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没有健康的纳税意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中国在资本利得方面，既无遗产税，极少房产税，二级市场炒股收益也免税，富豪还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消费成本化”，动不动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非经常性损益”，而他们的个人所得税标准竟然比我们一般白领还低，他们还好意思说承担社会责任？

中国富豪没有健康的纳税意识

　　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国富豪十大错之对环境极不负责》中，我已经提出了中国富豪的前三大错：没有社会成本意识(social cost)，对环境极不负责；没有对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意识，鱼肉投资者；没有专心致志做产品、踏踏实实走长路的意识，喜欢的是赚钱越多越好，甚至不惜投机取巧去赚钱。

　　第四错：没有“官商之间淡如水”的边界意识，习惯于“不找市场找市长”，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

　　这些年参加过多次政治学习，去年是“群众性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今年是“三严三实”，每次学习都有一个环节，通过视频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录”。我发现几乎所有带着镣铐的官员都后悔“交友不慎”、“错交了几个老板朋友”。

　　尽最大努力消除官商勾结、寻租牟利，这是中国建设现代、文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避免“拉美化陷阱”“菲律宾式腐败”必过的大关，其中限制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建设是根本。但是，也不能不说，正是一些富豪的行为加剧了官商勾结、寻租牟利的程度，使得我们的营商环境，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公平而且加速劣质化。

　　从上世纪末“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的走私大王赖昌星，到去年8月出逃的郭文贵，通过“搞掂”乃至“要挟”官员以实现特殊利益安排，曾是一些富豪的常规打法。用各种方式为官员及其亲属“埋单”、当官员的“白手套”，一边提供私人飞机和色情对象，一边用隐秘设备偷偷摄录，在富豪中也不鲜见。至于像刘汉那样通过与权力结盟，以司法手段置商界对头于死地的案例，其所践踏的不仅是商道，还有社会的基本正义。

　　我听胡润说，过去大家怕上富豪榜，现在基本很接受了，有的人还希望上。看看吧，郭文贵2014年在胡润百富榜上以155亿元的个人资产，从2013年的第323名飙升至第74位，但这年他就东窗事发。胡润你要不要编个“出逃榜”？

　　由于官商勾结，从项目到产品，很多招标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统统潜规则。我经常觉得“背反”：中国富豪一边呼唤市场化少干预，一边习惯性地“不找市场找市长”，他们和各种领导的合影以及领导本人的书法，都放在办公室醒目位置。

　　倒下一批腐败官员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官员的干预，使得普惠政策变成特惠政策，公平竞争原则荡然无存；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通过多元化的补贴一直苟活，但总有一天，当补贴型企业的产能纷纷释放，就是大过剩，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之一就在这里。

　　习大大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在新常态下，富豪和政府官员之间，应该是各守本位、保持距离的关系(arms-length relationship)，是从合谋型、寻租型、补贴性的官员依赖到“有界限、有规则、知分寸”的政经互动的关系。拜托富豪们少打一些官员个人的算盘，让他们太平一点吧，你供认个几万块没事，他们要坐几年，还是积点德吧！

　　第五错：没有健康的纳税意识，还口口声声承担社会责任，丧失了社会与企业间的基本契约精神

　　企业和社会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分工不同。企业是商业组织、盈利组织，企业缴税后政府才能将税收用于民生支出，比如教育医疗。企业纳税天经地义，甚至可以说，纳税是每个企业的天职。这是一种社会与企业间“默示的契约关系”。

　　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代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逃不掉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在美国，林肯于1862年建立的IRS(联邦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被称为“最能让人闻风丧胆的部门”。

　　而我碰到的不少亿万富翁，谈到税收，最常见的态度是，“中国的税负太高了，雄踞世界前列”(依据是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必须减税，企业才能活下去”，“税务局还要我们提前缴税，太离谱了”，等等。

　　而有一次我问一位百亿级身家的富豪一年交多少个人所得税，他笑笑：“那倒不多，我月薪1万元，交不了多少。”我说我们报社一半以上的人都交的比你多啊。还有一个房地产富豪，建了好几个珍宝馆，犀牛、象牙、字画、艺术品等大量添置，全由公司购买以冲抵成本，这些宝物在他办公室放一两天证明是企业资产，然后就挂回家了。这种以富豪私人消费冲抵企业成本、达到节税目的花样，足可以编一本书。

