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国有经济战略性再重组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张军

　　如果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整体的战略布局，明确的限制国有部门在很多行业的落地，这样的话可能会重新为非国有经济在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以及解决融资问题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我们需要呼吁国有经济战略性的再重组。要抑制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里面过长的战线。

呼吁国有经济战略性再重组

　　中国的中长期增长面临三大威胁

　　讨论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观察三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信贷、社会融资规模还是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它并没有带来GDP更快的增长，这两者之间现在开始了严重的分化，而在2008年之前，这个现象没有出现过。

　　这么多钱哪里去了？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债务有关系，因为现在融资规模依然比较快的增长，很大程度都是为债务再融资，所以对于GDP所涵盖的领域或者行业，并没有太多的支持。

　　第二个现象，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投资的增长速度持续的、显著的回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出现了非国有部门投资的高速持续萎缩，现在速度已经到了惊人的2%。如果没有国有部门接近两位数投资的增长，我相信今天经济的状况会更差。从中长期来讲，如果私人投资的规模在不断收缩的话，这对未来中长期的增长，当然是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第三个现象，现在中国GDP在不断的回落，而就业并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现象也是全球性的，美国GDP的增长只有百分之一点几，但是就业每年都连续1.3%的增长，超过了之前的增长。这可能跟移动互联网有关。很多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就像我现在可能失去工作，但是我很容易在Uber上面找一个工作。

　　中国从2008年经济下行，特别是2010年以来，经济下行到百分之六点几的状况，但是失业率并没有增加。这对于当下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中长期来讲，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生产率没有增长，如果生产率不增长，我们潜在的增长率就会恶化。

　　这三个现象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什么威胁呢？第一就是我们现在有巨额的债务存量。第二是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这一部分投资的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持续的回落。第三，在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很令人担心的趋势——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不见了。所以看上去就业还不错，可是这些人所在的行业没有生产率的增长。

　　出售国有资产解决巨额债务问题

　　2008年以来，社会的融资规模的变化，跟我们产出的变化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化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在2008年以前，其实是没有的。换句话说，每一块GDP的增量当中，融资所需要的量在快速增加。为什么现在的一块钱GDP的增量，会需要这么多钱的融资。好在我们现在实际上观察下来，会发现这么大的融资并没有全部转化成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融资由于债务存量规模过大，使得央行要通过更多的融资来滚动解决债务问题。所以很大程度上，这些融资是对债务的再融资。

　　那么事实上，现在的这个融资规模，它增速已经两倍于GDP的增速，这个现象看起来是很大程度可以用债务存量过大来加以解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负债的利息滚动的速度也很快。如果你拖欠一年债务不还，第二年的利息就会增长得特别快，如果你一直不还的话，利息也会越来越多。

　　根据加州大学一位教授的测算，这两年中国每年债务存量产生的利息，在理论上等于当年GDP增量的两倍。我们GDP增量大概也就是接近五万亿，假设70万亿人民币增长6%点几的话，只有70万的增量，但是现在利息，本金我们不算，就说利息这一项，2013年、2014年基本超过十万亿。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再融资，就会债务危机，经济就会硬着陆。

　　当然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当中，商业银行贷款占很大一部分，60%-70%的份额基本还是银行的贷款。但是除了贷款以外，现在还有很多市场的融资，比如说发债，发债依然可以用于债务本身的再融资，但是它会产生新的债务。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股权融资，也可以用于偿还这个利息，或者用于借新还旧的这样一个债务滚动的方式。

　　所以，看上去我们的社会融资规模，不仅存量很大，而且现在增长的速度并没有真正慢下来，而GDP的增速也没有加快。如果这个现象持续的话，它会不断的吞噬可以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必然会达到一个天花板。要维持未来增长的潜力，我觉得在债务问题上面，真的要做巨大的工作。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办法来解决债务问题，包括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能够部分转移。但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出售国有资产。二十年前，中国大概有70%到80%的国有企业都是亏损，变成财政巨大的负担，同时也带来很大的三角债的问题。后来不得不采取激进的办法，把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中小国有企业大部分都被卖掉，大中型只保留比较大的，这就是“抓大放小”的概念。

　　现在我们在思路上要有一些突破，这并不是禁区，我们不能在闭口不言，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些债务将来是构成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现在采用的微调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大部分的债务被少数的巨大的国有企业、政府欠下。有一个年轻学者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研究表明，央企其实欠了巨大的债务。这些债务可能要通过股权的改造，通过股权的私有化来加以解决。

　　民间投资下滑？呼吁国有经济战略性再重组

　　中国经济的回落，很大程度是因为资产的投资出现了过山车式的下滑，这当中包括房地产的投资。过去这两年，房地产增速都是一路下跌，去年只有百分之一点几的房地产的增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会下降得这么快。私人增速当中投资的回落，就非常的刺眼。2002-2012年，私人部门平均的增速大概有20%。而且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像制造业当中，私人投资的份额也很大。包括60%都是私人投资。

