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涨到100港元？70年的供港史 最好的水输给香港

　　原标题：100港元的猪肉 70年的供港史……． 来源：大猫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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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香港的猪肉价格大涨刷屏了。

　　因为深圳活猪中转市场发现有活猪感染疑似非洲猪瘟，中转站必须关闭及消毒，香港猪肉供应暂停三天。

　　市场反应迅速，每斤瘦猪肉接近100港元，猪肉档贩感叹，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他们的收入将大受影响。之前也有猪肉疫情泛滥的时候，香港猪肉业损失惨重。

　　香港地方虽小，但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南北方人交汇，东西方人杂糅，700万人拼在一起，先成就了香港美食之城的名声。

　　但问题也很显著，因为地方太小，虽然有700公顷的农地，但只有80公顷被用于农业，收走的地当然是为了给房价保驾护航，不过这点田地完全不够香港全城的吃喝用度，所以，生活必需品，无论大小，基本都来自外乡。

　　猪肉，华人生活的必须，因为对美食有要求，所以港人对此自然格外在意。供港的猪肉，基本来自内地，并有供港专门注册。

　　什么是好的猪肉？香港人有自己的标准，他们也会对供应商有一样的要求。

　　比如一个标准是，“看猪的脊背，猪背上放一杯水，猪走水不洒的，就是上品。”

　　当然，那些可量化的标准绝不会少，猪的重量、毛色、体形讲究“三一致”，瘦肉率要求很高，体重不能超110公斤，但不能低于90公斤。

　　港商愿意为上品猪肉支付高价，经过多年磨合，他们和供应商已有默契，香港基础物价稳定也有赖于此。

　　但60年前不是这样，一头猪从湖南被赶上卡车出发，直到运抵香港，它需要在卡车上待上8天，拥挤的环境，加上一路颠簸，会让它掉下10公斤肉，这样的活物，港商是拒收的，没有稳定货源，物价大涨就是常态，同理，香港的大米常年依靠东南亚，每到大灾的年份，香港的主妇们都要为买米操心。

　　外部一有风吹草动，港民的荷包就要出血。怎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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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基于地理还是血缘的关系，700万港人的生活物资问题的最优解，只能来自于大陆。

　　当然，这不是纯粹的支援，但成本也不低。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严峻的经济封锁，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当时的老大哥苏联，但是老大哥家当也不多，怎么办呢？

　　当时的战略是“促进以香港为中心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说白了就是用猪鬃、桐油等外国缺乏的物资吸引外商，换回中国急需的橡胶、汽油、钢铁、有色金属、棉花、麻袋等重要物资，尤其是和老大哥撕破脸之后，这个战略就看起来无比重要了，因为，那时候的香港，是中国和外部世界唯一的通道。

　　那时候，大陆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战略物资——橡胶达2500吨，基本上满足了1950年和1951年中国军、民两用的需要。中国还通过香港进口了其他短缺物资，如：陶器、玻璃制品、研磨料（金刚砂、砂纸、腐蚀剂）、有色金属、刃具、金属器具、设备和工具、纺织机器、毛条、化工产品、染料……

　　看看那时候，真是穷啊。

　　买东西需要外汇，现在我们外汇储备三万亿，但当时连这个零头的零头都不到，而且，创汇很难，当时我们获得外汇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人很难想象——华侨捐助。

　　●1950年华侨由香港汇到大陆的外汇总数为13300万美元；

　　●1951年增加到14500万美元；

　　●1952年达14800万美元。

　　不经过香港，这些钱很难进来。所以，为了保证这个通道的顺畅，中国就一力承担起了香港“生命线”的任务。

　　1962年，决定由铁道部、外贸部联合开辟供应香港市场的鲜活食品快运货物的“三趟快车”，编号751、753、755的三趟货车，分别从武汉、上海和郑州发出，每天将各类鲜活物资运往香港，保证供港农副品稳定，自此成为一项基本政策。

　　一晃57年了，期间中国大陆经历了各种事端，不论是1962、1963年还是1966-1976年，抑或是90年代通胀压力山大的时代，供港快车都不曾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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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所以供港快车背后有很多的补贴和投入，尤其是行政资源的大量投入，才让这个奇迹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

