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向德国经济学些什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牛华勇 陈昭希

　　德国政府把国内货币的稳定看作是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之一，所以德国的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一直维持着一个稳定而缓慢增长的状态，这对今年刚刚经历了股市大崩盘的中国来说别有意义。

我们能向德国经济学些什么

　　中国人可以想象的德国工业画面会是怎样呢？干净明亮的工厂里，巨大的数控机床在灵活而优雅地飞舞，宝马[微博]与奔驰的概念性跑车在流水线上一台台流过，工人们在宽敞舒适的操作间里，喝着咖啡按几个按钮就完成了工作。

　　对于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来说，德国工业一直是高效先进的代名词，德国高技术创新的工业发展，稳定的工业布局，成熟的劳工体系，长久以来被各国视为学习的好榜样。

　　然而，德国也曾出现过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大论战，东西德合并以后的阵痛，以及科尔，施罗德，默克尔三任政府的辛苦经营，才重新使得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了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巨擘，铸就了这个仿佛来自未来的工业帝国。

　　在全球的工业化国家中，德国的发展模式可谓独树一帜。与众多工业国家出现的工业空心化趋势不同，德国工业自始至终都是其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逐年上涨，出口值占GDP的比值在2012年达到了41.1%。

　　长期以来，德国政府都在德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市场经济到《稳定增长法》，德国选择了一条带有社会色彩的市场经济之路，在维护德国国内市场保持竞争平等与自由的前提下，政府积极参与调控与推动发展。与其他西方工业国的“中立型”的小政府比较，德国政府更像是“秩序型”的强政府。社会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差了主义二字，

　　在“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描述中，它强调在维持市场竞争自由的前提下，更注重对社会公平的维护，更注重合作精神的体现。德国对待社会福利的态度也不同于欧洲其他的高福利国家，政府注重维护社会公平，不仅仅是在保护人民的福利待遇方面单纯加大支出，而是从各个方面制定完备的保护体制来维护居民的权益，比如在企业遭遇经济危机时，减少工时带给工人的工资损失中，联邦政府会承担60%，既保护了企业在艰难时期的生存能力，又维护了工人的利益。

　　德国政府对福利机制的认识相当清醒，当初深陷经济危机，德国果断地削减了福利开支，提高了退休年限，并在欧债危机中呼吁并领导欧洲众国一同通过削减福利开支分担政府财政负担。

　　德国一直秉持着适度刺激经济的施政策略，比如在08年后的复苏期中，相比美国5770亿欧元，中国4300亿欧元刺激计划，德国并没有投入大量财政资金，09年10年两年一共才支出了800亿欧元，结果是，美元急剧贬值，中国物价快速上涨，欧洲小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把握好国家干预的分寸和尺度，相信政府的作用是必要的，但绝不迷信，这是社会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

　　讲到德国战后的高速发展之路，有很多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第一是稳健的财政、金融及房地产政策。德国的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占比27%，远远低于美国的36%，而更多的来源于流转税。流转税不仅相对容易征收，而且相比于所得税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小，这为德国政府提供了稳健的财政收入，为德国应对一轮又一轮的经济衰退浪潮提供了稳定的支持。而提高环境税能源税等又能从另一方面提升国内工业的环境友好转型，促进环保。

　　地方与中央的财政方面，穷富州之间能够直接进行转移支付，不经过中央。而在金融方面，德国政府的审查极其严格，力求保证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德国在20世纪曾经经历了两次严重的大贬值，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国政府把国内货币的稳定看作是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之一，所以德国的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一直维持着一个稳定而缓慢增长的状态，这对今年刚刚经历了股市大崩盘的中国来说别有意义。

　　在房地产方面的经验对中国也很有参照意义。相比于中国的房价飞速上涨，德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出了名的稳定，甚至房价是下降的，从1975年到2011年，德国的房价去除通货膨胀下降了22%，秘诀就在于政府的积极调控，通过互助银行和补贴支持，德国政府一方面鼓励租房，另一方面则抑制投机，把房子从投资产品还原成本来的消费品，稳健的房产市场，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稳定机制。

