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承受能力是否已被高估

　　□时寒冰

　　最近两年，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正在提高，但是，我们对民生问题依然缺乏一个系统而实际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我们处在一个涨声四起的时段。水、电、天然气、油、煤等在上涨，房价在上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甚至连粮、油等都在上涨。与此同时，税收也在快速增长。近10年来，我国GDP增速平均大约为9%左右，而税收年均增速则高达近20%，几乎为GDP增长的一倍多。而且，现在税收快速增长的冲动依然十分强烈。

　　这意味着，民生问题正在面临着几个方面的挤压：其一，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的滞后。其二，社会保障机制的残缺。其三，资源性价格的持续上涨。其四，税收的快速增长。其五，民众工资收入的缓慢。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断蚕食着民众的承受能力，使其变得日益脆弱。

　　对于某种具体价格的上涨，曾有几位部委负责人公开表示，涨幅在百姓可承受范围之内。问题是，我们对老百姓的真实承受能力究竟了解多少？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坦言：“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遑论普通百姓？孤立地看待某种价格的上涨，其所带来的压力或许在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之内，但是，当所有的压力集中在一起呢？我们现在缺少的恰是观察老百姓实际承受能力这一至关重要的指标。

　　一些垄断产品价格在上涨时，有关部门打出了与国际接轨的旗号。问题是，我们缺少一个重要前提———我们的收入和公共福利尚未与国际接轨。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而美国工资占GDP的比例则在50%以上，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是其国民收入高和公共福利、社会保障机制健全的结果。如果忽略这一重要前提，把对拉动内需的期望，更多的寄托在空泛的鼓励和引导方面，只能是徒劳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虽然是一个低工资国家，但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相对公平的福利分配机制，大大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改革以后，医疗、住房、教育等等相继走向市场化，相关成本被转嫁到公众身上，而民众收入的市场化步伐却相对滞后，比如，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这就是老百姓生活虽然明显改善，而压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去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网站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3.3%的人表示目前生活用品的价格“偏高，但仍可承受”，39.7%的人则表示已经难以承受。一些经济学家在解读这一数据的时候，认为是生活用品与人们关系十分密切的缘故，笔者则认为这是价格上涨与民众收入增长快速背离的结果。另一个数据或许更能说明这一点：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我国曾经设想的民生路径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但是，长期对民生问题的忽略，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金的浪费和低效率，使民生问题的解决不断向后拖延。有全国政协委员指出，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增长了整整87倍。如果将民生问题放在更重要一点的位置，行政成本快速增长的冲动或许会受到遏制。

　　民生问题即发展问题。日本经济从5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高工资提高了国民的消费能力和国民的敬业精神，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而持久的活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说明，国强民富乃是相伴而生，国强必须有民富作为基础。

　　因而，在现阶段，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对民生问题的定位，首先应该对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作出综合评估，正视民生问题的紧迫性，以务实的态度加速民生问题的解决。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