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后可能从严治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秦朔朋友圈 作者 秦朔

　　政府也许不会有“从严治富”的说法或掀起某种运动，但只要认真聆听一下作为全党核心的习近平的上述讲话，相信做企业的、做生意的、做投资的，都会想一想，该如何回应这些政治信号。

　　我经常会想到一些问题。比如，按职业划分，这几年中国哪类人变化最大？

　　做媒体的说他们变化最大，不少报刊都关停了。线下的零售商说，店主变化最大，因为卖东西越来越难，连零售之王“大润发”也开始关店了。股民说，看看股市“过山车”、“割韭菜”，变化不大吗？

　　这样的回答很多。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我觉得公务员、国家干部，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官员，变化最大。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他们所受的约束大大加强，权力受限，问责加重，昔日各种“自由”和“油水”大为减少。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文章，2013年至2016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数量逐年上升。在已经公开发布的纪律审查消息中，接受组织调查的中管干部已达109人，其中省区市70人，覆盖到31个省市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也有被查处的中管干部，涉及司法、金融、环保、安监、体育等多个领域。

　　看到对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苏荣、令计划，包括已退出领导岗位的郭永祥、赵少麟的查处；看到“决不因违者众而放任”，对山西塌方式腐败、辽宁拉票贿选案、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的严肃查处；看到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的一系列举措，特别是“天网行动”已追回外逃人员1023名、追赃30亿元，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现在大概没有谁怀疑党要管党、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反腐“无禁区”、“零容忍”了吧。

　　全面从严治党，是与一切弱化和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问题所做的斗争，它永在路上，不会停止。而在更深的意义上，它也意味着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过程中，有一些新理念已经确立，有一些新规矩已经订立，有一些新规律开始发挥作用。

　　何谓从严治富？

　　作为一个主要关注经济、金融和商业实践，研究商业文明的媒体人，我最近常常在想，从严治党对整个经济、企业、企业家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会不会面对一个从严治富的新常态？

　　我所理解的从严治富，不是不鼓励“致富”。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必须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让每个有创业愿望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的精神在全体人民中蔚然成风”(李克强)。鼓励双创，鼓励致富，做大蛋糕，努力消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个方向不会变，也不能变。

　　我所理解的从严治富，是在财富来源、创富路径、财富分配等方面，扬弃过去那种唯GDP、不择手段、不计社会成本、不考虑正当性、分配不公、分化严重等等问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改进致富之道，让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创造，变得更文明、更清洁、更和谐、更健康。

　　如果说，从严治党是要保持红色基因的话，从严治富，是要让中国的商业增添文明的因素。

　　从严治富的政治信号

　　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探索，其历史作用功德无量。但今天，有了一些新的政治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共同富裕。习近平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多月后就到河北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他说，“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他有一段话，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他的财富观——“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请注意，“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是绝不能出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这样解释共享发展理念，共享是全民共享，共享是全面共享，共享是共建共享，共享是渐进共享。

　　这种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具体的要求：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第二个信号，是中国已经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明确了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那么，和这些要求不符合的致富之道，一定不会再受待见。

　　第三个信号，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习近平今年“两会”看望民建、工商联委员时说，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新型政商关系就是“亲”、“清”两个字。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习近平经常对党的干部提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洁身自好，存正祛邪的要求，现在把“洁身自好”四个字送给民营企业家，显然也是有寓意的。他对企业的要求说的很直白，比如今年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说，当前，我国互联网市场也存在一些恶性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情况，中小企业对此意见不少。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数据，很多掌握在互联网企业手里，如果企业在数据保护和安全上出了问题，对自己的信誉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

　　这些话主要说给听？大家心知肚明。像BAT这样的企业，是中国互联网的中流砥柱，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作为境外上市公司其治理和管理相对来说也比较严格，尚且被严肃提醒和“敲打”，更不要说那些贪天之功、坐地生财、炫富骄人、投机钻营的“富豪”了。

　　招商引资促发展，是政府官员的一项责任，但亲商也有底线，不是唯商是从，不是不管。习近平今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时说，“一段时间以来，在安全生产、股票市场、互联网金融等方面连续发生的重大事件，一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各种项目、投资、金融活动，要深入研判、评估风险，不能见钱眼开，有奶就是娘。简政放权、先照后证不是不要管理了，该管的还要管，上级部门放的权，下级要接住，不能出现真空地带，这也是守土有责。”此言一出，迅速就有变化。去年和前年政府工作报告讲的都是“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今年3月变成了“规范发展”。今年8月刚刚出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列出了13个“不准”，10月又开始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顿。那么多“跑路”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管行吗？

