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结缘中国千万股民 经济学家该有何种风骨

　　

　　编者按：对于几千万中国股市投资者来说，在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吴敬琏”可以说是和他们结缘最深的一个名字。2001年初，因为吴敬琏发表“股市赌场论”而引起轩然大波；最近一次是吴敬琏关于股改的评价。

　　关于正在进行中的股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成败还有待时间检验。吴敬琏引发的争论可能还远未结束。

　　作者: 郑楠/文

　　最近，吴敬琏先生关于股市问题的一番评论使他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网上、媒体上质疑和反对声一片，为他说话的人也勉为其难，只能说吴先生是高人、贤人，说话定是“诤言”，必有玄机，俗人不解而已。财经评论家水皮先生乘机“落井下石”，说吴敬琏的话近乎梦呓，已经不像地球人，断言“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人格魅力要大于他的学术贡献”。这等于说一个医生人还不错，但医术不行，这是对一个专业人士的最大贬损，用到吴敬琏先生身上，显然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实际。因为吴敬琏先生无疑是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才华横溢和最勤奋进取的学者之一，他在经济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就如中国经济学奖在给他的颁奖理由中所说，他与刘国光、董辅、赵人伟等在引进比较制度分析方面，对推动市场化改革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他作为“整体协调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对经济改革的进程产生过很大影响。因此，就一个股市评论，就否定吴敬琏先生的理论水平，显然是以偏概全，具有很大的误导性。

　　其实，吴敬琏先生对股市的评价，看似矛盾很多，至少也是逻辑一贯的。吴敬琏先生对股市一直持谨慎态度，多次援引西方学者的话建议中国在20年内都最好不要搞股市，因为风险太大。他至少从1992年起，就年年呼吁警惕股市泡沫，反对过度投机和股市赌博，他抨击的庄家和黑幕基金，就是流通股中的大股东，他痛其不争、反对全民炒股的股民就是流通股中的小股东。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先生从来没有想去代表流通股的利益。你可以批评吴老先生年年喊“狼来了”，最后终于喊对了一次，算不上“大智慧”，但学者坚持一个观点多少年不变，守株待兔，往往就是他们挣这碗饭的生存方式。吴敬琏先生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当然有其原因，但不是水皮先生所说的他学术不行，而恰恰是因为吴敬琏先生太追求他“人格魅力”的完美性，过度包装从而导致信息披露存在真实性问题。

　　本来学术研究和人格魅力完全是两回事，绝对不能扯到一起来的。贡献归贡献，观点归观点，人品归人品，西方对大人物、伟人也是这样看，这样记载。学术评价与个人品质脱钩更是现代社会基本的职业规范和学术道德，否则发言先查背景、出身，就成了中国的“文革”之风。但不幸的是中国文化潜意识中有高大全偶像的需要，吴敬琏先生及其拥戴者又有这种偏好，这样，包装上“吴市场”的光环，再言必国家、民族、使命感，对“忘我”的圣人境界，也大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吴敬琏自然很快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良心”和“泰斗”。个人崇拜到这个地步，有人再敢表示对他的不敬或不解，那只是说明挑战者自己的污浊和平庸。水皮先生批评吴敬琏，也难逃脱“利益分析”和“人格魅力”的牵制，可见混淆学术讨论与人品、利益动机的流毒已经多深多广。

　　事实上，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良心”和“泰斗”，芸芸大众本来是可以不理解也执行，跟着走就好。但问题在于，历史总是证明，这种高大全的“偶像”，属于现实世界中人所不能及的高度，通常总是过度包装的结果。

　　先说“吴市场”。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全部成就，恐怕可以归结到“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小平同志不是经济学家，但称小平同志为“邓市场”，恐怕真正是实至名归，恰如其分。老一代经济学家中，改革开放初到1984年中央确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确立市场取向改革而鼓而呼并备受批评、批判，被责令检查的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包括后来的马洪，称一个“市场”，亦不太过。吴敬琏先生与80年代初确立市场取向改革基本不沾边，偶尔发言仍然是要大家“按照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原则”办事(《经济研究》1982年第12期16—17页)。1983年他去美国访问学习，1984年7月回来后商品经济已成定论。不错，20世纪90年代初他是跟在薛暮桥、刘国光后面主张坚持市场化改革，但薛老会后(1990年)顶着压力给中央写信力主市场化方向，吴敬琏是等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几个月才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搞市场经济。在“吴敬琏自选集”中，他列入自己论述市场问题最早的一篇文章也是发表在1991年9月。因此，这个“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包装不仅离历史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也是对那些真正为确立市场化方向付出代价、做出贡献的那一代经济学家们的极大不公正。

　　吴敬琏先生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主要贡献，其实并不在市场经济，如中国经济学获奖理由所说，主要表现在“综合协调改革论”。该论不仅自成学派，而且确实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1986年国务院还基本按照这个价格、税收、财政联动配套的改革方案广泛征求意见，准备推行，后终因这种主要靠政府自己推动的改革各部门阻力太大而搁浅。1988年初，在小平同志亲自推动下，经济改革被要求提速。当年4月吴敬琏等人又给有关领导交送报告，强调价格改革的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6月中央正式通过价格闯关决定。当时报载，消息传来，正在出席一个会议的吴敬琏先生受到在座同仁举杯祝贺，说他多年来的建议终被采纳成现实。不料闯关决定激起全国抢购风潮，使价格闯关被迫停止。尽管如此，90年代小平南巡、改革浪潮再起之后，综合协调改革派的许多观点和主张还多少继续影响了后来的改革。当然，人们对“综合协调改革论”从名称到内容确实是有不同的评价，但吴敬琏先生的学术观点自成一体、一派，则是没有疑问的。吴敬琏让人们真正惊讶的是，事后他不仅把闯关失败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就在1989年的风波结束后第三天，吴敬琏等人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总结文章，把“89风波”、人们走上街头的原因归结为80年代后期错误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导致的恶果。

