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张维迎指出的所谓四个错误

2016年09月18日07:42    作者:林毅夫  (0)+1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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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发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由。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由的,当时政府的力量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基本上就只是收税,但仍然发展不好。此外,从欧美等国的经历来看,工业革命的产生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但是它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张维迎教授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觉得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些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这时就需要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既会面临很多外部性的问题,也会面临很多协调的问题,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单独企业家能够做的,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

  第三,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国富论》里面没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阐述。不过,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政府对基础科研的预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战略性的选择,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

  潮涌现象的出现不是产业政策导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互联网的产业政策,同样有互联网的潮涌现象。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做的贡献的地方。

  最后,张维迎教授认为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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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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