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散发出一股希腊的味道

　　文/何帆 (本文来自何帆微信公众号“何帆研究札记”)

　　晚上，马里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欧元符号上那两道杠变成了两条绳索，把欧元紧紧地绑住了。痛苦的欧元开始挣扎，拼命地挣扎。终于，绳索被挣断了。但欧元身上的历史伤口也在挣扎中崩裂。欧元碎了，一片片地碎了……

欧元散发出一股希腊的味道

　　近期，希腊的债务危机引人关注。以下这段故事主要讲欧洲最初的反应，正是因为最初的应对有误，当断不断，才酿成今天的危机。

　　2010年5月7日，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微博](Christine Lagarde[微博])坐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大楼的会议室里，从容优雅，光彩四射。这是一次拯救欧元的历史性会议，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是会议的主角。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是法国的财政部长，她在会议室里一群表情呆板、西装革履的男性官员中间，犹如一只羽毛鲜艳的鹦鹉，身边簇拥着一群乌鸦。克里斯蒂娜-拉加德1956年出生在法国北部的一个港口勒阿弗尔(Le Harve)，莫奈的《印象 日出》画的就是这里的风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巴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法律界工作，事业蒸蒸日上。

　　2005年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进入政界，先是担任法国商务部长，到萨科奇上台之后又担任财政部长。在法国的政界，她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异数。

　　就在一天之前，欧盟的首脑们已经在这里开过一次会议，他们讨论的是希腊的债务危机。十天之前，希腊的主权债已经被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到BBB-，和埃及、阿塞拜疆一个级别，市场一片恐慌。欧盟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希腊危机就会演变为一场全球金融海啸。法国总统萨科奇一心想要主导欧洲的救援计划，他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达会场之前，就已经开始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脑商量对策。首脑们商量了一天也没有商量出个所以然，他们决定，把制定具体救援方案的任务交给财政部长们，让他们在周末接着开会。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望着坐在她对面的德国代表阿斯姆森(Joerg Asmussen)，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她轻轻地在桌子上弹着手指，试图掩盖内心中的焦虑。阿斯姆森当时只是德国财政部的国务秘书，他窘迫而紧张地坐在椅子上，因为他的级别根本不够和其他国家部长平起平坐。

　　就在当天下午三点，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已经到了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但突然发病，车子马上调转方向，开进了医院的急诊室。1990年，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曾经遇到一次暗杀，身中三弹，从此离不开轮椅。尽管他一直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但身体仍然每况愈下。这次德国的运气真是再糟糕不过了，在欧元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会议上，德国连自己的正式代表都没有。

　　此时，默克尔正在莫斯科红场，和各国首脑一起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65周年纪念。本来，法国总统萨科奇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都收到了俄罗斯的邀请，但是他们借口欧洲金融形势紧张，取消了行程。在这种纪念苏联战胜德国的场合，法国总统和意大利总统可以不参加，但德国总理却是一定要参加的，这已经变成了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这个拯救欧洲的历史关键时刻，默克尔却不得不站在阅兵台上，看着一队队红军士兵走过红场。默克尔看起来依然谈笑风生，但实际上，欧元的问题让她感到非常烦躁。默克尔的政治联盟一直支持欧元，但随着希腊危机的恶化，普通的德国公众一想到要拿自己的钱救助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就越来越不满，默克尔的政治对手们正打算在欧元问题上向她发动一次猛攻。

　　下午四点钟，德国内务部长德梅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正在家边的树林里散步，保镖忽然把手机递给他。德梅齐埃的表情逐渐凝重起来，这是默克尔打来的电话，默克尔让他赶紧去布鲁塞尔开会。德梅齐埃急匆匆地赶回去，一架专机已经在等着他。下午六点十五分，飞机准时起飞。

