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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这是一句来自政府官员的真话。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说，当前土地违法反弹现象比较严重，执法形势相当严峻，目前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政府违法占地问题突出，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同时，土地违法中，侵犯农民利益现象严重，低标准土地补偿和拖欠征地补偿费现象比较普遍。(《新京报》
4月16日)
“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在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浪潮中，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标下，土地交易日益频繁，土地征用量大面广，积聚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以至导致恶性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成为土地腐败和土地掠夺的直接责任者。而且，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征用，几乎全都以侵犯农民利益为主要表现，并从这一掠夺行为中，满足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获取钱财与政绩的私利追求。
之所以土地违法现象严重，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缺乏可靠保护，法律排除了农民转让或出租土地的权利；二是惊人的获利空间让公共权力私有化获得巨大动能，监督的空洞乏力与惩处的形式主义，更加剧了这一权力天生的私有化趋势。归结起来就是：农地转让的公有化与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两者既有“合谋”关系，又有“共生”关系。
国有土地可以批租给市场，集体土地却只能由地方政府“代理”。当前，农地要转为非农业用途，合法通道只有“国家征用”，实际上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征用。因为农民以及农民集体，是没有转让或出租土地权利的，虽然他们是该土地的所有者。换言之，农地已经被法律置为砧板上的“待宰羔羊”，“所有者”的财产处置权，只能任由法定的惟一“代理者”随意行使，而没有任何反抗或主张的能力。由于权利和信息的不对等，完全主动的地方政府掌握了对“公共使用”(征用的前提)、“公平补偿”和“法律程序”的“最终解释权”——“代理者”越权轻而易举，傀儡“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自然得不到保障。这是土地违法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
农地转为工业用地，特别是城市建筑用地，地价飞升，动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无论是出于金钱目的，还是政绩目的，地方政府都有违法占地的驱动力。前者自然不言而喻，后者在“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土地转让利益分配体制下，同样如鱼得水。公共权力虽然是全体成员共同契约的产物，但是并不必然保证一定为公共利益服务。因为政府官员不是“完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仆”，巨大的利益诱惑与缺少必要的约束，让公共权力私有化在土地交易领域异常泛滥。
土地是农民拥有的最宝贵财产，衣食之所出，生存之所系；然而最宝贵的财产，农民却没有自我处置的权利，更不能享有任何处置收益。这一违背公平的悖论一方面使得腐败盛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日新月异，农村山河依旧”、农民收入增长始终缓慢。让农民对土地拥有处置权，不仅是遏制土地交易中公共权力私有化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发展的可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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