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彬：中国金融业规模扩张过快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温彬

　　我国金融业扩张对规模的依赖性较强，尚未经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和信用周期考验，而且近几年资金空转和套利现象比较突出。

　　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加快，金融业日益繁荣，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少风险隐患。为此，2016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近期，针对银行业机构存在的“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等行为，银监会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政策和规定，防范金融风险、治理金融乱象。证监会和保监会也分别就证券、保险领域存在的风险点出台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当前加强金融监管总的目标是维护金融安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上升的主要表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的论述高屋建瓴地阐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金融风险上升的苗头。

　　金融业规模扩张过快，资金脱实向虚显现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占居主导位置。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银行业资产规模快速扩张，从2007年末的54.1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230万亿元，增长了3.3倍，年均增长17%，远超同期GDP的增速，占GDP的比重从200%提高到300%。广义货币M2余额也从2007年末的40.3万亿元上升到2016年末的155万亿元，增长了2.8倍，年均增长16%，占GDP的比重从149%提高到200%。与此同时，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5.6%增加至2016年的8.35%，比2016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出1.05个百分点。我国金融业蓬勃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受益于金融改革和开放。（见图1）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业扩张对规模的依赖性较强，尚未经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和信用周期考验，而且近几年资金空转和套利现象比较突出，一方面社会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等领域，导致资产价格上涨，造成房地产泡沫，而制造业等实体部门经营困难、盈利水平下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另一方面部分金融机构热衷通道、同业、交易类业务，脱离真实需求进行自我创新、体内循环，容易形成金融泡沫，金融系统自身风险上升。

　　相关风险叠加，传染性增强

　　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盲目创新、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给金融体系带来了风险隐患，并呈现出新的风险特征：一是多样性增加。受经济下行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上升，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持续“双升”。部分机构利用期限错配或加杠杆等操作进行投资，增加了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票据、代理销售等业务风险事件时有发生，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明显增加。

　　二是复杂性提高。为了规避监管增加盈利，部分机构通过产品创新，在表内和表外、银行和非银行之间进行资产和负债的腾挪，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传染性增强。在大资管背景下，金融机构之间的混业经营日益普遍，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领域之间的风险容易引起共振，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也给传统金融带来新的冲击。

　　当前尤其要警惕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叠加带来的影响。从流动性风险看，美联储已启动加息周期并开始讨论“缩表”，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也出现紧缩预期，全球流动性逆转会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和资产价格调整，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加大，进而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流动性水平；

　　从信用风险看，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同时随着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力度进一步加大，信用风险仍有上升压力；

　　从市场风险看，在市场利率不断走高的背景下，债券投资估值风险上升，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也会增加外币业务的敞口风险。在各类风险中，流动性风险是金融机构的首要风险，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往往是通过流动性风险体现的，因此当前如何平衡好去杠杆与保持流动性稳定的关系当前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

　　影子银行非理性扩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满足实体部门融资需求，规避信贷额度、贷存比和资本充足率等监管约束，影子银行开始大行其道、规模迅速膨胀。以资产管理业务为例，截至2016年末，我国金融业资产管理规模约100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29.05万亿元、信托计划17.5万亿元、证券公司资管业务、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业务、期货公司资管业务管理资产总规模34.48万亿元、保险资管17万亿元。可以说，以资管业务为核心的影子银行发展在经济金融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是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资管业务是有别于银行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方式，并具有直接融资的特征。它以灵活、便捷、高效获得融资者的青睐，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近年来，资管业务在破解“融资难、融资贵”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二是有利于优化居民资产配置。有研究表明，居民在房地产和存款的配置比例分别高达51%和36%，而股票、债券、保险等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仅为13%，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不尽合理。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上升，资管产品可以较好地满足高净值客户群体的投资需求。三是有利于金融深化和创新。在大资管背景下，各类资管业务的发展打通了信贷、股票、债券、票据等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推动了混业经营和金融深化。同时，资管业务竞争促进了产品创新，提高了金融体系效率，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但是，因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套利、部分机构片面追求利润而承担过大风险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是信用风险范围扩大。部分受宏观调控限制的行业通过资管产品进行融资，资管机构则事实上承担了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不仅背离了资管业务的本质，而且增加了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

　　二是流动性风险上升。为了提高产品收益率，无论是直投还是委外等方式，利用“拆短投长”加大期限错配程度，一旦货币政策出现调整，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快速上升，不仅影响资管产品收益，而且会因流动性出现兑付危机。三是杠杆率上升较快。监管部门对所辖机构资管业务的杠杆率有不同要求，在实际运行中，一些机构利用中间层、嵌套等方法变相扩大资管产品杠杆，加剧了风险程度。此外，资管领域业务交叉、不透明容易形成风险积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重点关注和警惕。

