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特朗普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精英和大众?

2016年11月21日08:36    作者:秦朔  (0)+1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秦朔朋友圈 作者 秦朔

  我在伦敦拜访了多家著名媒体,每到一处,头条都是特朗普。那就从这里写起吧。我的聚焦点是,如果说特朗普的胜利是草根大众对精英阶层的一次逆袭,那么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精英和大众?  

后特普朗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精英和大众?

  有点潮,有点雾,有点堵,有点蒙蒙细雨,但走在街上,还是那个多元化的、古典和现代混搭、人文荟萃、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会。这就是伦敦。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口号Inspire a generation(激励一代人)犹在耳边,一个新单词Brexit(英国脱欧,Britain+exit)已成现实。不过表面看,伦敦没什么变化,房地产稳健繁荣,Google刚刚宣布继续推动在伦敦建总部,投资规模可能超过10亿英镑,因为“这里有充实的人才资源、教育机构和创新热情”。

  原本我打算写Brexit的文章。英国计划明年3月前正式启动脱欧程序,之后将与欧盟在两年内就贸易和投资等政策达成一致。未来的英国边境还会不会如此开放、移民政策是否还鼓励技术人才的自由流动都属未知。有人说英国将自由如故,也有人说变化在后头;有人说英镑贬值提供了在伦敦置业的绝佳机会,有人说还不能消除不确定性。所以,我会观察一段时间再写。

  我在伦敦拜访了多家著名媒体,每到一处,头条都是特朗普。那就从这里写起吧。我的聚焦点是,如果说特朗普的胜利是草根大众对精英阶层的一次逆袭,那么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精英和大众?

  《经济学人》为什么反感特朗普?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曾被看成是“历史的终结”。谁赢了?开放市场和西方自由民主。2016年11月9日早晨,当特朗普跨越了270张选举人票、被选为美国总统,这个幻相(illusion)终结了。历史又回来了,这一次它带着报复。

  这是我在《经济学人》(Economist)编辑部,在最新一期杂志封面文章的第一段看到的内容。

  《经济学人》一直把特朗普看成危险人物,去年9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特朗普的秘笈有两个,一是脱离现实的自我拔高,他承认“我迎合了人们的幻想。我称之为真诚的夸张”(I play to people‘s fantasies. I call it truthful hyperbole);第二,特朗普能说出别的政客说不出口的话,所以人们认为他不是政客,他的支持者把他的粗鲁看成真诚,认为他能够传达那些感到自己被精英(elite)背叛、被社会变化遗弃的群体的愤怒。上述两点,都是在拔高民粹(towering populism)。

  在《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中,还提到特朗普对外交事务同样粗暴,比如他说凡是和美国做生意的国家都在揩美国的油,“中国从美国赚走的钱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盗窃”。

  显然,在《经济学人》那里,精英的对立面是民粹。

  在很多精英眼中,民粹主义(populism)都是负面含义。其实populism也是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公民主义的意思,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国家这个工具应该离开自私的精英的控制,用在全民的福祉和进步上。就此而言,民粹主义的形成有其合理性。

  民粹主义强调平民化、大众化是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认同平民统一、全民公决等价值。民粹主义强调人民是一个整体,它崇拜抽象意义上的“人”,而并不关注具体的、个体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主张从整体上对平民大众实施有效控制。民粹主义反对精英,反对权威,甚至不允许“旁观者”、“第三方”的存在,用俄国民粹派当年说过的话,就是“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那么,《经济学人》的立场是什么呢?就印在每期杂志的版权页上。我试译如下:从1843年9月创办开始,投入一场激烈的竞赛之中,一边是让我们向前的智慧,一边是没有价值、怯懦、阻碍我们进步的无知。(take part in a severe contest between intelligence, which presses forward, and an unworthy, timid ignorance obstructing our progress.)

