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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程苓峰
当三星、现代、LG等韩国民企在70年代进入重工业的时候，政策扶持、银行贷款、市场机会尽皆举手可得；经过30年的发展，它们现在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明星企业，成为韩国崛起的商业标志。
30年之后的21世纪初，复星、东方希望、鄂尔多斯等中国民企也开始进入重工业，但是它们面对的，是政策限制、银行拒贷、国企封杀。在这样的环境下，再过30年，它们能否成长为世界级的明星企业，成为中国崛起的商业标志？如果它们不行，还有谁？宝钢、中铝？
同样是21世纪初，韩国也出现民企大批进入重工的大潮。所不同的是，韩国民企是在政府主导的民营化中、以优惠的价格接手国企，而中国的民企却只能在“投资过热、宏观调控、环保问题、重复建设”的牵绊中再次于国企甚至外资的对垒中输掉一阵。建龙退、杭钢进；铁本在常州被查处闲置之时，来自澳大利亚的博思格在苏州开张。
当现代创始人郑周永在70年代被给予“英雄”、三星董事长李健熙如今被给予“经济总统”的赞誉时，中国传出的是企业家群体的惶恐与不安；定点离任、违规MBO、未经审批、非法投产，仰融、孙大午、戴国芳……
由此，我们决不难理解在中韩两国调查中，中国的企业家对政策、资金、原材料所施以的特别关注，和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性忧郁。而这样的忧郁，很大程度源自外部环境。他们对此难有作为。
其实，相比于30年前的三星和李炳吉吉们，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有理由做得更好。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经过20多年的市场锤炼，是在和大牌国企和外资巨鳄的惨烈拼杀中成长起来的；更雄厚的自有资本、相对健全的股市、以及引进外资的开放平台，都无一不是中国民企建功立业的优越条件，王林祥、郭广昌、刘永行们也无一不在向外界证明通过市场途径筹集资金实现重型化的可能。但是，也许仅因一张红头批文，就能让英雄一身功力全无用武之地。
韩国政府一直对民营企业给予全力支持、并在经历挫折后回到全面私营化的落点，中国的政策和商业现实还仍然抵抗着这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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