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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偏居黔西一隅的农场村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已成功“生产”出近500名大中专学生，其中不乏硕士。很多年过去了，虽然从村子里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但农场村贫瘠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年人均收入仅有几百元。有人把村里的贫瘠归咎于“状元”们的反哺空白，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哀”！(《贵州都市报》4月12日)
我很欣慰能读到像农场村这样一直保持着重教重学好传统的中国乡村故事，正如村民们自己所说，“贫穷！贫穷！改变现状的最好出路就是读书。”穷则思变，让村民们选择了读书，然而，“状元”辈出却并未能改变贫困。愿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无疑让“思变”后的读书选择充满了“变数”。我不知道，“读书无用论”是否已经在这个保持着重教重学好传统的贫穷乡村大面积泛起？不久的将来，同样是出于对富裕生活的渴望，人们“思变”的选择会不会变成“轻教轻学”？
从整体角度看，“状元村仍是贫困村”是一个读书效应辐射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反哺空白”——读书改变的只是那些娃娃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这固然可以被称为“一种悲哀”，但不是吝啬和自私意义上的悲哀，而是由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决定的。与西洋社会“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的“团体格局”不同，我们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因此，“状元”们自己获得的读书效应多寡，直接决定着辐射出去的读书效应的远近和薄厚。换言之，“读书改变自己命运”是“读书改变家人命运”、“读书改变村庄命运”乃至“读书改变国家命运”的前提。这和古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
于是，“状元村仍是贫困村”问题的核心，最后仍然要归结到“读书改变自己命运”这一命题上来。我们知道，教育的高收费和教育的不公平累积成了教育的高投入和高风险，而就业难和工资低又累积成了教育的低产出和低效率——此时，“读书改变自己命运”都非常成问题，“状元村仍是贫困村”就实在不值得奇怪了。当今形势下，跃过龙门的“状元”们早已不再衣食无忧，而是必须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考验，还要和所有社会人一道去为生活而奔波，为生存而苦恼。“状元”已成“浪得虚名”，“状元村”的命运自然难被“知识”改变。
大学生不能按时归还助学贷款时，我们批判他们失信、无德；大学生无力改变家乡命运时，我们又斥责他们自私、忘恩。这是不公正的，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暴力。归根结底，“状元村仍是贫困村”隐喻的仍是教育负担的沉重，是知识价值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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