  从这里可见,《经济学人》的宗旨与身份地位和名利无关,而和让我们向前的智慧有关。intelligence这个词,和逻辑、认知、理解、学习、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连在一起,和它最接近的词应该是知识趣味或智慧。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人》反感特朗普?并不仅仅因为他习惯自吹自擂、爆粗口、说话随意的风格,而是因为他偏离了知识和逻辑的一致性。关于堕胎,他一会说“我强烈主张女性有选择权”(I‘m very pro-choice),一会说“我支持生命权”(I’m pro-life);关于枪支,他既说过“我最喜欢的就是没有人拥有枪支”,又说过“完全支持并赞同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持枪权利);他把各族裔之间彼此尊重的伦理规则抛到九霄云外,也不把气候变暖的共识当回事;他所代表的“民意”实质上是让一部分人仇视另一部分人,与其说他要的是“人民的利益”,毋宁说是“票选的多数”;最奇葩的,2000年他寻求过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希拉里担任纽约州参议员时他有好几年直接给希拉里捐款,2001年到2009年他都是民主党人,这一次他又成为共和党人。

  《金融时报》为什么反对特朗普和坚持英国留欧?

  什么是精英?

  在伦敦,过去的一个标准画像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份橙色的《金融时报》(FT),从地铁出来,走进某家金融机构,在上班前读上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

  我在《金融时报》见到了主编Lionel Barber,他很自豪地说:“我们为自己的independent(独立)而骄傲。”我说,你怎么确切地定义“独立”?他说,FT换了股东(注:日本经济新闻社去年收购了金融时报集团),但“different owner,same FT”(不同的股东,同样的《金融时报》),股东不会干预内容。也没有任何人或广告客户能在文章发表前要求审查内容,“包括我采访的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总理”。最后他说,“without fear,without favor”(不畏惧,不迎合),就是《金融时报》的一贯立场。

  美国大选前一周,《金融时报》发表社评,认为希拉里比特朗普更胜任美国总统。该报对特朗普的批评,放在了一个更大视野上,就是“过去70年的国际秩序正在产生裂痕,甚至可能崩溃。6月英国脱欧公投可能撤掉了欧盟的一根支柱。中东秩序显然已四分五裂,俄罗斯在总统普京治下变得更加大胆,并且显然精心安排了泄露事件以影响美国大选本身”。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该选择谁呢?《金融时报》的看法是,虽然对许多美国选民来说,希拉里几十年的公共服务并不代表什么,“她是高高在上的、自私自利的权势集团的一个缩影”,她的竞选也缺乏灵感,没有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信任,“但是她显然比特朗普更能胜任,后者日日上演着自吹自擂、挑拨离间和卑鄙恶劣”。《金融时报》批评特朗普擅长诋毁,而不是外交。

  《金融时报》也提到了民粹主义,“中产阶层被压榨了几十年,最富的1%人群却变得日益富有。民粹主义再度抬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两极分化的媒体对其提供了支持。”无论是民主党内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竞选人桑德斯,还是特朗普,他们都抓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直滋长对美国政治的怀疑,都抓住了“选民的神经”。

  选民的投票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是,走向孤立主义、反全球化的方向是否真的会让他们如愿以偿呢?

  我问Barber英国脱欧的问题,他说所有报道都是独立的,但社评的态度是remain,英国应该留在欧盟。社论批评那种认为“脱欧是为英国争取主权的想法”,认为这是一种错觉,而且也挑战了当今世界密切互联、相互依存的现实。

  社评说,很多怀疑论者认为欧盟是针对民族国家的阴谋、是为了在欧洲超级大国中破坏英国的自由,但加入欧盟后,德国仍是德国、法国仍是法国、英国仍是英国,而且欧盟把欧洲各国从20世纪上半叶的暴政和冲突中解救了出来。

  关于主权,社评指出,真正的主权是促进国家安全和繁荣的能力。自1834年英国外交部开始统计以来,英国已签署了13000多份条约和国际公约,涵盖从战争、和平、贸易到环境和人权等方方面面的议题,每一份协议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侵蚀”英国理论上的主权。但多数乃至所有条约,都增进了英国的国家利益。虽然欧盟有些条约确实更深地探入成员国的国民生活,比如在允许人口自由流动方面,但共同主权(注:指欧盟各国政府接受欧洲法院作为这些领域的最终裁决者)不能算剥夺了英国议会的决策权,在国家安全、经济管理、税收和财政支出、社会政策、卫生和教育、规划等许多方面,所有的决策都由英国政界人士做出。

