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就业难问题主要靠创业

2015年10月02日 08:25  作者:厉以宁  (0)+1

  文/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微博]光华[微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2014年以来,中国GDP增速持续下降,至今情况仍未好转。经济下行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税源减少,财政收入减少。由于经济下行,导致部分企业减产,税收减少。过去超高速增长带来的后遗症,其中最明显的是产能过剩,现在面临去产能压力。

解决就业难问题主要靠创业。解决就业难问题主要靠创业。

  2014年以来,中国GDP增速持续下降,至今情况仍未好转。目前,经济下行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税源减少,财政收入减少。由于经济下行,导致部分企业减产,税收减少。没有税收,政府如何兑现改善民生的承诺?地方政府如何运行?可见,这股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非同一般,不可低估。

  经济下行压力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过去超高速增长带来的后遗症,其中最明显的是产能过剩,现在面临去产能压力;其次,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结构调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第三,国际经济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例如,欧洲正在面临难民与就业问题。

  从经济下行的原因分析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重要。过去,我们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注重经济结构,在成就“非常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病,例如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如今,中国处于“新常态”,要适应中高速增长,就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调整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不调整,提质增效就无从谈起,更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大包袱”。

  调整经济结构,一方面要振兴制造业,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要提高服务业的质量。目前,中国现代服务业刚刚发展起来,传统服务业比重依然很大。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同时又要兼顾传统服务业。其实,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要让产品更加个性化,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把品牌打到国外,把消费留在国内。

  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对于企业而言,就要自己找市场、推新品,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对于政府而言,就要简政放权,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就业减压看创业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也正在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那么,应该采取何种途径解决这一难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上的经验。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之际,失业问题空前严重。面临如此困境,瑞典学派主张通过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和便宜的房租来缓解就业压力;新古典学派则主张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即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消除危机。对于新古典学派的这种主张,更形象一点表达,就是一方挖马路,一方填马路,解决两方就业。经过讨论,瑞典学派的主张得到普遍认可。新古典学派败在其认为增加就业必须靠社会总需求扩大。

  然而,瑞典学派的主张也并非完美。一些国家采纳瑞典学派的福利主张主要是保持社会安定,但这一主张也会带来一些后遗症。福利一旦给了,就不能取消,这是福利刚性。希腊近期的困境,就是这个问题。可见,缓解就业压力,福利要量力而行。

  结合中国目前的情况,上述两种途径恐怕都不适合,要另谋他路。那么,今日中国究竟该如何解决就业这一难题呢?有一种观点认为,高就业必须高投资,但是现在并非如此。有些企业投资近百亿实现自动化生产,原有工人不得不下岗或者进行再就业。这样一来,不仅没有缓解就业压力,反而使其更加严重了。可见,实现高就业,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投资。

  因此,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主要靠创业,靠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但是,大学生创业能不能吸引人,这还是一个问题。今后的就业情况或许将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由于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企业将走向小型化,就业方式也将越来越灵活。就业方式在变化,这就需要我们要不断更新观念以适应这一趋势,例如未来是否还需要这么多写字楼。

  产品创新促内需

  扩大消费需求成为“老大难”,症结有三方面。首要问题在于社会保障不完善,老百姓有后顾之忧。房价、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等各种刚性支出占比过大,又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兜底,自然没有“任性”消费的底气。其次,老百姓收入低,缺乏消费实力。最后,缺乏有吸引力的产品。

  据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境外旅游的消费突破2万亿人民币。除去1万亿的酒店、机票,购物消费达1万亿。为何国内消费拉不动,而境外消费如此火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产品原因。

  因此,让流失在国外的国人购买力回归国内,关键在于产品创新。为产品延伸出新功能,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解决供给问题,从而扩大民间消费。

  凯恩斯有个重要观点,即如果经济中已实现了充分就业,而社会总需求仍过度增长,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即是调节总需求。然而,当美国70年代出现“滞涨”现象时,面对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困境,凯恩斯的观点显然有点“力不从心”。

  当时经济中出现了工会和跨国公司这两种垄断力量,工资和价格都只能升不能降。可是,尼克松政府却采取了“工资冻结、物价管制”的新经济政策,导致市场一度混乱,政策也随之破产。其实,“滞涨”之所以盛行,在于缺乏新产品,没有创新。里根上台后,美国加大技术创新,通过减税等扶持新兴产业,逐步在80年代后期解决“滞涨”现象。

  通货膨胀未必由总需求造成,高利率也未必能抑制通货膨胀。我国的工资成本在上升,若要降低成本,就需要在技术、管理以及营销等全方面创新,适用新经济增长。

  三方调节不可少

  在经济活动中,有两种常见的调节手段,一是市场调节,二是政府调节。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当时原始部落瓦解,部落间开始交换,便产生了最初的市场;政府则出现的较晚一些。在漫长的经济历史中,除了上述两种调节,是否还存在第三种调节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第三种调节便是道德调节。从时间上看,道德调节的出现还要早于市场调节。

  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切不可忽略道德调节。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效率的物质基础,另一个是效率的道德基础。物质效率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益,而道德效率基础则可以产生超常规效益。像深圳这样的移民社会效率之所以高,在一定程度上,是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了作用。

  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调节调节介于二者之间的。我们要建立真正富强的国家,三者缺一不可。

  (本文原载于中国城市报)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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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厉以宁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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