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到底多重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江濡山

　　“十三五”时期，不仅考验执政团队国家治理的智慧，也将检验广大民众对强化和深化改革的综合承受能力如何。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即将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到底如何担当起国家安危及民族复兴的使命，至关重要。

“十三五”到底多重要？

　　《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即将登台亮相，在此强调“十三五”很重要，不仅是在阐明，中央及地方政府编制“十三五发展规划”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未来的这个“十三五”时期，对于中国执政党、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民众的发展命运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因为：在即将到来的2016-2020这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自1921年建党以来、自1949年年建国以来、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自2013年新一届执政团队履新以来，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问题和矛盾已经被“深深地触及但尚未得以化解”，社会各个层面面临的改革发展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对改革压力的承受性日趋脆弱。

　　因此，“十三五”时期，不仅考验执政团队国家治理的智慧，也将检验广大民众对强化和深化改革的综合承受能力如何。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即将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到底如何体现“顶层设计的智慧”、如何担当起国家安危及民族复兴的使命、能否续写中国改革开放更加壮丽的新篇章，至关重要。对于参与规划制定者及规划的实施者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1、“新常态”思维应当与十三五规划一脉相承

　　现在，人们都在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既不是一个政治名词，更不是一个空洞的发展口号，而是一种与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思维逻辑。“新常态”意味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结构要素到增长方式及增长速度，已经进入不完全以行政意志为转移的、更加重视市场规律内在诉求的新的发展阶段。

　　也就是说，在一些发展领域，“政府失灵”的现象会越来越明显、市场内在的能量越来越强大。因此，如果说“十三五规划”与以往的五年发展规划要有什么不同的话，最大的区别是：自从中国经济发展被打上“新常态”标签后，编制“十三五规划”并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及规律产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在资源要素配置、优化经济结构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尊重市场规律并顺势而为，显得特别重要。

　　2、生产力水平比生产关系更重要

　　现在很多国人时不时沉浸在这样一种自豪感当中：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可是，我们是否想过：中国日益庞大的经济体量的背后是哪些支撑力呢？

　　简单地说，支撑“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的两大支撑要素是：劳动者的血汗和生存环境的透支。一个国家及民族的强大，一个企业的壮大、一个家族的兴旺，最有效的实力是建立在其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而不是脱离生产力水平而过分强调、甚至扭曲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与之对应的增长方式和运行状态。

　　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很多地方，在产业项目布局和城市建设规划中，思维方式受制于地方长官意志而严重脱离本地生产力水准，结果导致：巨大的投资规模换来的是运营成本极大而运营效率极低的项目，最终演变为半死不活的夹生饭。

　　正因如此，一直以来国家及地方的五年规划，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成为流于形式的装饰品，核心原因在于：领导机关及领导者思维，取代了市场规律和民众思维，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构想，热衷于玩名词喊口号，忽视科学的资源配置、忽视可操作性、忽视地方民众最现实的诉求。

　　中国稍有理性思维的国民都明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积累的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区域经济发展极大的不平衡、民众收入相对差距日益扩大、腐败现象全面渗透到各个层面的权力机关，诸多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核心病灶：从发展规划、到发展策略，再到资源要素的配置，大大脱离了生产力水平和法治约束。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在未来的“十三五时期”，从国家总体布局到各个地区的发展谋划，建立在本地域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

　　3、“中等收入陷阱”不可怕

　　最近几年，经常会听到从学者到官员，关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热议，其中不乏恐惧情绪。尽管自战后以来，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赢得独立后，经济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其中一些国家很快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真正实现现代化、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没有几个，多数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一个现象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入到3000至10000美元之间的某个阶段，国家经济发展就会陷入滞涨状态，整个国家发展就会进入到“多事之秋”。而中国在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6100美元，2014年达到7200多美元，很多人士开始担忧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甚至国家政府一些中高级别的官员及权威经济学家也或多或少流露出这样的情绪：的确有些进退两难，一方面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在低端市场上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身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难以在中高端市场上与高收入国家抗衡，经济停滞不前，发展失去动力，与之伴生的可能是贫富分化、腐败多发、民主乱象和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这是一种忧人自扰的思维方式。