　　第二点我们可以借鉴的，就是政府在产业推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稳定与增长法》是20世纪50年代艾哈德创造奇迹时代的制胜法宝，这不仅是艾哈德个人的成功，也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成功。1967年6月8日联邦议院通过了该法案，其精髓是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总体调节”理念：政府不再担任“家庭好父亲”的角色，在困难时期节约，景气的时候大方，这种顺应周期的方式可能在危机时加剧危机，景气时造成经济过热。

　　相反，该法案采取了逆周期而行的方式，在危机时加大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刺激消费，而在景气的时候通过提高税收降低需求防止过热。这一法案还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也就是“魔力四角”：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外贸平衡和适度经济增长。

　　适度和均衡是核心思想，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又是别有意义，我们维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10%的高增长背后则是整个格局和社会的险象丛生，问题频出。在新常态的提出与维稳的大局下，这个魔力四角在中国的应用，将比以往的高增长时期更能决定前途的命运。

　　另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有的地位，除了指挥者与引导者，还是部分基础领域的积极的参与者，德国的科研有20%由大学承担，60%则是由企业完成。比如工业4.0的提出主要由德国科学-产业经济研究联盟提出，它由来自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的28名成员构成，可见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很大比重上依赖以研究见长的科研机构和实践丰富的企业界人士，而不是滥用自己强大的中央调控能力，违背企业和经济发展规律，固执己见盲目制定政策。

　　德国的产学研结合做的相当好，职业教育的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到企业实习三年，政府决策机构与企业界人士和学界人士保持着频繁密切的沟通。如果中国真的想实现制造业的跨阶段发展，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大批高质量高素质的工人必不可少。

　　可如今中国的教育风气仍然以大学为唯一出人头地的途径，把进入职教体系的学生看作低人一等，政府的鼓励与发展政策也推动缓慢，固有思维和高等教育体系都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力，优秀的人才统统跑到大学里，毕业后又找不到足够多对口的工作，而相反，中国的制造业急需转型阶段所必需的高技术职业人才，这一多一少的矛盾解决不了，中国2025的实现，30年工业跨越式的发展，两化的深度融合，将都只是停留纸面的镜花水月，哪怕理论再好，道路再对，缺少优秀的执行者，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德国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有20%的比例进入了大学继续深造，大部分的毕业生都进入了职业发展路途，为德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

　　第三点中国需要注意的，就是优秀企业的培养。德国的国家政策各个方面，究其核心思想，是平痕与稳定，一切以平稳发展为主。在德国国内的百年老店比比皆是，虽然有一系列例如西门子，宝马，奔驰，博世这样的国际大企业，但是德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中，还是以大量人数少于500人的中小企业为主，其比例占到了90%。

　　德国中小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技术窄而精，在国内有着相当稳定的供货渠道，整个德国的工业体系就像一副巨大的人体结构，组织严密，血管与肌肉衔接紧密，各有所长，专攻一项或几项，如果德国战车想要继续前进，就必须保证内部的稳定与平衡，把数千家制造企业构成的复杂和完备的供应链看作整体共同维护并推进。

　　德国对本国的家族企业维护周到，在遗产税高达70%的情况下，如果由家族后人承诺至少运营企业超过10年，遗产税只会象征性地收一点。而对于中国国内的企业生存环境，更像美国一样，更加无序而充满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因此中美难以像德国一样坚持稳定的策略，我们缺少这样的产业基础和土壤，必须让优秀的企业个体经历竞争的洗礼脱颖而出。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取德国所长，为我们的企业生长提供一个更适合竞争生存的环境，包括法制的完善，政策的扶持，对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保护，产学研的结合和政府的积极有效且有序的参与。

　　在美日中等国家的步步紧逼之下，德国选择了工业4.0作为未来的涅槃之路。看上去，这条道路光鲜又靓丽，但深究一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的无奈。08年的金融大海啸刮遍全球以后，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再工业化的战略，要逐步把美国空心化的制造业再次恢复。

