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对话需要新的思路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沈建光

　　诸多迹象表明中美合作越加困难。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笔者判断，未来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有强化的表现。

中美战略对话需要新的思路

　　今年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第七年。相比于以往战略对话，正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战略对话背景更加复杂，合作愈加艰难，大国博弈关系愈加明显。在笔者看来，上述态势的演绎并非偶然。可以看到，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现有国际秩序已经悄然改变，这无法避免不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冲击。中美双方在经济、政治、外交领域的摩擦将不断加剧，可以说，未来中美两国合作将面临更多挑战，如何调整和重塑中美大国关系考验中美决策者的智慧。

　　梳理至今七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笔者发现，从2009年到2012的前四次，总的趋势是反映的中美两国战略关系的不断加深，关系日益密切。从议题上即可明显看到，从第一次的主题“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合作”，到第二轮的“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再到“建设全面互利的伙伴关系”，最后到“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关系”，中美关系的定位年年提升。

　　但从2013开始的三轮对话，有些停滞不前的感觉：从第五轮的主题“推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全面互利伙伴关系”， 到第六轮“推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到今年的“加强战略性对话，提升合作水平”，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而伴随着近年来中美两国在高科技贸易限制，南海争端、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早前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创建亚投行遭遇美国的抵制等现象可以看出，中美关系面临转折的风险，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需要新的议题和思路。

　　在今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前美国财长鲁宾曾提到的一个现象，足以引起我们对当前中美两国关系困难的反思：即中美双方在讨论双边关系之际，常常从批评对方开始：美方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于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的补贴，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中方则不满于美方的管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实施限制等问题。

　　与以往略显“克制”表现明显不同的是，来自中国官方的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质疑也越来越强烈。中国外长王毅在发展论坛上曾表示，现有国家秩序中的缺陷，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总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不太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中国的外交理念是合作互利为出发点，并希望以此改进国际关系的准则。

　　与此相对应，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早前在回应亚行行长时称，中国不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实现的是最佳行为准则，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不会照搬，而会更多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此外，金融危机以后，周小川行长曾发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章，提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并建议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该文被看作是对现有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开质疑，在此之后，人民币国际化一路高歌。

　　区域合作方面，中美两国合作也被广泛的竞争所取代。例如，美国目前正在立志于新的区域经济合作TPP，TTIP，侧于建立的新世界经济体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

　　而与之相对，中国也在加快跟本地区一些国家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RCEP)”进程，并于去年年底提出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还尝试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特别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资金配套的亚投行在成立之初遭到美国盟友的相继倒戈，显示中国金融外交新战略首战告捷，亦是对现有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挑战。

　　人民币汇率问题方面也有卷土重来之势。实际上，早在2012年，IMF便已下调了中国经常项目占GDP比重的预测，相当于瓦解了人民币需要大幅升值的理论基础。也恰在此年，北京召开的第四轮中美战略对话中，人民币汇率问题也被排除在双方争论的焦点之外。

　　然而时隔短短三年，汇率干预论调却再次扶摇直上，更何况在此期间，央行屡次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波幅，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都在加快推进。上述反差说明，如今对于汇率话题的讨论已经并非经济讨论，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色彩，两国博弈空前加剧。

　　今年IMF将重新评估SDR货币篮子，中国也在抓紧金融改革，大力促成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IMF工作人员亦表示支持。仅就中国能否加入SDR篮子而言，毫无疑问，已远非技术问题，更大程度上也是中美政治博弈的结果。

　　毕竟从技术角度而言，评估所依赖的过去五年的历史数据与事实已经清楚呈现，技术性问题看似也没有太多讨论的余地。即中国是全球出口份额第一国家，自然满足出口规模的要求，但在可自由使用的四个指标项下，即在官方外汇储备、国际银行业负债、国际债务证券中的比重以及货币在即期外汇市场上的交易规模四项指标方面，整体上略有差距，但增长迅速。

　　在笔者看来，美国态度是关键，毕竟美国在IMF决策中具有最大发言权。因此，能否申请成功最主要看点也是中美的政治博弈。

　　总之，诸多迹象表明中美合作越加困难。实际上，上述演绎并未偶然，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早前提到的，中美摩擦的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而这从历史大国崛起的经验来看，亦很容易得到证实。因此，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笔者判断，未来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有强化的表现。

　　由此，摆在面前的是，未来中国如何从中美的共同利益出发，塑造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繁荣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实，中美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合作空间仍然巨大。例如，中美双方在2014年底就温室气体排放达成协议不仅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在美国国内中国减排的承诺也被视作是中国体现国际责任的表现。这样看来，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的美国之行十分值得期待。而在维系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更需要类似新的议题和思路，来应对新的挑战。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