　　可是去年私人部门投资就降了一半，只有10.1%的增速。今年1到8月份，就非常可怕，只有2.1%，而且其中7月份是负1.2%的增长，8月份有一点增长，到2.3%。所以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正在慢慢消失。

　　现在大家都批评政府投资太多，这也要从两方面看。如果没有政府投资的跟进，没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获准，以及融资，我们的投资状况会更差，宏观经济的状况会更差。如果没有国有部门投资的扩张，总需求会更糟糕。但是，如果短期维持国有经济投资较快的增长，然后维持这个增长的稳定，从中长期来讲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事实上，大量的研究都证明国有投资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比较低的。

　　从中长期来讲，经济的增长最终是生产率不断的提高。这就要求在结构层面上，肯定是非国有的投资份额在所有的领域都有明显的改善和提升。可是现在这个状况，对未来的增长就构成了威胁，因为私人部门投资的意愿在逐渐的消失。我们用什么方法改善私人部门对实业投资的意愿？除了在制度层面上，在产权的保护层面上，在立法层面上，最重要的处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融资的约束还是比较严厉，不太容易借到钱，不太容易在资本市场融资。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报道，现在我们国有企业投资增长比较快，因为私人不愿意投资了。可是你要看一下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融资的份额、流程跟利润的话，就会发现问题了。它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利润，但是投资的规模超常的高，超常的大，这说明在融资市场上，国有企业胜出了，没有钱投资，可以发债，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都可以，国有企业就有这个优势，这样就使得非国有企业更加的困难。因为国有企业很容易解决融资问题。

　　第二个就是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居于主导，居于垄断的地位，很多私人企业依然面临巨大的行业的壁垒。总体上来讲，在大多数的高端服务业，附加值比较高的服务业，大多数的上游产业，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控制或者说是主导、垄断，非国有部门份额都很小。当然还有所谓的不公平的竞争，不公平的待遇。

　　这些问题我们讲了很多，并没有答案，我们必须要绕开这些问题，完成一个涉及到整个国有经济的布局超越。二十年前，朱镕基主持国企改革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这个思路，就是要超越当时的那些讨论。如果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整体的战略布局，明确的限制国有部门在很多行业的落地，这样的话可能会重新为非国有经济在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以及解决融资问题找到一个突破口。

　　所以我们需要呼吁国有经济战略性的再重组。可能在某些所谓战略性行业我们可以保留一些。到底哪些是战略性行业。二十年前我们有过一波讨论，当时政府下大决心要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释放大量的空间给非国有经济，从而保持后十年的经济增长。现在又回到了十字路口，依然需要突破。

　　抑制国有企业在生产率高的行业的发展

　　最后威胁中长期增长的就是劳动力增长趋势。我们过去有8%的劳动增长率，现在已经回落到6%以下，这个趋势在很多行业变得更加明显。如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到低端的服务业、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话，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在哪里？

　　如果政府认为如果就业稳定，就可以维持现状，那这就是一个误导。因为从中长期来讲，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一个威胁。GDP产出的状况在回落，就业率还在增加，说明我们单位就业率产出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在恶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制造业创造的就业明显在下降，而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明显在上升。这是一个所谓的结构的变化，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而我个人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服务业的口径很宽泛，把制造业和农业拿掉了，剩下来我们都叫服务业，所以里面什么东西都有，所以服务业当中附加值的差异非常非常大。

　　所谓低端的服务业，就是这些行业生产率年复一年不增长，比如说我家雇了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在我家干了五年十年，一年挣六万块钱，五年可以挣三十万，但是他的生产率没有任何增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大量的劳动力都进这些行业，那么这个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就很小。

　　对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而言，必须有生产力的强劲增长。这就要求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包括劳动力，配置到高生产力的部门，或者是生产力增长比较快的部门，包括制造业和高端的服务业，中高端的服务业。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们要保持谨慎的乐观。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进入到中等收入偏上的这个阶段以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制造业的技术突破，产业升级是未来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制造业，特别是私人部门，它的投资意愿萎缩的话，它创造就业的能力就会有明显的恶化。这对于人力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以要键是要抑制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里面过长的战线。

　　二十年前的国企改革也是非常不容易，但后来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的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线都拉得太长，要不断的缩小他们的战线，让他们在一些领域里面要大规模退出。在这二十年当中，国有经济已经从过去的亏损者、财政的补贴者、负担者，变化了一个垄断者、主导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混合所有制的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但还不够，我们要从整体上把国有经济的战线还得拉回去，还不能让它在很多领域当中拉得太长，挤占生产率增长更快的企业的生存空间。

　　(根据作者在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本文作者介绍：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