　　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国家治理模式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国家财富积累与分配模式，几乎与所有国家不一样，中国经济运行更多地是依赖于“国际意志和行政力量”而非市场规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促成的，“去化”人为因素，释放市场潜能，就会正本清源。

　　综合各种因素判定：中国经济增速无疑会越来越低，但增长潜力和动力仍然很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会很健康，即使中国不会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也可能更大程度上陷入“国际体制陷阱”---这显然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但若策略得当，治理难度相对会更好一些。

　　习近平在2014年曾经很自信地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和运筹，“十三五”期间应当确定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理念：深层推动体制改革，让制度创新和市场规律释放最大改革潜能，以此推动国家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十三五规划期内，一个重大的使命。

　　4、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

　　很显然，“十三五”期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会越来越多，改革压力及困难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日趋严峻的情势下，虽然需要谋划运筹和努力实施的事情很多，但是最大的忌讳是：盲目乱抓、乱了方寸。

　　应当信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思路：有所不为有所为。即首先明确哪些事情是暂时不值当、不需要去做的，然后再确定哪些事情是必须做而且要做到位的。大致看来，有以下几方面需要严肃正视并努力做好。

　　1、速度与结构。最近，很多人围绕7%的增长速度，争论得和热烈。虽然大家都很明白：优化经济增长的结构比经济增速更重要，但是，面对已经夹生的、惯性很大的旧的经济增长形态，到底如何才能优化好不同地域的经济结构？尚缺乏有效的举措，特别是缺乏基于不同地域资源结构的发展谋划。

　　对于国家和地方而言，优化经济结构是编制和落实“十三五规划”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一项中长期策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如何破解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一大难题，如何创新经济发展形态也是重大机遇和挑战。

　　比如：“互联网+”是不可或缺的，但也不是万能的。从根本上讲，优化经济结构应具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思维逻辑：尊重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调整投资结构---逐步形成良好的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

　　2、中央与地方。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急切地等待中央发布《十三五发展规划》，一个重要目的是，参照中央政府的规划，修编地方规划。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参照效仿“国家规划”确定的原则、提法和口号。

　　从过去多年的情况来看，长期以来国家和地方的“五年规划”操作性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原则和口号太多，举措及实施细节明显不足；二是用一个国家大规划“覆盖”全国各地情况，而各地资源结构、生产力水平差异性很大。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地方的《十三五发展规划》应当比中央的更重要。

　　因为各地、特别是县(市)区一级政府，只有遵循中央规划原则、切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规划，务实谋划今后发展，在举措和落实细节上发力，才能够实实在在的引导和指导本地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3、存量与增量。从现阶段情形来看，国民经济循环中，相对不好的“存量”规模，比相对好的“增量”规模要大很多。但是，如果增量规模短期内无法较快增长，国民经济运行对社会发展承载力就日显脆弱。因此，渐进地去存量、积极地促增量，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重要策略。现在，很多人高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但是具体该如何打造？具体的策略如何谋划、资源配置如何适合生产力水平和市场规律等等，则需要做扎实深入的研究。

　　4、国有与非国有。一直以来，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发展机会两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博弈。这个博弈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国有既得利益集团与民营企业家的较量。

　　从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及社会进步承载力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的贡献明显大于国有企业，只是由于体制惯性和历史性原因，非国有经济才一直处于劣势位置。十三五期间，必须加速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状况。并不是说，要从资源配置和发展空间上向非国有倾斜，而是要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

　　5、投资与效率。高层已经就“十三五”期间的发展原则定调为：调结构、转方式、促创新。而落实这个发展原则的投资逻辑是：由粗放型投资转化为有针对性的集中发力，大大改善投资效率。从发展趋势来判定，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力量可支配的财力和资源，越来越少越弱，这是形成健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向好条件。(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这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

　　历史地看，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建立在相对健康的全要素生产率基础上。据有关资料：日本在1950年－1973年期间，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5.1%，台湾地区1970年－199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4.5%，而中国在1992年－201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2%，日本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速度几乎是中国的4倍。因此，十三五规划期内，如何改善投资方式、提高投资收效，成为最具挑战发展举措之一。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政府及财团大型投资项目顾问，产业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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