　　政府也许不会有“从严治富”的说法或掀起某种运动，但只要认真聆听一下作为全党核心的习近平的上述讲话，相信做企业的、做生意的、做投资的，都会想一想，该如何回应这些政治信号。胡润刚刚做富豪榜排名时，百富榜被叫做“杀猪榜”，今天已经是荣耀榜了，光明正大致富，确实光荣，但是，按照习近平关于“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饮水思源，回报社会，造福人民”的要求，百富榜应该也是警示榜和自省榜。“双效”统一，以前更多是对内容生产部门和国有企业说的，现在，对非公有制经济也有了同样要求。而中国有多少富豪，其言行符合“双效”原则、能得到方方面面尊敬呢？我看比例不高。

　　从严治党，才有可能从严治富

　　想到从严治富，有一个原因，是我认为从严治党本身就具有从严治富性质。

　　原因很简单，中国政经的一大顽症就是党政官员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多年前就有“官倒”和“高干子女、配偶经商”，现在更是“卖官帽、批土地、抢项目、收红包，变着花样收钱敛财，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数以亿计”，这不仅是畸形的政治，也是畸形的经济。现在通过从严治党，追求风清气正，通过深化改革，简政放权，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不仅是治党理政，也是在惩治“贪腐之富”、“权贵之富”，是从严治富。

　　不需要多举例。就拿最近被热议的原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来说，魏案是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在他家中搜查时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动用16台点钞机，当场烧坏4台。其实烧坏点钞机不是从魏鹏远开始的，2012年8月爆出的原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林高案，为清查暂扣的1700万元赃款，银行派了8名点钞员，烧坏了3台点钞机。更早时，曾任深圳市公路局局长和民政局局长的黄亦辉案发，1米多高的保险柜里全是大叠大叠的钞票，有的连银行封条都没撕，有的因为长时间没动粘在一起撕不开，6台点钞机也用坏了两台。

　　这些贪腐官员的“巨富”基本都是和外面的生意人勾兑、受贿的结果。前两天公开审理的广东物资集团原董事长庄耀受贿、贪污和故意销毁会计账簿案，涉嫌贪腐折合人民币5.7亿多元。多么惊人的数字！但我相信，和那些利用资本市场、房地产、牌照发放、采矿权等很多特许权大获其利的“富贪”相比，5.7亿肯定不是最高纪录。

　　“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个要求掷地有声！如果模糊，如果一边当官一边发财，心思都在“致富”上，怎么可能去“治富”呢？所以说，全面从严治党，并且强调“以高级干部为重点”，强调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这不仅体现了中央领导层率先垂范、以上率下的决心，也将从根本上解决权贵驱使资本、资本趋附权贵的问题，保证法治化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过去不是说“根子就在主席台”吗？现在，根正了，下面自然就好办了。

　　从严治富涉及方方面面

　　从严治富，具体会在哪些地方展开？

　　从制度环境的角度，它包括：打击权贵资本，对贪腐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健全追逃追赃配套法规制度；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清廉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有限政府(有限之后再有为)。这是从长远和根本上切断权力与资本的联系。鸡蛋鸭蛋没有缝隙了，资本也就不叮了。资本逐利天经地义，但没有谁天生愿意当苍蝇，蝇营狗苟。

　　从财富生成的角度，它包括：立足于维护顾客和消费者权益，立足于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立足于建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打击假冒伪劣，抑制不正当竞争，堵住税收跑冒滴漏，严处一切经济诈骗，提高保护环境意识和维护劳动者权益意识，最终建立起“市场良序”，确保消费者和投资者不被违法者伤害。在这方面，客观地说，品牌企业做的是比较好的，大量假冒伪劣和金融、电信、营销、税收等方面的诈骗，都是偷偷摸摸的“小鱼小虾”所为，但范围很广，窝点很多，屡禁不止，不断演绎出新花样；而由于一些地方“眼开眼闭”，加上执法人员不够，这种“平庸的恶”似乎有蔓延之势。

　　从财富调节的角度，它包括：防止经济脱实向虚，防范金融走上以交易套利、杠杆撬利、衍生获利为主导的过度虚拟化，控制资产泡沫，防止严重通膨，打击上市公司靠泡沫和造假“洗劫”投资者；防止“富人太富、穷人仍穷、阶层固化、代际固化”，将资本利得纳入综合收入申报范畴，逐步建立信息完整的个人账户系统，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开征新的财产税种，等等。

