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德星(博士)
在美国精英舆论中间，即使是比较理性的对华政策建议，也主张在合作的同时，还必须有同样重要的两手——迫使中国“服从其国际协议”和防备最坏情况的战略预防。美国似乎是在促使中国选择两个前途：长期虚弱、动荡甚或分裂；在受困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同美国长久对抗。
冷战后的一个经常性问题是，在唯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新兴强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中国被最普遍地认为是头号候选者。
在中国追求世界强国地位的过程中，主要障碍无疑在于外部结构性困难。中美双方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基本战略上的对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冲突。
中国必然崛起 美国仍然强大
在21世纪，世界强国地位将是一种稀有价值，在新的世界强国候选国中，将只有一两个能够取得这种地位。有鉴于此，中国更有必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在21世纪前期侪身世界强国之列。
取得世界强国地位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实现这个百年来许多志士仁人一直梦想的目标，将大大减小中国遭受超级大国压抑甚至欺侮的可能，减轻所有对中国心怀叵测的国家的实在或潜在威胁，也大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其他国家的合作和支持，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和追求中国应有的利益。
但另一方面，21世纪前期的世界基本格局，仍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与规则体系方面占有显著优势，世界其他力量绝少有可能形成足够持久坚强的制衡阵线。
在现代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在这么多的方面具有如此显著的权势。基于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空前显赫的军事和意识形态优势，连同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急剧拉前的高技术领先地位，现在完全可以确认，在某些问题上(世界军事力量对比、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等)、某些地区内(美洲、中东、太平洋地区、某种程度上还有欧洲)存在着明显的单极现象，亦即美国的霸权。
美国的戒心和中国的愤怒
依凭近乎全面的显著优势，美国越来越大、甚至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美国国内存在着强大的反华势力，也存在着主张对华友好、要求以协调的姿态对待中国的力量。但在精英舆论中间，即使是比较理性的对华政策建议，也主张在合作的同时，还必须有同样重要的两手——迫使中国“服从其国际协议”和防备最坏情况的战略预防。
有时美国似乎是在促使中国选择两个前途：长期虚弱、动荡甚或分裂；在受困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同美国长久对抗。
上述基本态势造成了阻碍中美关系改善的两种对外政策文化和心理。
就中国来说，或许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所说，中国目前有一种强烈的 “受害者心态”。不少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得不到超级强国的承认和尊重，并因此感到忿恨；他们对周边一些战略联盟感到疑惧，认为它们完全或主要是为了遏制和包围中国；他们总是用制衡概念来设想对美战略；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伴随国力的提升而高涨，急切地希望改变世界格局。
而就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来说，它缺乏容纳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强国的历史经历和精神准备，对外关系方面的政治文化传统阻碍它平等地看待非西方大国的人文根底、基本价值和民族活力，而与它空前超强地位相伴随的“权力的傲慢”和对多极化趋势的强烈戒心，也不利于它合理地对待中国的崛起。
和平竞争实现和平崛起
显然，美国的单极霸权野心和中国的多极化追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对中国来说，多极化的意义在于：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历史可能为中国提供一次真正崛起的机会，即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和政治—军事强国。
当然，在中国崛起的机遇期中，下述两大现实将相辅相成：一是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霸权，二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鉴于国际力量对比不会很快改变，为此，要恰当确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即邓小平同志讲的，不当头，不把自己摆到与美国对抗的位置上；同时，要有所作为，不失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本质。正是这一根本方面，使人可以对21世纪前期的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中美两国既不彼此大战，就必须、也必然学会经久地协调共处。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旧代新的斗争。中国必须加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取得并保护自己的利益，并积极参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不仅不能作“挑战者”，中国还应致力于构建良好的大国伙伴关系，其中包括良好的中美关系。那种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同美国正面抗衡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
(作者为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