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金融e观察（微信公众号：sinaeguancha）专栏作家 李庚南
通过降税减费等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能否真正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依然是个问号。企业如何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产品的市场定价权才是问题的关键。
2016年就这样翻了过去，在人们充满无限憧憬的新年钟声中轻轻翻过。
但总有一些并不容易翻过去的，比如由曹德旺一句“大实话”引发的“死亡税负”之争；即使“死亡税负”之页暂时翻了过去，但由此触发的制造业之痛或将如帝都的霾一般盘桓久之。
中国制造业的痛点在哪里？
对此，不同的主体从不同视角所观察到的痛点或各有侧重，产品低端、附加值低、产能过剩、成本快速上升、核心技术缺乏、工业精神缺乏... ...而企业家最直接的感受莫过于制造业利润“薄如刀片”了。所以会出现“做实业不如炒房”的感慨，会出现资金“脱实向虚”的“流感”。而影响企业盈利的直接因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产品的附加值高低；一是企业的经营成本。前者恰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最大的短板，需要通过技术升级与产品的更新换代来提升，需要经历转型升级的“阵痛”。这也是企业提升盈利能力的根本之路。但现实情况下，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成本问题，更愿意选择的是降低成本之策略。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对比中国与美国目前的各项成本之后，得出“在美国建厂可以比国内多赚十几个点利润”的结论，认为“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曹德旺的感叹如一根火柴，引燃了一场持续数周的“死亡税负”之论战，商界、学界、政界，纷纷登场，隔空激辩，惊动朝野。尽管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的税负到底高不高”，争论各方各执己见，但最终都回到了一个共同的命题：中国制造业如何面对成本快速上升的窘境。
仅从企业的直观感受看，成本快速上升无疑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痛点。这种观点也不断得到佐证与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关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的调查显示，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的两项分别是“人工成本上升”（68.4%）和“社保、税费负担过重”（50.2%）。
所以，降低企业成本被国务院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国务院为此专门出台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六大成本的一揽子政策，明确要求努力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六大成本。
毋庸置疑，决策层将降低企业成本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的确是抓住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牛鼻子”。但是，如何降低企业成本，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同的成本内容，需采用不同的思路，遵循不同的逻辑。在降低企业成本中，政府、企业及相关部门因角色不同发挥的作用和空间也各异。
企业成本按照生成的源头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自内部的成本包括原材料、燃料、人力成本、经营管理费用（包括财务费用、营销费用）成本等；来自外部的成本包括税费、用能用地、物流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环境成本等。相应地，企业降低成本的渠道包括两个：一是外部消化，即通过与外部沟通直接压减；二是内部消化，即成本价格化，通过价格来消化。
从国务院所推进的降成本重点看，目前主要是要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等，当然也包括与内部人力成本相关的社会保障费用。企业在面对这方面的成本费用时，是被动的、难以依靠自身能力来压减的。
但即使这些成本属于外部性的，也并非完全可以依靠行政化手段来推进。政府在推动降成本中可直接作为的，主要是降税、减费，降低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调节涉及政府行政化管理范畴内的水、电、汽、交通运输等尚处于相对垄断地位的公共服务领域收费。
至于由市场决定的要素成本，因为涉及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则显然应由市场来解决。否则，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势必会损害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要求其他市场经济主体通过让利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成本，这种方式本事就值得商榷。且不说，不符合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其他经济主体果真会答应吗？
比如说用工成本。尽管近年来企业普遍反映用工成本上升较快。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用工成本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曹得旺说，美国蓝领个人的工资是中国的8倍；专栏作家刘植荣在《世界各国工资研究报告中》反映，中国最低工资占人均GDP的比例为25%，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8%，中国处于世界158位；中国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为21%，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0%。