　　我无意指责富豪的避税节税行为，毕竟税负是决定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投资是全球竞争的结果。我也认为，中国企业的综合赋税水平特别是“五险一金”标准过高。财政部老部长项怀诚有一次看《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专门写信给我，说，“中国的税制应当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重惩罚。贵报漏了‘低税率’三个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是我的理念。我本人一直倡导低税率，反对过高的税负。”

　　但是，当你想到，中国在资本利得方面，既无遗产税，极少房产税，二级市场炒股收益也免税，富豪还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消费成本化”，动不动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非经常性损益”，而他们的个人所得税标准竟然比我们一般白领还低，不是太吊诡了吗？他们还好意思说承担社会责任？

　　其实，中国富豪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并没有他们经常渲染的那么高。全国工商联编制的“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2014年民营企业500强纳税总额占全国税收的比重为4.81%(第一是了不起的华为的了不起的337亿元)，比我想象的要少不少。中国富豪说美国什么什么好的很多，但说美国税制好的很少，有的富豪想移民，一了解美国的“全球缴税体系”，就望而生畏了。

　　我尊敬的企业家，是印度软件企业Infosys创始人之一穆尔蒂(Narayana Murthy)这样的人。他1981年与另外6名年轻软件工程师变卖了包括妻子首饰在内的细软，集资1万卢比(相当于1000美元)白手创业。“这个公司未来要变成什么？营收最高？最赚钱？还是市值最高？”

　　他决定，“我们要变成最受人尊敬的公司”，其标志是要有最好的公司治理，“与这块土地共同成长，最后跟整个社会取得和谐共处”。他认为公司治理与钱无关，“即使我们没有钱，刚创业时就遵守公司治理原则”。

　　当年印度从国外进口软件要交纳150%的税，很多印度软件公司故意把软件包拆成软件光盘及操作手册，因为操作手册不用缴税，他们还把手册定价在整个软件包售价的90%，这样就只要缴交本来150%进口关税的10%。而穆尔蒂决定，还是卖整套的软件包，因为要遵守公司治理。

　　穆尔蒂在公司电话账单中的每一笔私人电话费都切割出来自付，他开普通的三菱Lancer，端盘子和员工一起在食堂吃饭，却把个人财富中的60%放进Infosys基金，因为他的信条是“金钱的真正力量在于施予”。他梦想印度实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脑”还要有“社会主义的心”。

　　因为印度经济还远远不如中国，所以不少中国富豪谈到印度都会笑。但在我心目中，一个穆尔蒂的言行足以将整个印度企业家的形象带上一个境界，而中国，隔一段就发生一次匪夷所思的产品事故、安全事故、坑蒙拐骗、金融诈骗，中国富豪的形象能有多好？

　　第六错：没有包容性发展意识，处理不好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中国的很多富豪出身草根，一路在夹缝中忍辱负重，拼力挣扎，可以说是自强不息。但或许是伤痕累累的历程扭曲了心智，在厚德载物方面的修为相对欠缺。我的一个体会是，他们一旦出头，“媳妇熬成婆”，气就粗了，话就大了，有些不一定真懂的地方也敢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比如，动不动就嘲笑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真心说，我也认为传统国企模式没有未来，但再说三遍，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一种精神特征，不是身份特征和身家特征。不要再说国企没有企业家。充分竞争的国企、能够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国企、不断创新提升效率的国企，必定涌动企业家精神，否则我们不会有蜚声世界的高铁、核电、国家电网[微博]、中国建筑、航天科技，不会有华润、中粮、招商局、青啤这样非常国际化的集团，不会有宝钢、中集这样高效的企业。

　　也不要简单地说，国企领导都是“A4干部”，所以不可能有长远打算。从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饶斌、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康世恩开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性价比超高的“事业家”，没有什么物质激励仍然创新进取。我交流的国企领导不多，但从上世纪90年代的孙文杰到今天的宁高宁，每有所听，都收获满满，并不亚于最出名的那些民企富豪。

　　富豪更喜欢嘲笑职业经理人(特别是外企的)，说职业经理人“只会跳槽不会跳楼”(你又不把股权分给他，他凭什么跳楼)，只会做PPT、对过程负责、对结果不负责。今年参加“亚布力年会”时郁亮也说过一次，说很多大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都有点不屑一顾，觉得职业经理人缺乏承担，缺乏责任的担当，基本上是包赢不包输，输了跟我没关系，最多我拍屁股走人就是了。