　　这次回归也不是简单的重来一遍，而是结合了互联网的高水平制造业再创造，这对以高精尖制造业维持国运的德国来说挑战巨大，同时，中国制造业等后起之秀对老牌工业国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

　　可谓真是前有强将围堵，后有追兵在途，这些最终促使德国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和企业家出台了这份一只脚跨入未来时代的工业建设战略方案。在世界先进工业体系建设角逐的赛场上，中美德的各有优劣。

　　中国胜在体量，作为唯一工业部门和类别齐全的工业国，国内市场庞大，海外扩张迅猛，强劲的生产力维持了占GDP比20%的出口份额，但是大部分工业停留在2.0甚至1.0时代，大量的代工工厂与低端制造业严重依赖人工成本优势，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很低，高端技术缺乏，工业人才缺乏，环境压力相较德美更大；而美国胜在软件行业，包括一系列以互联网起家的高新技术企业，包括谷歌[微博]和苹果等，这一代企业凭借互联网发展形成了庞大的体量。

　　软件的优势还体现在互联网上，大数据的应用在4.0时代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美国有着广阔的海内外市场可以用于数据采集及分析，而且有大批先进的大数据公司，但美国的劣势恰恰如其优势，国土庞大，市场广阔，地方与联邦很难协调统一，政府导向作用有限，大家都在各做各的，缺少像德国一样从上至下，政商产学研同心协力贯彻发展政策的统一性；

　　工业4.0强调合纵连横，纵向联结，横向联结，端对端联结，这套系统构建的不是一两个企业，而是从地区甚至全国的工业布局着手，它的真正力量只有当大部分提供配件的中小企业都被涵盖进这套4.0体系后，才能够真正得以发挥，而这正是德国的优势所在。

　　德国作为传统的工业大国，工业强国，在硬件制造，包括嵌入设备，机床，汽车，重工，嵌入设备的研发和制造上可以说傲视全球，无论从体量还是质量上，都有着强大的统治能力，在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已经跨入3.0时代的基础上，如果能够调动全国之力协调参与，4.0并不是非常遥远的未来；

　　但德国的劣势之一就是只硬不软，硬件完备齐全，然而核心的软件往往要依靠别人；这与整个欧洲与美国的企业文化差距还是有关的，欧洲的大量百年企业虽然让欧洲的经济长期处于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但是也造成了扼杀创新和大胆的创业环境的氛围，欧洲的互联网公司活下来且取得成功的真是少之又少，在互联网时代，美国人将欧洲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简单统计一下创新型公司成立的时间，在美国，22%这类公司成立于1965年以后，56%成立于1925年以前，在欧洲，只有2%成立于1975年以后，86%成立于1925年以前，在美国，每年约有200亿美元的投资活跃在市场上，而在欧洲，这个数字仅有40亿。

　　第二个劣势则是基础建设上，互联网连接缓慢是最大的劣势之一：瑞士境内与韩国境内互联网连接使用的高速宽带技术分别占比91%和9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高速宽带覆盖率仅分别为75%、69%和57%，欧洲如果想提高基建的现代化水平，所需的总投入至少要1万亿欧元。要做到这一点，欧洲需要形成一个真正的泛欧洲基建市场。目前的欧洲基建市场极其碎片化，尤其与美国相比，欧洲现在有55个移动通信网络公司，而美国只有五个。

　　第三则是教育与研发方面，欧洲总体落后于美国，从劳动力成本上来说，欧洲的竞争力相比亚洲地区很低，只能继续巩固自己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的领先地位。目前欧洲的研发投入仍只占GDP的1.9%，比美国要低1个百分点，比日本则低1.6个。此外，欧洲仅有17%的大学及以上的学生学习这些专业，韩国则有29%，而中国则有31%，虽然德国的职业教育的确做的非常好，但是如此低比例的大学生的确对新技术新思想的研发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简而言之，德国只有在鼓励创新，软件研发，基础建设面获得突破性进展，工业4.0才能够真正按照汉诺威的蓝图，有一天出现在莱茵河畔。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南方研究院执行院长，双志精英会联席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