  全球化、欧盟一体化是好是坏?社评说,英国经济现在跻身欧盟前列,应该归功于“更激烈的竞争、能够自由进出全球最具价值的单一市场、高技能劳动者供应充足”,世界经济重心向东、向南转移,这是趋势,“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那些仍然开放地接受竞争和变化的国家将受益”。

  道理是非常清楚的,但投票的结果,却是Brexit。

  精英与民众的命运矩阵

  在伦敦的短短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精英与大众、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问题。丘吉尔说,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我想,如果一场危机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进步,改进和超越自我,那它就没有被浪费。

  陪我们参观的是一位在伦敦住了20多年的媒体人。她说之所以投票的结果是脱欧,和资本力量膨胀、社会分化带来的影响密不可分。比如说,受金融危机影响和收购荷兰银行的拖累,几年前苏格兰皇家银行濒临破产,其起源是当时的工党政府鼓吹“不只是宽松监管,而且是有限监管”,支持资本自由扩张。资本扩张获利时民众分享不了什么,等濒临破产了,却要国家施救,苏格兰皇家银行破产事件让英国纳税人光是股权注资就花了450亿英镑,是全球金融危机中规模最大的解困。

  除了资本问题,在社会生态中,阶层固化、流动性衰退也让大众越来越丧失对权贵精英的信任。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指出,最底层的20%人群进入最上层的20%人群的机率,丹麦是14%,英国12%,美国是8%。美国知名大学的学生构成比例为:9%来自底层50%的人群,74%来自上层25%的人群。来自低收入家庭但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中有29%大学毕业,来自高收入家庭但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中有30%能大学毕业。阶层固化导致精英与底层民众的分离,加剧了撕裂的程度。如果不能解决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正如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在《思想与社会》一书中所说的,“流动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基本因素,如果没有正常的流动,就会造成政治不稳定,酿成革命形势”。

  在伦敦,我想到,如果精英是指基于知识和智慧的文化群体,我们的社会应该需要更多的精英,同时,社会需要精英阶层更多地关怀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如果精英是指资本权力的无限扩张,既要创设高杠杆、高回报的复杂金融产品,又要寻找低税收的避风港和政府保护,那这种精英和掠夺者并无区别;如果精英是指在政经、教育等方面越来越牢固的圈层、姻亲和互惠,那么这样的治理模式势必无法长久。

  所以一个好的、健康稳定的社会,一定是“高创造、广分享”的模式,而不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高创造、窄分享”模式,更不是债务累累、不管未来的“低创造,高分享”模式,或者普遍贫穷的“低创造,低分享”模式。

  从精英和大众的关系看,最佳的模式是力争上游、互助互信、合理流动、合理分享,糟糕的情况则有四种:

  精英害精英:比如为争权夺利而斯文扫地地互撕;

  精英害大众:比如金融市场上的“钓愚”和政治特权阶层利用权力“设租”;

  大众害大众:比如“集体无意识”的假冒伪劣和形形色色、特别针对弱势者的诈骗;

  大众害精英:比如“文革”。

  如果一个社会不努力推进制度的变革和文明的进步,那么,在不公正、畸形的制度和缺乏独立思考与理性态度的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将难以避免精英变成自私的掠夺者、大众变成极端的破坏者、精英专制、群氓暴政等等悲剧和惨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的天下,指的不是政治权力的更迭,而是文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人人有责,不仅是对自己负责,还包括对家庭、社区、社会负责。“个我”和“他人”的良性的融合互动,才有完整的“大我”的出现。人人向上,人人向善,人人求真,人人求智,人人进取,人人谦卑,人人自省,人人超越,则我们才能穿越各种困顿与危机,不被浮云遮蔽,共赴天朗气清的未来。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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