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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
经济学家樊纲最近说，“不能让网络言论左右国家政策”，一时引来议论纷纷。
据笔者考察，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策制定的实际主体发生向下转移，这已经为当前世界各国的经验所证明。换言之，政策制定主体经历了从精英到共同体，再到公众
的转移，这种向下的转移路径，恰恰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民主化的发展。考虑到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我国正处于由精英到共同体的艰难转变阶段。近来发生的有关改革的争论，皆是这种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现象在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就是：精英与公众意见的公开分裂。其实，这是一种粗糙的划分，并不精确。结合当下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来分析，目前，真正公开的分裂发生在精英与共同体之间。简略地说，共同体就是当下的普通知识分子。从这一点上说，樊纲教授的判断没有错：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那是中国最底层的公众，毕竟网民在中国也才一亿多一些，还有十多亿人是在网的外面。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条件的，目前还无法完全实现所有公众都能参加公共选择，因而只能先过渡到普通知识分子，这也是最难的阶段。现在的问题是：精英为何与普通知识分子(网民的代表)开始出现公开的观点分裂呢？而且这种态势还有愈演愈烈的迹象，这倒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种分裂反映了传统的精英垄断的政策制定模式开始出现广泛的信任危机，精英们对网络的攻击本能地产生抵抗。而直接颠覆与挑战精英垄断地位的，恰恰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因此，精英们对以网络为主要传播渠道的知识分子大加讨伐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以往的政策制定被精英们高度垄断，几乎所有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皆出于精英之手，当这种格局被知识分子逐渐消解的时候，精英们怎能不万分厌恶网络？关键问题不在于谁制定政策，而在于这个政策能否反映公众的利益，遗憾的是改革的事实充分证明：政策制定的精英垄断，使真正的政策受众在政策制定中缺席了，这些缺席的政策受众，被迫承担了所有政策失误的后果。这也是当下人们广泛争论改革的深层原因所在。
对于樊纲教授的观点：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笔者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难道精英们就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更何况在以往的政策制定中，精英们哪一次不是打着为公众着想的旗号？可实际效果如何？当前出现的各种困境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从社会学分层的角度来说，精英是居于社会顶端的少数人群，而普通知识分子则居于社会的中层，广大公众居于社会的底层，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网民作为民意代表，至少比由精英作为民意代表更接近公众的真实生活。另外，当下精英与网民的矛盾，揭示了目前推进政策制定模式转型的难点所在。毕竟，普通知识分子离精英的距离要比公众离精英的距离近一些，也更能发现精英们的利益所在。
精英们与普通知识分子观点的明显分裂，并非坏事，恰恰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巨大进步。正如美国政策专家达尔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都相信，人民与其政府之间惟一适当的关系应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那么霸权政体的可能性就肯定很大，也就不可能有公开争论的空间。因此，只有打破精英政策制定的垄断，那些长期作为缺席者存在的广大公众的声音才能被倾听，我们制定出的各项政策才能更真实地贴近民意。同时，保持对缺席者的倾听，也是政策制定的道德底线，只有这样，政策才能真正体现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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