个理由叫停之前的合同，昨天说行今天说不行，都是有道理的，企业赚不赚钱政府都是要收税的，但是我怎么办呢？企业的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这又是企业的呼声。还有土地资源的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卖地”，但土地依赖带来的弊端也在不断放大，“万般皆下品，唯有土地高”的价格信号对实业家们常常产生误导。

　　……

　　中国经济有很多正面时刻，比如“华为时刻”、“高铁时刻”和“微信时刻”，读者朋友可以在我的诸多访问中感受到这些力量。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邱伟平的公司，因为和中大化学系合作的创新成果，也得到过国家划拨的380万元科研经费。我并不认为政府的违约、失信就是贪官污吏问题，相反，从我26年的媒体采访经历看，地方政府官员的大多数，从人格上是值得尊重的。招商引资本身也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和贡献。

　　但是，在我们身边的的确确又有大量的“邱伟平时刻”，邱伟平的企业已经有行业地位，尚且在十多年时间里，在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中几乎全军覆没，一事无成，那些更加沉默的大多数，其命运可能更加坎坷。而正是这些陈年旧账，消磨着企业的热情和对未来的预期。

　　“邱伟平时刻”是中国民企的非税负担高企的时刻，是制度性成本高企的时刻，也是政府公信力不断流失的时刻。这种问题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如果说企业的税负问题是多和少的问题，那么政府违约，有时会直接冻结企业的发展资金和流动资金，瓦解企业的流动性。有些弱不禁风的企业就是这样给逼死的。

　　我们是需要一场“大和解”，比如由中央政府发行长期特别国债，帮助地方政府填平各种历史性、体制性的窟窿？还是由地方政府和涉事企业在今天的新规和昨日的契约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告别过去迈向未来？或者，就像有的学者建议的，就让一些中小型的危机爆发，换得将来的“大太平”？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很多严峻的、无奈的、似乎无解的时刻，除了建设性面对和众志成城，没有其他化解的路径。

　　政府官员可以是走马灯，而企业是有股东的，是要长期经营的。所以出了纠纷，政府当然也烦，但绝对不会像企业主这样忧心如焚，还要强打精神去面对严峻的市场竞争。

　　“曹德旺时刻”让人思考；“李炜光时刻”让人思考，虽然他提出的“死亡税率”被国家税务总局组织力量大加反驳；“万科时刻”和“董明珠时刻”让人思考，由于缺乏双重投票权等保护，资本市场的话语权越来越有利于资本玩家而不是踏踏实实做企业的人。

　　但是，请更多媒体关注一下“邱伟平时刻”吧。他并不伟大，他也有在主业之外套利的想法，但是十多年了，依法签署合同，投入资金，最终每个项目都深陷泥潭而难以自拔。他和李雪莲一样，不知道还要走多远，这一刻有没有个头。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