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陈志龙
收入分配不公、公平正义缺失、吏治不彰、道德失范、责任缺失，已日益成为社会撕裂最大的安全隐患。极端事件看似偶然和个案，实际上有它的必然。
极端者共同的特征就是：无稳定职业、无稳定收入、无组织依靠的社会底层人员。月初，应新浪编辑之约写的一篇《收入分配体系畸形是中国社会之痛》的短文，引来8万多人在新浪上热议，反响之强烈远远超乎意料。透过读者的留言，应能清晰地感知社会的脉动和核心关切。
前几年，学界不时有人在讨论中国是“橄榄型社会”、“宝塔型社会”还是“M型社会”。实际上，从收入分配的视角看，中国日益呈现“大图钉社会”的特征。
大图钉的钉面上，是几千万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低收入群体，中国的赤贫人口不是小数字；钉尖是那些坐着私人飞机、打遍全球顶级高尔夫球场，面对脆弱的社保体系整天忧国忧民，担心“中国可能陷入欧洲高福利国家误区”的顶级富豪，他们时不时冒出的惊人之言类似“何不食肉糜”；当然，钉杆是一群王顾左右，拥有既得利益的中间层，他们是痛并快乐着的中产阶级。
不久前，我在某地了解当年下岗职工临退休却为退休金而焦灼时，遇到国家有关部委的一个调研组。他们说，你这个市才5万人，东北的一个老工业基地，一个市就有几十万人。他们在棚户区一住几十年，住房养老医疗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生无所依老无所盼，一个人绝望往往会酿成重大的社会事件。结果一语成谶。没几天，远在厦门，跑了几十趟却办不了退休手续的陈水总，绝望之余一个人拎着汽油桶上了快速公交，让47条生命为之陪葬。
从一系列个体极端性事件来看，有利益直接受损者、有生活屡受挫折者、有受到司法不公平对待者，当然，极个别的也有非要达到不合理要求的情绪偏激者。这些极端者共同的特征就是：无稳定职业、无稳定收入、无组织依靠的社会底层人员。分配不公，司法不彰，社保兜底机制不完善，是主要原因。
造城运动数十亿上百亿都有钱堆，而底层百姓的医疗养老等社保费用，却总是“挤牙膏”、“发糖果”式的一点点，尝点甜头。试想如果相关部门认真落实首问负责制，有良心，有人性，真正对底层百姓有体恤和温情，就不会发生厦门的陈水总事件，也不会出现后来的首都机场的事件。
收入分配不公、公平正义缺失、吏治不彰、道德失范、责任缺失，已日益成为社会撕裂最大的安全隐患。极端事件看似偶然和个案，实际上有它的必然。它们暴露出社会建设和管理问题上的重大问题，极端事件“既是难以掩饰的中国社会耻辱，也是中国社会的忧伤。它们不断地考验着我们越来越坚强的神经和生存智慧。”
过去10多年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在10%，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超过了8000美元，是1999年的4倍，然而，最近盖洛普的一项基础的幸福指标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并没有因此得到明显改善。
1999年以来，中国该项指标一直在中位数以下，低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甚至勉强与蒙古，柬埔寨等国持平，经济增长没有给民众带来收入的显著提高和幸福感的增强，商品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人们的购买能力，国人在经济增长引发的通胀面前脆弱不堪，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印度的数倍，但中国的人均消费能力却不如印度，收入分配畸形自然引发他们对生活质量的重新考量和担忧。
当社会财富一再向政府部门集中时，私人消费和投资必然被挤占。现在，一次分配失衡之重，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基尼系数之高，早已越过警戒级。税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也付之阙如，中国家庭没有免税机制。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年给低收入家庭按人头退税，专供低收入群体的超市食品和日用品都免税。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每年都循此办理，每个居民都有8000—9000元不等的退税。而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是从低工资中代扣，几乎成为工资税。
现在，中国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经济面临转型期的特殊困难，我们有足够的财力化解收入分配体制多年积累的矛盾，再困难也是不会比80年前的美国困难。
有必要重温一遍当年罗斯福总统著名的炉边谈话：“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精髓的竞争，既能产生胜利者，也会产生失败者。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对失败者提供保护，失败者将会起来摧毁美国繁荣的经济体系。”
(本文作者介绍：陈志龙，财经专栏作家，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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