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资本的民族性与资本家的民族性

　　文/朱卫东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资本更多地被理解为是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家当然是掌握这些生产要素的群体。尽管经济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资本家是有国籍的和民族归属的，资本也是有民族性的，民族资本是为发展民族经济服务的。

　　如果从生产要素角度理解资本，则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资本及资本家，他们都以民族为土壤，立足民族，发展经济，特别是在重要历史时期，多以民族大业为重，甚至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慷慨解囊，无私奉献。

　　如《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郑文公去世时，郑国防卫空虚，守卫郑国北门的秦兵给秦穆公报了信，让秦国军队来攻打郑国。于是秦穆公派出400辆战车组成的大部队，长途奔袭郑国。秦军走到滑国时，恰遇往洛阳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打听到秦军的目的，一面派人回国报信，一面假装郑国使者，向秦军主帅献上12头牛，从而使秦军主帅担心郑国已有了防备，不得不撤兵回秦。弦高献牛虽然牺牲了自己的部分利益，但为国家安危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才是他更值得后人学习的壮举。

　　相反，一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资本家，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

抗日战争时，一些投靠日本的汉奸资本家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如号称“上海三大亨”的张啸林，1932年后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及中汇、交通等公司、银行常务董事或董事。上海沦陷后，张啸林布置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张啸林的行为激起了公愤和

国民党的不安，结果张啸林被自己的

保镖林怀部枪杀。

　　在和平时期，多数民族资本家亦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及其微软公司，曾几次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但盖茨及微软公司从未对国家记恨从而做不利于国家的事，亦从未将核心技术外传他国。盖茨在依靠技术(而不是行政垄断或官商勾结)获得巨额利润后，向社会的捐助越来越多。

　　和平时期，资本的民族性不仅体现为增强民族资本的实力，发展壮大民族经济，还体现在促进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激化社会矛盾方面。有良知的民族资本家必然识大体、顾大局，虽不至于在平时就把自己的全部资产捐献给国家或社会，但一般会以合理的利润来发展产业，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而不会以残酷的剥削等巧取豪夺方式来激化社会矛盾。

　　根据公安部披露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国正式立案的绑架事件达3863起，即平均每周74起、每天11起。网上对此类事件的留言，几乎没有为富人安全告急担忧的，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为富不仁的后果”，并质疑富人财富的来路。也有人分析说，贫富悬殊过大，社会分配不公，富人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矛盾加大是富人安全危机出现的原因。

　　如果资本家或企业家丧失了民族性，民族责任，经济上的溃败(这种溃败表现为依附、买办和依靠非技术的垄断来疯狂掠夺本民族大众)将是很大的政治问题，断送的将是中华民族的前途。而没有一大批带有民族性的资本家或企业家，中国的资本家或企业家群体就是带有严重的残疾，最终也是没有竞争力的。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们更要强调民族性。由于民族资本及民族资本家占据了社会的优势地位，他们就有更大的责任消弥国内矛盾，而不是只顾一己之利，肆意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财产资源和银行资源盘剥民众，激化国内矛盾，给时刻觊觎我们的外国强敌以可乘之机。因为中华民族才是民族资本家发展产业、安身立命的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希望一切有良知的民族资本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