　　当天下午六点钟，布鲁塞尔本来应该有一场记者招待会的，但德国代表德梅齐埃到晚上八点半才到会场。尽管他不是经济方面的权威，但他是默克尔的亲信，他将全权代表默克尔参加谈判。此时，离悉尼股市开盘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市场上打算抛售欧元的力量已经集结起来，所有眼睛都望着布鲁塞尔。如果欧盟的官员在36个小时之内仍然拿不出一个方案，所有的这些抛盘就会狠狠地砸下来，把市场上对欧元悬若游丝的一点点信心砸个粉碎。市场能够理解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钱。如果不能把钱放在桌面上，投资者就不会信任政府了。

　　头天晚上，萨科奇和默克尔私下商定，能拿出来大约350亿~7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但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其他部长们很快就意识到，这太少了。市场需要的是“出其不意”，就像第二次海湾战争那样有令人震撼的效果才行。

　　德国央行[微博]行长韦伯(Axel Weber)已经让他的手下测算，为了解决南欧国家的债务问题，未来两年究竟需要多少钱。德国央行计算的结果是5000亿欧元。随后，默克尔的手下告诉萨科奇，德国支持总额为44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

　　会议室里，欧盟的官员们已经越来越疲惫，离悉尼股市开盘已经只有两个半小时了，但他们只拿出来了一个妥协方案。一页半纸，总共十段话。这算什么成果呢？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提出，干脆放弃悉尼，退守东京。东京股市将在欧洲时间凌晨两点钟开盘。欧盟的官员们还有一个半小时达成协议，但谈判时间越长，分歧就越多。

　　欧洲时间一点四十五分，离东京开盘只有十五分钟了，精疲力竭的欧盟官员们终于拿出来了一个新的方案。人人都要作出妥协。法国不再提欧元债券计划了。德国默许了欧洲稳定方案。各方还要做出强硬的态度，好给自己留个面子。德国要求给欧洲稳定计划加上一个三年期的限制。

　　芬兰在最后一分钟提出，要征收金融交易税。主权债务危机明明是南欧国家惹的祸，关金融市场什么事啊。但是，大家太累了，这句话就被写进了最后的协议。两天的谈判，终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市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欧盟打算拿出7500亿欧元，援助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的成员国。

　　市场欢呼了，德国央行沉默了。2010年5月7日晚上十点半，德国央行行长韦伯和各个董事开电话会议。他告诉大家，欧洲中央银行打算从下周一就开始买入欧元债券。即使是电话会议，似乎也能感觉到话筒的另一端，董事们目瞪口呆的神情。

　　这不是直接违反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吗？这不等于把德国央行一贯奉行的传统踩在脚下了吗？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哪里去了？世道就这么说变就变了？韦伯只得跟大家解释，在欧洲央行的会议上，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样反对的还有欧洲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尤尔根-斯塔克(Jürgen Stark)和荷兰央行行长韦尔林克(Nout Wellink)，但其他人都同意。按照欧洲央行的方案，德国央行得从南欧国家那里买80亿欧元的债券。

　　市场欢呼了，德国的媒体却愤怒了。德国的《画报》(Bild)是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全世界也能排到前五名，每天的发行量有四五百万份。这份报纸是专门给德国的普罗大众看的，色彩鲜明，图片约占报纸的一半版面。从希腊债务危机一开始，这份报纸就表现出异常的关注，过去报道足球比赛的篇幅，现在换成了对希腊危机的评论。

　　2010年3月，希腊总理访问德国。《画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封致希腊总理的公开信。信中写道：“你现在到了德国，这里和你那个国家可不一样。我们也欠债，但是我们每天早晨一醒来就会辛勤工作，挣钱还债。我们的加油站都有收银机，我们的出租车司机都开发票，我们的农民绝对不会谎报有根本不存在的橄榄树，到欧盟那里骗农业补贴。”

　　《画报》不断发表对希腊危机的报道和评论，看得德国民众“肺都气炸了”。一年只有十二个月，但希腊的公务员要求每年给他们开十四个月的工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德国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5~67岁，希腊却把退休年龄提前到了58岁。