　　一个供港产品从生产到运输、出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供应链。

　　比如养猪场，冬季集中供暖、夏季水帘降温，为了提高繁殖率和种猪质量，种猪每天可以享用两个鸡蛋，哺乳期的母猪能喝到鱼汤。

　　猪场的生活区、生产区、污水处理区、饲料储存区、兽医室都需要专门配套，围墙要用实体做，不可以用铁丝网。

　　对养殖人员的要求也很高。入职时做健康体检，要求检查结核病和布氏杆菌等，工人们踏入猪舍，必须先洗澡，换工作服。

　　猪场日常生活活动都需记录在册，供监管部门查阅。每个月进行两次瘦肉精检测，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常规监测，监测项目多达到42项。

　　在运输过程中，每头猪都有自己的“身份认证”，不同猪场的不能混装，肉猪和其他动物不能混装，每辆车装猪只数都有限额，到了深圳后，处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还要再检查一遍，然后才能送到香港的屠宰场。

　　蔬菜也是也一样的，如果有幸成为一个供港蔬菜基地，那规定也是极为严格的，登记备案的产品是萝卜和洋葱，那么就只能生产萝卜和洋葱，基地是不能种其他蔬菜的，蔬菜基地有对应的供港食品加工厂，这个基地的蔬菜之能到这个加工厂加工包装，这种“公司+基地”的管理模式对品质很有保障，但是成本不低。

　　现在香港市场上，鲜活牛羊供应量的近100%、活猪供应量的99.8%、蔬菜的60%，都来自内地。淡水鱼、家禽也基本由内地供给。那香港总共为此花了多少钱呢？

　　2018年，香港为内地运港的猪牛鸡鱼肉、新鲜水果蔬菜、淡水电力天然气……总共支付了360亿元，算下来人均不到5200块。

　　这个价格，良心说，很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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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相比吃的，水的问题更严重。

　　看过周星驰电影《功夫》的人，估计对一个画面记忆深刻，城寨的居民排队打水，挤了一头洗发水，突然发现，包租婆居然停水了……

　　这个还真不是凭空编的，曾经，香港的“水危机”堪比现今水比油贵的阿拉伯国家。

　　香港临海，当它还是个渔村的时候，淡水自然是不发愁的，但过去一百多年，香港人口激增，水患日益严重。香港为这个问题操透了心：

　　早在1859年，当时的港督就悬赏1000英镑征集供水良策，无果；

　　后来港府积极兴建水塘，所谓“大型人工淡水湖”，想通过储存雨水的方式解决用水问题，水塘建了17个，也没彻底解决问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考虑用海水淡化取得食用水，并在1975年建了一个海水淡化工厂，但是这个工厂的缺点就是太贵了！1982年，这个工厂停用，过了十年，干脆炸了。

　　最后发现，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依靠邻居广东。

　　1959年，当时广东组织了5万民工建了深圳水库，专供香港用水，但未曾想香港人口短期内暴增，1963年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水荒，4天才能供一次水，每次4小时。

　　香港只能继续请广东援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兴建东江—深圳水库供水工程。

　　整个工程耗时两年，引东江水南流到深圳，需要把东江支流石马河变成一条人工运河，全长达8公里，需要有6座拦河闸坝和8级提水站。

　　1965年2月，东深工程落成。香港水患终于有解，即使在百年一遇的旱情下仍不受影响。

　　就连撒切尔夫人也说，“东深是香港繁荣和同胞生存的特殊工程”，香港前水务署署长也认为，香港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东江水供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即便是2009年旱情严重，香港用水也是被优先保证的，但时隔多年，这项工程却被个别人非议，为啥呢？

　　因为双方要签订供水合同，不过香港工业化提前结束，人口流入减缓，工业和生活用水较之前预计有大幅缩减，1998年，广东同意在合约未结束前，减少东江未来供水量5.6亿立方米，但香港还是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把约值30亿港元的东江水排入大海，被称为“倒钱下海”。

　　这是一个仅凭常识即可分辨的事情，多数人自然不这么看，所以前日郑永年教授接受“侠客岛”采访时说，“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因为新加坡就很敏感，马来西亚不给水喝就很麻烦。”

　　这自然是一个玩笑。

　　新加坡人的焦虑有些港人体会不了，就像现在很多00后的小孩，他们认为所有的屏幕都是可以用手指操控的，其实触摸屏的普及不过十来年的历史，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一切，其实并非如他们所想的那样理所当然。

　　作者|猫哥

　　来源|大猫财经（微信ID：caimao_shuang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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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海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