可以说，中国过去数十年快速发展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主要建立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人力成本。近年来制造业所反映的人工成本快速上升，实际上属于补偿性的上升，无非是在还“旧账”。实际上，大多企业也认为，尽管用工成本高、增长快，但是不大可能用压低工资的办法降成本。所以，在降低用工成本方面，须遵循用工成本的刚性。即使从降低企业代缴的职工社会保障费着手，也需有相关配套机制的安排，以确保不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又比如融资成本。尽管我们一直在鼓励倡导银行机构对企业减费让利，切实减轻企业的融资成本负担。但仔细想想，我们恰恰忽略了一个事实：商业银行本身也是有自身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减费让利实际上意味着银行要让渡自身的利润，这在银行利差日益收窄、不良贷款上升、利润滑坡的背景下，让银行情何以堪？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政府部门存款、贷款对银行机构招标之风日盛，银行盈利空间进一步被压缩，银行自身也面临降成本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利率市场化的时代，利率覆盖风险已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当然，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银行也并非完全无可作为。除了规范收费行为、减少不合理的业务收费外，银行还可以通过改进贷款方式、减少贷款期限错配等角度帮企业“省钱”。
内因决定外因。降低企业成本也须讲辩证法，降低企业成本根本上还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从根本上提升企业消化内外部成本的能力，以提升市场竞争力，获得持久的发展能力，这才是企业高成本困境的根本出路。
不幸的是，当人们将对制造业成本的关注集中在税收、融资成本等的时候，注意力偏重于外在的降成本，而恰恰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企业内在的、自身的降成本。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笔者特别留意了专家学者们对会议精神的大量解读，似乎都将“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一句忽略而过；而笔者以为这恰恰是政府在推动降低企业成本方面的观念突破
不可否认，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下，政府运用自身的权利对涉及企业的外部成本进行调节，特别是降低企业税费，有助于帮助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走出发展困境，暂时舒缓高成本的压力，但这绝非治本之策。
可以设想，在听取了“死亡税负”之辩后，政府若在承认高税负现状的基础上，推行降税减费政策，制造业企业成本的压力果真就会消失吗？且不说其他成本压力的继续存在，单就税负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高税负与企业产品低附加值的矛盾，那么税负降低的努力或将化于无形。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的制造业，尽管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已经有明显的飞跃，但体量终究还很小。更多的制造业仍拥挤在传统、低端、低附加值层级。处于这一个层级的企业成本转嫁能力明显较弱，在定价上缺乏话语权。一方面，低端意味着低门槛，也就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其结果是同行业间竞相压价。在这种低端、低价的无序竞争中，任何降成本的举措或将如泥牛入海，消融于无形。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往往最缺乏定价权，特别是在出口方面。由于没有定价权，外商或以降税政策利好为由要求企业在价格方面做出相应的减让，不排除降税的“红利”最终被企业拱手让给外商的可能。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围绕高税负的“口水”，政府围绕将成本的降税努力，岂不成了“为人作嫁”？而且，“别人”得了好还要卖乖，还要给你扣上“倾销”帽子，挥起反倾销的棒子。
所以，通过降税减费等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能否真正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依然是个问号。企业如何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产品的市场定价权才是问题的关键。
成本上升已然成难以逆转的趋势。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能否翻过这一页，除了政府推动企业外部成本降低外，更需要企业眼睛向内。
面对高成本的挑战，中国制造业的注意力或许应更多地集中在提升成本价格化能力方面，而非一味地降成本。首先是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对市场的粘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其次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不断提升工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按照《中国制造2025》所绘制的宏图，依靠创新驱动，推动“智能创造”，实现机器换人，以有效化解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应适当提高行业集中度，争取定价权。通过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加快淘汰低、小、散企业，在降低环境成本的同时也避免低端、无序竞争导致的定价权旁落。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传统制造业仍占据相当体量、仍承担了我国主要就业渠道的现实情况下，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反思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逻辑。转型升级的逻辑，升级应是首选之策。盲目转型并不可取，加快产业升级、培育“工匠精神”更具现实意义。而产业升级的核心则是提升产品的内核、产品的附加值，这是制造业追寻的真谛！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责任编辑：邹枫 SF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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