　　毫无疑问，所谓Founder Manager是企业家精神最旺盛的，但只有一代，个人终有一死，公司方可长存，而且如果公司创始人固执己见，也会把企业搞糟(比如王安)。“血缘资本主义”能解决产权激励问题，但二代、三代能够连续成功经营的案例并不多。从长周期来看，整个商业世界的驱动，更多是依靠大量的职业经理人的奋斗。从通用汽车的斯隆到通用电气的韦尔奇，从英特尔[微博]的格鲁夫到IBM[微博]的郭士纳，多少职业经理人身上洋溢着伟大的企业家精神！

　　1909年，泰罗在《科学管理原则》中证明，“合理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管理能够提高生产力”。德鲁克指出，由于泰罗的出现，我们的生产效率以每年3%到4%的复利增长，这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基础。1977年，钱德勒出版《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认为“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现代工商企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在“赋能分享”(empowerment)已经成为新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的背景下，还有那么多富豪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奚落职业经理人，这种企业要能做好，太阳真可以申请从西边升起了。

　　甚至，这些问题都不用“掉书袋”来证明。在媒体行业，在我25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见过太多充满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了，比如我以前的领导黎瑞刚。中国有很多行业至少目前还不能民营化，但已经市场化，而只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这些行业就能开出灿烂的创造力之花。

　　富豪在厚德载物方面的欠缺，也使得我们从整个生态和产业链的角度，看到了太多“渠道霸权”、“超期限占款”、“压榨供应商”、“以大欺下”和严重“三角债”。我刚在深圳参加一个管理学论坛，碰到奋达科技(002681.SZ)的董事长肖奋，他们是做无线音频的，很创新，供给国内智能手机厂商。他对我说，“他们都说搞生态，其实是搞帝国，要我的核心技术，我不给，转头就找另外的供应商压我，幸好我坚持自主，否则也被吞噬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富豪再富也是阶段性的。要生生不息，就要有包容性意识，真正构建共存共荣而不是一家通吃的大生态。否则，现在再牛，也撑不久的。

　　第七错  没有谦卑意识，当“企业皇帝”

　　我在做博士论文时，高度肯定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之旺盛。中国富豪大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雄心壮志(enterprising or ambitious drive)，有内在的强烈欲望(an innerurge/a strong impulse)，这是企业发展的驱动力、原动力。我还和当时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CEO常博逸仔细交流了一次，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所有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有一个“王”(king)，但“王”不是“皇帝”(emperor)，king是精神性的领袖，emperor是至高无上的层级，是不一样的。

　　从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到马云[微博]、刘强东、雷军[微博]，他们都是企业的精神之王，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他们在职务上也是企业最高的或曾经最高的，但职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任正非在华为叫总裁，其实是个虚名，他也不管具体业务，但实际影响力摆在那里。

　　但中国有一部分富豪正在异化，他们不满足当精神领袖，要当emperor，要万人迷万人从。我去过一些他们的企业，参加过一些他们的会议，往往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比如，企业内部报纸都是“主席如何如何”，“教授如何如何”，“博士如何如何”，4开报纸头条的字号赶得上对开报纸《人民日报》头条的字号。第一财经有员工跳槽到某巨型民企集团，总部在北京，他说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年底工作大会，在威武雄壮的歌声中齐齐站立等待董事长出现，每个人都分外严肃，哪怕内心想笑，最多也是脸上抽搐几下。凡领导指示都是对的，理解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最后产生了自我疑问，拿着这么高的薪水，就是帮着维护下媒体关系，好像也没有创造很大价值，那这个薪水能拿多久呢？”于是又辞职了。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创造能力代替复制能力的新经济。过去那种钢筋水泥时代造就的强人富豪，唯我独尊、别人就是好好执行的富豪，很快就会落伍。不让年轻人说话，不让周边的利益相关者说话，听不到消费者的真实声音，这种企业一旦没有成本优势，就会迅速退潮。

　　即使是从政治上看，在企业内部强化emperor的气氛、流程、仪式，也是非常愚蠢的。你真的以为企业就是封闭的、你个人的？

　　我喜欢king这个词，因为everyone is a king，人人为王。富豪要努力做知识王，做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赋予员工更多的探索权，让他们在探索中真正找到自己。富豪要成为企业价值和文化的引领者，因为一切都会枯竭，而文化生生不息。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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