　　根据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要“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什么是“高收入”，炒得沸沸扬扬。历史上，国家税务总局曾经出过加强监管10类高收入行业9类高收入人群的文件，比如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演员、经纪人等是高收入人群，电信(移动通信)、烟草、金融等企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房产代理公司等中介机构，外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驻华代表机构等属于高收入行业。时过境迁，这种划分已经不太准确，现在的新富阶层、暴富阶层，有不少是靠高科技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而致富的，也有仅靠资本市场的炒作而“财富放大”的，有靠房地产的，也有靠地下经济的。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有11类，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显然，主要靠工资、薪金所得的阶层，不属于“适当加大征收力度”的对象，因为这个阶层，中低收入者为多，即使高薪，基本都是职业经理人，完税状况是比较好的。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涉税信息共享系统还没有建立，所以资本性、财产性、股权性收益统计口径不全，比如那些有几十乃至上百套房产的投资者，而这些方面才是个人财富的主体部分。

　　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央已经明确到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虽然房地产税目前仍未看到实质进展，但2020年前推出的可能性应该大于50%。而个税改革，按照财政部长楼继伟今年在全国“两会”上的说法，改革方案已提交国务院。综合权威部门的零散信息，大致方向是，会更具区别性地对待劳务所得和财产所得，会增加家庭的税前抵扣项目，如满足基本生活的首套住宅按揭贷款利息，抚养孩子的费用，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的费用。至于有媒体议论的遗产税，虽然“十五大”报告中提到过“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但此后并未再有权威发布，也没有列入“六大税种”，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不会涉及。

　　朱镕基在担任总理时曾表示，《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名列榜前的有不少还是政协委员，请税务部门调查了一下，看看他们交没交个人所得税，结果都没有交。原因是他们把个人收入都合到工厂里了，个人用的都在工厂税前列支了。他说，“我看个人所得税还是应该交，我的工资超过800元的都交(税)了，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随着账户完善、统计完善、制度完善以及区别化征管的加强，这种“为富不税”的情况今后肯定会减少。

　　富人要不要“逃走”？

　　或许有的富人会说，看来要抓紧移民、转移财产了。其实，从严治富、提高税收透明度、打击逃税、在税源国际化进程中保护好本国税基，这是一个全球性趋势，而且世界各国正在互相合作。

　　全球从严治富的背景，是全球性的贫富分化。虽然1981到2008年，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6.5亿，贫困人口比例由52.2%下降到22.4%，但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从相对意义上说，出现了更大的财富分化、阶层分化和社会失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出现了“经济越衰退、富豪更富有”的现象。根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的报告，从2010年至2015年，全球最富有的62位富豪的净资产增加了5000多亿美元，而全球最贫穷的36亿人的净资产缩水1万亿美元。2010年，大约388个全球最富的人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穷人口财富的一半，2014年这一数字降到80个，2015年降到62个。《悉尼先驱晨报》甚至预测，到2022年，可能1个最富的人就能抵上世界上一半的穷人。德新社呼吁：对于超级富豪们，世界需要制定新的规则，一个新的、公平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特别是打击所谓的避税天堂。

　　不仅全球经济和财政需要再平衡，全球财富分配也面临着再平衡。

　　我预测中国未来的情况是，贪官逃不走，逃走也要回，富人的不正当财富也很难逃走；即使是正当财富，要承担的税负也可能增多。中国的财政赤字在攀升，老龄化在加剧，社保缺口很大，低效国企在吞噬巨额低成本资金的同时几乎不创造经济净福利(EVA)，所以企业和富人要减负，没有客观基础。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已经突破15万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40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29777亿元，其中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3306亿元)，但各地的钱袋子依然很紧。除非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落实，大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新一轮创业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财富能够充分涌流，覆盖支出后还有一定余量，否则普遍降低税负很难。

　　我们再来具体看看富人“出逃”要面对怎样的“壁垒”——

　　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已开始在全球实施的《通用报告准则》(CRS，用于指导参与司法管辖区定期对税收居民金融账户信息进行交换)，从2018年9月起，中国个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在100个参与国或地区开设的银行账户信息，将会自动呈报于中国税务机关；与此同时，其他参与国或地区也将自动收到由中国提供的信息。美国没有参加CRS，但早在2010年奥巴马就签署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俗称肥咖方案)，2014年7月1日正式启动，2014年到2017年分阶段实施，这个方案使美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收集纳税人的海外账户信息。

