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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彩虹
编者按：知识分子与市场的话题，是一个可以持续探讨的话题，而在当前的中国，探讨这个问题尤其具有现实性。上期四位嘉宾的发言，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本期我们安排几篇文章继续探讨这一话题。对于知识界的反响和读者的来信，我们将在随后的版面中陆续刊出。E-mail：zny@chinabusinesspost.net
上帝的标准和人的标准
——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
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已经将传统的内省性格，转化为了外部的双重标准：对他人，用上帝的标准，用超历史的标准；对自己，用人的标准，用历史的标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出现全面退步。
知识分子是有“知识”或富于“知识”的。如果仅仅用“知识”来划分这样一个群体，那么，与其他群体不同的是，这一群体具有的“知识”特性，他们懂得更多的天文地理、科学规律、历史传统、文化价值、治国理论、国际准则等等。除此之外，知识分子与其他群体一样，也是一个个处于确定历史阶段中普通人的聚合。因此，知识分子不过是“富有知识的一群人”而已，他们首先的规定是普通的人，“知识”只是后来附属在身的外来东西。
从主流经济学理论看，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一样，都是关心和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既然是“经济人”，就都有着对于个人利益的强烈关心和追求冲动，不同的只是他们关心和追求的方式。知识分子很可能也最容易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利益目标。
知识分子仅仅将“知识”作为追求自己利益的一种工具，理论上讲，这是社会分工方面的事情，正如农民使用锄头开垦荒地种植庄稼一样，符合天然的分工规律。否则，知识分子用什么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呢？由此看，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知识”谋取利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否定或批评知识分子的这种行为，如同否定或批评农民用锄头种地的行为一样荒谬。
然而，正因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富于“知识”，较之于其他群体，他们通常具有占领获利制高点的特殊优势。这种优势是自我独享，教化他人共同拥有，还是放弃让与他人，取决于不同知识分子个体对自我优势及转化为利益能力的判断。
无疑，不论何种选择，它们都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在获取利益过程中，知识分子往前多走一步，就可能突破合理的界线，用“知识”人为地设计出自我利益的制高点，或巧取，或智夺，或盘剥，化他人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由此，知识分子内部也就有了“分子”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有了不同行为方式的选择，结果让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准则或标准。通常而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在合理的界线之内谋取自我的利益。越界的行为，也就破坏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道德准则，当然为群体之中其他成员所不齿。
一般地看，知识分子群体内的道德准则，并没有超出一般群体的道德准则。在其他群体中，谋取个人利益的越界行为，同样为群体其他成员所不齿。那么，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准则有没有自身特殊之处，从而让知识分子的行为，不仅仅具有一般“经济人”的特性，还具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特性呢？知识分子群体所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
这一点，让我们回到了知识分子整体的传统价值取向上来，即所谓知识分子还有着高于其他群体的“社会公正和道义”代表的属性。这一历史赋予的特性，不仅划分开了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体，还在知识分子内部形成了新的更高层次的道德准则——仅仅不越界地利用“知识”谋利，尚称不上“好的”知识分子的，只有代言公共利益，特别是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矛盾时仍然执着代言公共利益，并勇于牺牲个人利益者，那才是合格的知识分子，或精英知识分子，才配进入知识分子群体。
知识分子对于高一层面的道德要求，导致了知识分子内在性格的矛盾对立。知识分子既要作为普通人存在，又要作为高于普通人的“圣贤”存在；既不得不历史地活在当下，还不得不超历史地活在未来；既要脚踏实地地过着自己日常的生活，又要秉怀信仰地关注他人的存在。或者说，知识分子要有上帝的眼光和情怀，却又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这种矛盾对立的内在化，让你一旦有了知识分子的标签，也就背负上了沉重的道德和超道德十字架。对于个人利益的关心和追求，时常由于对公共利益是否产生冲突并无清楚界线，导致知识分子产生永无休止的内疚与自责情绪，塑造出了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内省性格。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都是这种内在矛盾的复合体。结果，不是清贫舍利地守候着代言公共利益的精神领地，便是富足谋财地脱离知识分子操守的精神樊蓠。
历史演进到现代，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发现，其双重性导致了现代知识分子完全新型的思维方式：代言公共利益而对社会或他人的评说或批判，更多地用上帝的眼光来透视，用“圣贤”的标准，用完美的要求；对自己谋利的行为，更多地用人的理性，特别是“经济人”的理性解释。对他人的无情批判和对自己的合理解释，展示出了现代知识分子高超的“智慧”。
当我们评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批判之声时，我们发现，那些批判的对象均是与批判者日常言行无关的“社会之事”或“他人之为”，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一旦涉及到自己的谋利行为，甚至于越界的谋利行为，说事者便把自己当“人”看待了。当知识分子们将这样两个方面都运作得周全无隙时，世人又从何处去寻找判别知识分子言论和行为的道德准则呢？坦率讲，我们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已经将传统的内省性格，转化为了外部的两面性或双重标准：对他人，用上帝的标准，用超历史的标准；对自己，用人的标准，用历史的标准。没有人去想想，自己如果处于被批判者的位置上，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回到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是同样的格局。知识分子个体之间，上帝或“圣贤”的道德准则是要求对方的，人性的一般满足准则却完全属于自己。坦率地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一方面，已经出现了全面的退步，甚至于可以说是全面的堕落。如果对这样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性退步不进行彻底的反思，不给予猛然的惊动，任何具体问题上无休止的争论，永远也找不到历史性的是非标准。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任职中国建行汉城分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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