　　金融风险上升的主要原因

　　金融风险是在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和积累的，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旦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对金融业自身造成冲击，而且会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因此需要认真剖析当前金融风险上升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一是货币政策周期性变化。货币政策作为短期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通常随经济周期波动而呈现周期性变化。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先后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个别国家央行甚至还采取了负利率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全球资产价格。2016年末美联储和美国商业银行部门资产规模分别为4.5万亿美元和16万亿美元，比危机前增长了3.7倍和48%，信用扩张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也使美国三大股指连创历史新高，债市价格处于近40年来的最高位，房价指数正接近次贷危机前水平。而伴随着经济改善、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上升，美联储已连续3次加息，并开始商议“缩表”回收流动性。美联储货币政策从量化宽松到紧缩将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对我国金融稳定带来影响。（见图2）

　　从我国内部看，2014年以后，为了稳增长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数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部门杠杆率不断攀升，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已高达260%，债务风险积聚。2017年以来，央行先后两次上调逆回购、SLF和MLF利率，流动性边际收紧，再叠加金融部门去杠杆力度加大，拆借市场利率快速上升，Shibor1年期利率已超过同期限的LPR（贷款基础利率），接近1年期法定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国债无风险收益率上升也推升了信用债发行成本，导致不少企业债券停发或延迟发行。面对紧缩的信用环境，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始出现债务风险恶化，进而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见图3）

　　二是利率市场化促使金融创新加快。从美国银行业发展历程看，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的利率市场化导致银行业利差收窄、盈利能力下降，美国商业银行纷纷进行业务转型、加快金融创新，其中表外业务扩张成为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2012年以后，我国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银行也开始主动转型，其中大力发展表外业务成为转型方向之一。

　　为了规避资本监管和信贷规模控制，银行机构利用通道、理财、委外等发展表外业务，一方面借用同业科目发展类信贷业务，从买入返售到应收款项类投资实现信用扩张，另一方面利用同业存单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也不纳入同业负债考核的优势，同业存单自2013年问世以来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特别是成为中小银行实现资产和负债规模快速扩张的“利器”。

　　然而，同业业务中存在的“隐性刚兑”和期限错配增加了银行体系风险。同时，资产管理业务创新更是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金融风险交叉传染性增强。（见图4）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创新适度就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如果创新过度的话，不仅会危及金融体系自身安全，也会冲击实体经济的稳定。从国际上看，历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与金融创新过度、野蛮生长有关系，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需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和规范。

　　三是金融监管体制不适应混业经营发展的要求。我国采取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金融创新活动打破了机构监管的范围和界限，出现了跨市场、跨领域的产品和服务，造成监管的“盲区”或“真空”，并衍生出大量监管套利的产品。同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认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强调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立。因此，分业监管已经难以适应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发展的客观要求。

　　政策建议

　　治理金融乱象、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兼顾当前和长远、整体和局部、宏观审慎和微观管理，唯有如此，才能不因治理金融风险而伤及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平稳协调发展。

　　首先是坚持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保持货币和信贷合理增长。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年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均为12%左右，这是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的体现。央行可以采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除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较大下降空间外，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完全可以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稳定。

　　其次是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引导规范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和创新是辩证的关系，实践中监管通常会滞后于创新，监管过严会抑制创新并形成金融压抑，疏于监管又会造成金融风险。从国际上看，金融监管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二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强化央行的地位和作用。当前要切实有效发挥好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央行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框架，进一步完善MPA考核制度，约束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过快扩张。针对问题比较突出的如资产管理业务，尽快出台统一的管理意见，防止资管业务的监管套利和无序扩张。稳步推进金融去杠杆，落实好存款保险制度，维护金融系统性安全。

　　第三是银行要健全全面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积极化解和处置眼前风险。对银行机构来说，要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文化，制定与银行发展战略相适应的风险偏好，确保持续稳健经营；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流程，完善风险管理架构，建立有效制衡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行业组合、风险限额、压力测试等风险管理工具，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同时，积极化解相关风险。对于流动性风险，加强资产负债管理，降低期限错配敞口和杠杆比率；对于信用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债转股，积极发挥债委会作用，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发行规模；对于市场风险，债券投资适当降低久期，减少外币头寸风险敞口。此外，随着部分非标业务回到表内将显著增加资本压力，需要进一步拓宽外部融资渠道，采取优先股、二级资本债、可转债等工具补充资本，增强资本实力，更要加快实现“轻资本、轻资产”战略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看，近期金融监管治理的重点是同业、理财和委外等业务，目的是防止资金脱实向虚和套利活动，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当然，监管加强后引起了股市、债市的阶段性调整，应属意料之中，不能因噎废食，短期和局部风险的释放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和系统性安全。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