　　吴敬琏先生关于股市问题的学术观点本身也很难挑剔。他一贯主张政府不要干预市场，因此既从来反对历史上政府的造市托市，也反对他所说的本届证监会把权力都给了流通股股东。他一直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是这个早产的市场和在这个市场里厮混的相关人等，当然主要是大小流通股股东们。记得吴敬琏先生惟一赞扬过的是2000年中开始强化的股市监管和市场化改革。他关于“证券市场不能黑”的评论，当时确实被中小投资者认为是反映了自己的心声，但同时引进的近百倍市盈率的市场化发行和增发则给是非流通股股东带来了天堂，并孕育了流通股股东日后的灾难。因为是“市场化”，所以吴老先生并不介意那是否是泡沫和以后挤泡沫会给中小投资者带来多大痛苦。此外，吴敬琏说了那么多年泡沫、赌博，却从来没有说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有什么不对和不公平。现在股权分置改革搞大了，他又说“股权分置改革我是2002年提出来的”。是否3年前吴先生就预言到流通股股东将“处于优势地位”呢？不得而知。

　　总之，和水皮先生所说相反，吴敬琏先生的学术贡献不管有多大争论，但确实逻辑一贯，而且影响很大。他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把人品魅力的包装带进了学术讨论。吴敬琏先生是一家著名合资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善于将中国大国企带到海外上市，然后又位居这些大公司的“独立董事”高位。现在他大谈独立董事制度的重要性，吴先生不认为这里有任何利益冲突。相反，他总是喜欢影射争论对手是“寻租者”，“既得利益的代表”，“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言人等等，使自己战无不胜。说实话，这才是他对中国经济研究带来的最大消极因素。果然，这次借股市说话他又痛斥一个“号称‘大学校长’，一会儿变成‘经济学教授’”的人。“但是我听到有人说，他哪是‘校长’、‘教授’，其实自己就是庄家”。吴敬琏先生没有说此人说了什么错话，或为庄家代了什么言，用一个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听说，就把对方彻底封杀了。

　　(作者为武汉理工大学博士)

　　背景一：“股民强势论”风波始末

　　风波起于一篇采访。

　　7月26日，《金陵晚报》刊登了对吴敬琏的独家专访。报道称，“吴敬琏表示，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股东了。流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是不是公正的。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现在这个是权利不对等的。现在方案通不通过权力完全在流通股手里，这是证监会交给他们的权力。”“吴敬琏还表示，现在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

　　一席话，再次将吴敬琏推上“股市舆论场”的风口浪尖，并再次引发股市大讨论。

　　正方观点：

　　1.吴敬琏主要是站在宏观和战略上考虑股改问题。吴敬琏谈及的“不对等”和“不公正”，所真正表达的是“不知道怎么补偿”，原因在于应该受补偿的流通股股东“主体缺位”或“主体断层”，由于流通股股东的“历史断代”使得标准补偿难定，所以便出现不对等、不公正之说(瑞磬《为什么听话要听音吴敬琏说的是诤言》)。

　　2.吴先生的话当然是代表了政府立场的，至少，他的话主要也是讲给政府听的：当年股市“泡沫”多了有沦为“赌场”的危险，是讲给政府听的，言外之意是提醒政府“投机太甚危害大，要控制股市风险了”；如今说流通股股东“一边倒”的“强势”，也是在提醒政府在处理对价问题上“陷入讨价还价”的可怕(侯宁《请珍惜吴敬琏的市场价值》)。

　　反方观点：

　　1.吴敬琏这一回代表的居然是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吴敬琏居然把非流通股股东和全体人民画上了等号。如果吴先生是地球人，那他怎么会得出流通股股东是强势人群，而非流通股股东是弱势人群的结论？如果吴先生是地球人，那他怎么会不知道流通股股东表决的是非流通股股东和保荐人“共谋”的非流通股流通方案，流通股股东只有说“不”的权利，而没有说“是”的权利，难道吴先生连这点权利都认为不该给流通股股东吗？(水皮《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

　　2.吴教授只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所说的三个观点，使用了含糊其词的概念。说“流通股股东处于优势地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分类表决机制并没有剥夺非流通股股东的表决权，他们仍然是多数，只不过加上一个流通股要有三分之二同意。另外，吴教授实际是把13亿人民与3900万(按深沪股市双向开户计算)股民对立起来，从法理上说，3900万股民是双重股东，他们既是自己所持股票的股东，也是国有非流通股的股东，国有资产也有他们一份(韩强《请吴敬琏用准概念》)。

　　背景二：授予吴敬琏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授奖理由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一、发展基础理论，推动市场取向改革。

　　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和刘国光、董辅、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共同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

　　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以吴敬琏为首提出的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三、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观念。

　　四、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五、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六、在缜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984年12月，以吴敬琏为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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