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陈志龙
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三中全会公报更进一步明确“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均衡配置”，应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的动员令，新一轮土地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
8亿农民身后的土地资源价值如果得到发掘、流通、变现，乡下人的土地将和城里人的房子一样，具有金融属性，这将释放出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提出对农村土地使用制度进行深刻变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高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平均衡配置”，这一重大的改革动向备受瞩目。
这两天有消息说，当年“大包干”的发源地安徽已跃跃欲试准备喝“头啖汤”。江苏一些县市也已拿出方案，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信贷部门已经介入。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未有实质性突破，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他们手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可依赖的要素资源——土地“带不走”，因为土地不可以自由转让。他们进城后，只能先靠卖苦力，打零工来赚第一桶金。
政府一方面鼓励农民“创业创新创优”，闯出一条市场经济之路，另一方面又禁止土地这一最基本最有价值的要素自由流动。这种南辕北辙的事，怎么看都是一对悖论。
计划经济体制衰微后，城市政府首先发掘出一座金矿，他们学会了在市场上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开发用地出让给开发商直接带来出让收入和后续源源不绝的税金，工业用地招商引资，成为拉动地方GDP的强大引擎。企业反手以工业用地和附着物厂房去融资，政府向自己的平台企业注入土地，再以此向银行融资。地方政府“亲商”的背后，是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廉价逼夺，埋下的是矛盾的种子。
内地的这套土地批租是从香港地学来的，但并没有掌握其精髓。香港的土地批租制来自英国，历史上英国的皇室拥有大量土地，除了自用，也批租出来给民间自由市场配置，常常一批就是999年，而我们看不到那么远，最多看到这辈子，大家都短视只有眼前，土地批租都以短期为主，住宅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用地40年。问题是就在这种年限固定下，国有土地可以批租给市场，农民和集体土地为什么就不可以，这种现象见怪不怪，道理又在哪里呢？
根子还在于利益。很简单，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涨价归公”，一幅农地变性转为工业或者城市用地后，市值会成倍增加，甚至出现几何级数的增加。而农民获得的只是每月几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和一些社保类补偿。
同样，在城市里，市民的一处蜗居之地被低价征收之后，在它上面拔地而起摩天楼可以盖100层，一两万元一平方就把原住民打发走，而100层的写字楼每平方可以卖到数万元，随时实现千百倍的溢价。
上个月，我在澳门，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公室的官员和当地媒体朋友一行人去看大三八牌坊。虽然每次来澳门都要去这里，但这次印象颇深。这处游人如织的世界著名旅游景点，正南面是澳门最大的一处公墓。慎终追远，这里寄托着澳门人对先祖的景仰和怀念。
中联办的朋友说，前不久，他陪一位上海的著名文化学者来此，这位学者对此亦感慨颇深，“内地的平坟运动搞得那么厉害，著名旅游景点正前方怎么能容得下煞风景的坟场呢，要是在内地，肯定早平掉了！”但是只有29平方公里的澳门，他们对此想都不敢想——这是先人的长眠之地啊，有此动议的人怕是要被吐沫星子淹死！这是中华民族敬天和敬重先人的伦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璀璨的美德！
大三八北边繁华的商业街，一楼是鳞次栉比的商业设施，二楼以上全是居民住户，并且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久远的老房子。我问澳门当地官员，这些老房子你们怎么不拆迁呢？他听不懂什么叫“拆迁”，中联办的同志是从刚内地过去的，他在一边笑着翻译，对方终于听懂了：“噢，想把居民赶走，没那么容易。他自己不走，你是不能赶他走的，因为房子是私有财产。”这让人 想起那句西方法律名言：“穷人的草房，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体现的是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亚当斯密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在中国，土地也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他们最后的保障和栖身的屏障。土地“一鱼多吃”，无论是招商引资，外资及大型民企业拿地仅付出极低廉的成本，而这部分人的低成本是以另一部分人的收益权的让渡和损失为代价的，这中间起作用的还是制度的力量，而农民是毫无议价能力的。
中国的农民从建国之初承受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奉献，到这三十年在土地上的牺牲和奉献，“他们是罗马神殿里的一根根神柱，几代人的奉献和牺牲支撑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分化和断裂现象，给社会治理带来新难题。
事实上，1978年以来的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土地制度的变革。当专家们没完没了地讨论集体土却不可以转让给市场，最终无结果时，深谙土地之道的农民却从底层实践开始，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来的土地流转早已轰轰烈烈地展开。但是，这种流动仍然受到很多的限制，因为农民不可以改变土地用途，一个农民只能将土地流转给另一个农民或者农业合作社，经济价值不大，因为土地没有变性。
人民群众的“底层实践”和决策层“事后承认”，是重大改革关口处理疑复杂问题时传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包产到户就是维持土地所有权不变，把所有权与经营权长期承包给农民家庭的大胆探索，而现在的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这一代农民幸运的是，决策者从顶层设计上给予支持。
坚持土地所有权不买卖原则，松动土地使用权转让，让农民盘活资产，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
8亿农民身后的土地资源价值如果得到发掘、流通、变现，乡下人的土地将和城里人的房子一样，具有金融属性，这将释放出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将再一次释放出核裂变般的巨大能量，对改变中国经济的种种困会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同时，资本的力量还将在“乡下人”中造就一大批本土的优秀创业者，我们且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介绍：陈志龙，财经专栏作家，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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