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郑秉文
调整制度赡养率的办法可以采取某些经济体实行的参保人自己选择退休时点的办法。在中国大陆，采取这个办法等于把参保人的退休决策权交给了本人，从而避免由于简单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而导致的激烈反对和由此带来的剧烈社会震动。
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是化解长寿风险的一个普遍做法。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
现收现付制有三个参数最重要：缴费率、替代率和赡养率。在三大参数中，中国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已经很高了，不可能再提高了，企业的负担已经很大了，再提高就是杀鸡取卵了；替代率也不可能再动了，更不可能人为地下调了，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有9年连续上调，每年上调10%，怎么还能反其道而行之呢？即使这样，替代率还在不断下降呢。
所以，目前只有赡养率这个参数是可调的。来看中国老龄化的情况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国别比较来看，中国的老龄化在未来40年和90年里仅次于日本、德国和西班牙；从几大洲的比较来看，中国老龄化比任何一个大洲的情况都要严峻；在金砖五国里，中国老龄化是最严重的。见下图。
中国与其他国家老龄化比较下图是一个国际机构编制的一个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指数，这个指数是从1到10,10表示最需要改革，越接近10，说明改革越有急迫性，越接近0越不需要改革。从图上可以看出，最需要改革的是印度，依次是中国和希腊，由此看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状况的紧迫性比希腊还要严峻。
国际机构编制的可持续指数这样，在三大参数中，既然缴费率和替代率没有调整空间，那么，就只有赡养率可以通过调整退休年龄来予以调节了。欧洲发达很多发达国家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办法来稀释赡养率，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做法，因为道理很简单，人口普遍寿命延长了，工作时间延长，与寿命挂钩，这就比较自然了。
欧洲很多国家都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或67岁，并且女性退休年龄趋于与男性相同，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目前中国女工50岁退休，男工60岁退休，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退休年龄，而寿命预期则相差不多。
但是，关于退休年龄是否延长的大讨论在中国互联网上一直激烈进行着。事实上，这样的讨论已经出现过几次，反对的声音一次比一次高。在退休制度双轨制等公平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条件下，提高退休年龄的讨论中出现对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退休制度的激烈抨击是自然而然的。
可以说，提高退休年龄已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调整制度赡养率的办法可以采取某些经济体实行的参保人自己选择退休时点的办法。
例如，台湾公务员制度目前采取的是“85制”，即实际年龄和缴费年限相加等于85年时即可达到法定退休条件。目前，台湾正在进行一场变革，网络大讨论的内容就包括退休年龄问题。其中一个见认为，由于老龄化的原因，为提高公务员养老基金的支付能力，建议提高到“90制”；并且，建议将教育部门人员的“75制”提高到“80制”或“85制”。
在中国大陆，采取这个办法等于把参保人的退休决策权交给了本人，从而可以避免由于简单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而导致的激烈反对和由此带来的剧烈社会震动。
部分欧洲国家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针对中国舆论环境的情况，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设定两档制度，把目前实行的较低的法定退休年龄作为最低养老金领取的年龄。目前即使每年上调替代率10%，也都有下降的趋势，当达到一定程度时(比如40%)，将之作为目前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岁)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同时，设立一个85制或90制，将之作为全额养老金的领取标准，其待遇水平要高于40%，实现多缴多得。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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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