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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傅勇
最近，收入分配问题再次被不可避免地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新近发言的政府官员兼学者大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被夸大了。
国家统计局主要负责人说，虽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但中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主要原因，而城乡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低于0.4，社会仍然是稳定的。可是，现实正是城乡差距这个收入不平等的最大成分诱发了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即“三农”问题，并成为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因此成为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那么，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认为城乡差距不重要而应该在计算基尼系数时扣除呢？
央行的官员近日也提倡，应该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各个地区的真实收入差距。他给出的例子是，在北京要卖到150万元的一套住宅，在西北某个小县城也许只能卖到10万元。因而，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在他看来，如果只看到这种被夸大的基尼系数将会对改革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购买力平价通常是被看做是一种汇率决定的经典理论，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基尼系数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物价在国内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价格正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内地小县城的同等质量房子为什么便宜？我想，大多数人所能够想到的答案就是因为当地经济不发达。也就是说，因为落后，所以房子才便宜。
这样看来，北京150万元的房子在小县城只能卖到10万元正好表征了北京和小县城的收入差距高达15倍之多。
其实，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轨经济来说，收入差距在一段时期里高企是正常的，符合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库茨涅兹曲线”的经验观察。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回避矛盾，任意更改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如果目标是得到更低的基尼系数，还能够想到不计其数的方案。显然，这样做无异于采取自欺欺人的“鸵鸟策略”。
进一步看，现在全国上下之所以对收入差距极度关注，笔者认为，并不完全是因为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在于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不合理因素导致的。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指出的，机会不平等将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些与人们自身的素质和努力无关的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当然是社会不满所指的焦点。
在这里，值得联想的是美国人对收入差距的态度。根据最近一期《经济学家》杂志的报道，美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4的警戒线，然而，人们似乎倾向于泰然处之。一个明证是，虽然在美国只有1%的人需要缴纳遗产税，可是不久前有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国会废除这一税种。原因在于，即便是生活在警戒线之下，只要努力就能致富的“美国梦”依然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理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一段时期内较高的收入差距仍然持续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合理收入差距持续加剧。调查显示，现在有七成以上的人对《反垄断法》抱有期待，可以想象，在反腐败问题上会有更高的共识。只要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所谓的“仇富”情绪就会大大减弱：人们对一位企业家的厌恶程度要远远小于对一个贪官的厌恶。
因此，要让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民，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都能公平地分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是改革发展的题中之意，我们没有理由通过“巧妙”的计算方式把他们的诉求排除在外。毕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基尼系数应该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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