　　所以富人面对的情况是，美国有“肥咖”，美国之外有CRS。“肥咖”要求美国境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海外金融资产的公民个人和25万美元以上的机构组织都要申报。CRS的影响范围更大，它对个人账户没有可以豁免审查的账户余额门槛，所有个人账户必须全部申报；只有一点弹性，就是收集信息日之前开立的机构组织，25万美元余额以下的可以不申报，超过也要申报。

　　请记住，中国加入了CRS，将从明年1月1日起开始收集账户信息。

　　显然，银行保密时代已经终结，全球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网络已经开始酝酿，想通过离岸避税港藏匿资产、避纳税义务，一天比一天难。

　　有朋友说，可以通过到香港买保险，刷银联卡，部分实现境外资产配置。我请教了友邦保险的资深专家，发现也是似是而非。确实，以前有人这样做，但严格按照规定的话，一是资金出境不一定符合外汇管理规范，二是到境外买保险一般限定为到境外商务出差、旅游、留学等方面的险种，拿保险作为出境通道，有不小的风险。

　　也有人到境外买房，但用个人还是公司身份、用外国人还是本国人身份买，关系到将来转售、继承的利得差异，弄不好会买成一个“包袱”。如果移民，是一回事，不移民，身在中国心在外，东转西挪，买东买西，不是什么好办法。

　　所以说到最后，富人不妨回头想一想，生长在一个放之全球其市场将会最大、机会最多、也最熟悉的国度，干嘛一定要走？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但在这里，你有机会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员，到了国外，天花板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解决起来更难。

　　更好的中国和更好的富人，相互需要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说过的话。20多年后，习近平提出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一个更好的中国，是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中国。在这个方向上，要鼓励创富，保障私有财产；要创造更好的企业发展环境，企业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律依据的要求。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

　　但同时，一个更好的中国，是离共同富裕更近而不是更远的中国。在这个方向上，问题丝毫不能低估。部分行业的行政垄断，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隔，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性寻租”，再分配过程中的制度缺陷，对资产泡沫的束手无力，这是外因。从富豪的角度，如何自省自律，增加社会成本意识，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也非常必要。在美国，“爱国百万富翁协会”曾在协会网站上发表给奥巴马的公开信，“我们以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诚实市民的身份向您写信，希望总统先生能够将国家利益放到政治之前，为了国家财政的健康发展和美国民众的利益，要求总统增加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的税收”。在德国，50名富豪联合发起“对我多征税”(tax me harder)的活动，希望默克尔总理采取措施，阻止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建议德国政府2年内对年薪50万欧元以上的富人额外征收5%的“富人税”(2年后减为1%)，他们测算，通过此举可为国家筹集1000亿欧元资金。在中国，情况是，大部分富豪未办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财富集聚现象的出现使得子女通过继承财产就可以轻易致富，使得一个人的财富的多寡不仅由劳动所得决定，更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出现，而且可能比国外更严重，因此绝不可能延续下去。

　　财富越多，责任越大；财富再多，也不应该为富不仁；就算首富，也不要乱说话，说大话，否则前脚说自己不行贿，后脚检察院、法院就会给你判例。至于说不讲诚信，不顾契约，随意剥夺克扣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在中国企业界更是司空见惯。奇怪的是，很多基本商业伦理都不遵循的富豪，却在众星捧月中真的以为自己是什么企业家！

　　金钱至上的时代终会过去，价值至上的时代正在到来。发展经济不能教条化地问“姓资姓社”，但应该大声地问，我们要发展的是“善经济”还是“恶经济”？是“真经济”还是“假经济”？是“好经济”还是“丑经济”？是“绿色经济”还是“黑色经济”？是公平竞争、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经济，还是靠不文明、不光彩的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得过且过的经济？是好人、工匠、诚信者、创新者、有良心肯付出的人赚钱的经济，还是弄虚作假者、诈骗者、投机者、贪腐者赚钱的经济？是对社会负责、有同情心、谦卑心的经济，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经济？

　　我注意到，中国一些知名企业在最近两年都加大了内部反腐败、反不正之风的力度，比如华为、百度。不仅要做对的事，还要把事情做对(Do right things,do things right)。如果整个社会弥漫着不义之财的空气，任何企业都会是受害者，内部都会蛀虫丛生。因此，我呼吁更多企业和富豪，从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官、追求自身纯洁性的伟大试验中，汲取可以行之于企业、用之于自身的教益。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也必将走上一条讲规矩、讲文明的道路。早点体悟，早点觉醒，早点超越，我们所有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才能干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对社会尽责，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快乐。

　　(本文作者介绍：秦朔朋友圈Chin@Moments新媒体平台、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