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我们期望怎样的经济增长

　　主讲人 夏业良

　　理论的演进

　　以亚当·斯密、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classical growth theory)认为，实际GDP暂时增长，并且当人均GDP增加到维持生存水平之上时，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可能出现的人口爆炸最终将使人均实际GDP下落到维持生存的水平，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

　　在古典增长理论中，当实际工资率高于维持生存的实际工资率时，人口显著增长。人口增长带来了劳动力的显著增加，并引起劳动力的收益递减，因此劳动生产率最终下降。这种悲观的的含义使得经济学被称为“忧郁的科学”，其悲观的含义是，无论发生多少技术变革，实际工资率总是要下落到维持生存的水平。

　　集中关注劳动力市场与人口增长的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变革和资本积累看作增长的

　　而新古典增长理论(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纠正了这种遗漏。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是由于技术变革而引起的使人均资本增加的储蓄和投资水平的提高。如果技术进步停止，增长就不再继续。剑桥大学的弗兰克·拉姆赛(Frank Ramsey)在20世纪20年代首先提出这一理论，后来MIT的罗伯特·索洛在1950年代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最普及形式——索洛模型。

　　新古典增长理论把劳动力市场作为背景，由此降低了它的地位。同时该理论把资本、投资、储蓄和利率放在中心地位，由此揭示了这些资本市场变量与实际GDP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的相互作用。该理论对其古典先驱的最大突破是关于人口增长的观点，尽管人口增长率受经济因素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的那样简单和机械。

　　经济对人口增长之影响的关键，是育龄妇女时间配置的机会成本。随着妇女工资率的增加和工作机会的扩大，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明显增加。面对较高的机会成本，绝大多数家庭选择少生孩子，出生率因此而下降。技术进步带动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增加，并引起延长寿命的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变革率影响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并不影响技术变革速度。

　　所有经济体最终将可以得到相同的技术，而且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以寻求可以得到的最高实际利率。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意味着：全球的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将趋同。

　　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认为，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是因为人们在追求利润中所做出的选择，而且增长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现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的保罗·罗默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但理论的思想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约瑟夫·熊彼特所开创的研究工作。

　　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我们永无止境的欲望所驱动的，这种欲望使我们总是追求利润和创新。这一过程不断带来新的更好的产品，同时引发新企业的创立和旧企业的破产或退出。在此过程中，工作岗位不断被创造出来，也不断被消灭，人们获得更多的闲暇与消费。

　　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德(Borland)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一文，这一分工内生演进的模型被称为杨—博模型，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模型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而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结果。

　　生产率增长的源泉主要有四个：资本积累的增加(投资)；更高的劳动力素质；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技术变革。1973年以来，美国几乎全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来源于资本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改善和对研究与开发的支出。爱德华·丹尼森有关美国1929-1982年之间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是：全部增长的26%归因于“知识进步”，而研究与开发对生产率(每一工人平均产出)的相关贡献大概是这一比例的两倍。尤其是最近10年来，人力资本的相对作用增加了，而物质资本的相对作用则下降了。

　　经济增长意味着福利的提高吗？

　　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意味着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绝对提高，由于经济增长本身带来一定的成本和收益，在特定的时点中，完全有可能是增长的成本与收益相近，甚至超越收益。根据2004年的一份福利指数报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的收入差距不断在扩大，同时用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社会交易成本也在明显增加。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曾指出：背离经济效率原则的两个最重要的理由是程序偏好和所得税体系的失效。随着一个国家在法治、自觉纳税意识和税收监察方面的发展，其所得税体系的效力也许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于是再分配目标就可以较少地依赖有损效率的政策来实现。

　　目前我国社会中经济增长的地区性差异相当明显，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之间以及乡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矛盾显得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似乎并没有理所当然地带来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显著提高，社会弱势群体不能对应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收益。

　　经济增长只是实现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主要手段，而不应当成为各级政府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而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才是政府所应当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同时我们应当尽快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目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步转变为以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效益增进型增长模式。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讲人推荐参考书目：

　　(1)格里高利·曼昆 著《宏观经济学》梁小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迈克尔·帕金 著《经济学》(第5版)梁小民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

　　(3)杨小凯/张永生 著《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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