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地方债需调整分税制结构

　　文/新浪财经金融e观察(微信公众号：sinaeguancha)专栏作家 许权胜

　　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高度不对称，分税制把税收大部分归于中央财政，地方政府的主政者如果想办点实事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不顾自身偿债能力而举债赤字，则红线又不得触碰，唯一选择只有把债务搞成隐形状态。

化解地方债需调整分税制结构

　　财政部近日公布最新财政收入与支出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国财政债务付息支出合计4107亿元，同比激增41.2%，创下历史新高，已经远超去年全年总额。1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预案明确提出：地方政府对其举措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实行不救助原则。

　　虽然近几年中央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特别是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控一直没有松懈，但14日发布的这种深化式的预案改革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预示中央要降低金融风险，提高增长质量，减少地方政府投资低效。所以要对地方债进行强力控制。

　　地方债难以管控的原因是，管控严了地方政府就会推陈出新、旁逸斜出的用其它方式来填补资金缺口，比如，利用PPP项目来扮演变相地方债的角色，不少地方PPP项目基金都是明股实债，风险一般以政府财政资金作为兜底，实质是地方政府变相举债。

　　对任何事物的治理都要首先找出病因，地方债也概莫能外。那么地方性政府债务风险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实病因来自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下掩盖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矛盾，现在经济放缓，矛盾随之水落石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激活地方与企业的活力，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但地方乱施优惠政策，动用各种办法截留中央税收，使中央财政连年赤字，为了改变中央财政财源枯竭这种状况，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即中央占7成地方占3成的税收比例分配。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央既想通过分税制来均衡一下全国各地发展的差异，又想把全国大部分的钱集中到中央来，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确那时的改革给中央解决了长期想办但没钱办的事情。

　　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确立，那种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弊端也随之显现，市场经济是透过产品和服务的供需相互作用，进而达成自我组织的效果。如果还是按照中央计划就会经济过分集中而削弱市场的自由配置，一些地方经济就要受到影响，地方就会丧失部分税收来源，因而更要仰仗中央财政拨款。

　　比如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支农等都要地方政府负责的，地方政府用30%财政预算承担70%的地方事务，地方发展相当艰难，这个也是现在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根源所在。其实地方政府拿到这种一次性的70年土地收益，冲动性投资反而加大，因为主政官员任期五年，在这五年中为搞政绩会选择竭泽而渔，最大限度的大手大脚乱花钱，一些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项目会因此匆匆上马，下一任主政者如果想发展，只能把土地价格推的更高，或者举债来维持，所以一些隐形融资平台也因此应运而生。这次国务院出台的预案中有追究机制也就不言而喻。

　　说句公道话，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高度不对称，分税制把税收大部分归于中央财政，地方政府的主政者如果想办点实事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不顾自身偿债能力而举债赤字，则红线又不得触碰，唯一选择只有把债务搞成隐形状态。现在中央为弥补这个缺陷，对造成债务危机者要追责，但追责只能说明已经造成了损失，追责只是事件后置，于事无补。所以笔者对症下药的从三方面来简略谈谈对地方债务风险的化解要点：

　　一是国家要摒弃刺激计划。地方债务在一定程度上是刺激计划的后遗症，刺激使信贷放宽，政府投资热情膨胀。因为政府投资对效率不敏感，每一次刺激计划过后都会积聚一大堆风险遗留。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政府能做的最好是搭建好市场平台，培育好市场，使政府能获得更多税源。

　　二是分税制要重新划分结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累积在于税制分配的不尽合理，中央与地方要根据地方实际经济发展情况以及财源大小来具体确定，经济发达的地方要加大分配比重，因地制宜，不能为了搞经济平衡就来个“全国一盘棋”，其实中央用税收分配激励反而能促进落后地区发愤图强追赶先进，营造出市场竞争环境。

　　三是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自行收税权利，税收是平衡当地经济的一种手段，比如对高房价征收土地溢价税，既能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的不足，又能修正房地产的畸形，给地方经济平衡发展带来转机。

　　(本文作者介绍：资深财经评论员，长期在金融行业一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