　　希腊的铁路系统每天要支出200万~250万欧元，如果把整个铁路都关闭，然后发钱给每个乘客，让他们坐出租车，反而能省下来更多的钱。《画报》的评论说，让德国人给希腊钱，可以，但是希腊要把那些美丽的小岛都给我们！希腊手里有那么多黄金，他们为什么不卖黄金还债，而是要勒索我们的血汗钱！

　　一位记者在德国议会通过救助希腊的法案之后，到希腊去采访，他发现酒吧里面仍然是人山人海，一个希腊人略带酒意地跟他说：“嘘，别告诉默克尔，我们还在寻欢作乐。”

　　索菲亚(Sophia)是一位52岁的希腊单身女教师。按照希腊政府的规定，只要是单身女子，就可以在他们的父母去世之后，继续领取父母的退休金。索菲亚每个月能从希腊政府领到400欧元的补贴，这可比她当老师挣的钱多。

　　彭博咨讯曾经报道过索菲亚的故事，但是这个周日的灿烂的阳光下，索菲亚不知道在遥远的布鲁塞尔，一群衣冠楚楚的欧盟官员们正决定着无数和她一样的希腊人的命运。她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会这么厌恶希腊人的生活方式。

　　是的，希腊人的生活节奏是很慢，他们每天花在用餐上的时间平均超过8小时，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啊。索菲亚每天早晨会自己煮上一小壶咖啡。希腊人喝的咖啡，杯底会有一层厚厚的渣子。索菲亚喜欢喝完咖啡，把渣子倒到咖啡碟里，根据渣子的形状，给自己算个命。

　　学校里的工作并不算累，索菲亚和其他希腊人一样，每天下午都会睡一个长长的午觉。晚上是希腊人最兴奋的时候，大街小巷，每个饭店和酒吧里都人声鼎沸、欢歌笑语。索菲亚已经对这些狂欢兴趣不大了，她更喜欢在傍晚时分，站在海边，眺望远处的落日，远远地能听到街头艺人伤感的单簧管低音。

　　索菲亚不怎么看报纸，更不知道德国的媒体把他们称作“欧洲家族中的骗子”，但别的希腊人可就不这样了。对希腊人来说，德国人向他们指手画脚是最不能忍受的事情。1941年至1942年冬天，雅典城内有30多万人饿死冻死，因为纳粹把食物和燃料都运回德国了。

　　在希腊的一个城市卡拉沃瑞塔(Kalavryta)，德国人为了报复希腊抵抗运动，杀死了所有的成年男子。希腊副总理塞奥佐罗斯-潘卡洛斯(Theodoros Pangalos)在接受英语广播公司(BBC)采访的时候，压抑不住他内心的怒火。

　　他把欧盟各国的首脑们称作政治上的侏儒，该做决断的时候个个优柔寡断。凭什么不借钱给希腊？他的声调越来越高：“不要忘了，二战时候德国人把希腊银行的黄金都抢走了，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还我们呢。”

　　欧元还在酝酿阶段的时候，欧盟的一位法国官员让-皮埃尔-马里罗(Jean-Pierre Malivoir)受命负责设计出欧元的符号。马里罗和一般的法国人不一样，他没有多少浪漫的气质，想的更多的是怎么省钱。

　　马里罗没有找设计公司，也没有找艺术家，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哎，有了。他想到了希腊字母ε，这不就代表了欧元——Euro吗？干脆再在ε上加两道杠，不就行了。简洁大方，言简意赅，关键还能省一大笔银子，欧元符号就这样诞生了。

　　晚上，马里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欧元符号上那两道杠变成了两条绳索，把欧元紧紧地绑住了。痛苦的欧元开始挣扎，拼命地挣扎。终于，绳索被挣断了。但欧元身上的历史伤口也在挣扎中崩裂。欧元碎了，一片片地碎了……

　　(本文作者介绍：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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