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青年读者是我的希望

　　□本报记者 杨时旸

　　《财经时报》：你一直称自己的写作是“新实验”，显然你已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模式。你还认为你今天的创作是一种实验吗？这种实验还会永远持续吗？

　　残雪：现在依旧是实验，这种实验会一直持续下去。我的作品本身就是实验，那是 一种暗无天日的写作，是一种向内挖掘的写作。但是也许在多年之后，它会成为文学中的主流，我是指文学价值上的主流而不是说商业的。

　　《财经时报》：你说自己的写作方式是类似于巫术的“自动书写”，又说这种写作需要一种天生的逻辑能力，这是不是相互矛盾呢？

　　残雪：完全不矛盾。真正的逻辑能力来自西方，只有西方的文化中才有那种真正强大的逻辑能力，而这种东西在东方的文化中是缺失的。我们的文化总把直觉和逻辑截然分开，认为直觉与逻辑是相互矛盾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强大的非理性和强大的逻辑能力是共通的。

　　《财经时报》：你一直在强调你的师承是西方经典文学，并认为要搞真正“人”的文学，除了向西方学习外别无他路。你是不是认为西方与东方的文化传统等是有高下之分的？

　　残雪：确有高下之分。中国的文化中缺少自省的因素，缺少个人或自我的意识。而西方文化则强调这些，西方文化更能从人性出发，而中国的传统被天人合一的思想弄得混为一团。我们总是不能虚心向西方学习，总是认为自己的东西比西方的好一点，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想，虚心向西方学习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财经时报》：你一直说自己的作品是向内的，是更能切入本质的作品。那么你是否认为你的作品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作品也有高低之分呢？

　　残雪：当然有高低之分，我这类作品当然是更高级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只是停留在描述事物表面的层次上，而且大多是那种单一的线性的状态。比如写一个人就只是分好人和坏人，并没有写成一个立体的人，没有探究人性中的多层面。即使《红楼梦》也是如此。但是我的这类写作是深入精神本质的，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是更具有文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的。

　　《财经时报》：那么可不可以把你的作品理解为“哲学作品的文学化”呢？

　　残雪：不能那么理解。我的作品还是文学的，不是哲学的，是纯文学的东西。虽然文学和哲学不能截然分开，但我的作品还是在文学的范畴内。

　　《财经时报》：外界把你说成是“中国的卡夫卡”。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残雪：如果在国外，这种说法就是一种褒奖，但在中国他们这样说，其实是一种贬义。他们认为我的作品看不懂不知所云，所以才这样说。

　　《财经时报》：你是否认为在中国有很多批评家根本没有读懂你的作品？据你所知，你的大多数读者是那些人？

　　残雪：那些评论家当然有很多没有看懂我的作品。他们根本没有那样的气质来解读我的作品，只会弄出一些新名词来唬别人。只有少数的人真正理解我的作品，他们大多数是一些青年，他们没有被现实磨尽，仍然能进入那个潜在的精神世界。他们也是我的希望，我希望他们永远都能在现实面前保持这种精神世界的存在。

　　《财经时报》：你写完稿子之后会改稿子吗，是用电脑写还是用笔写作？我很难想象你用电脑的样子。我一直设想你是在一间堆满书的小屋里，在一盏昏暗的灯下，用一些破纸在写东西。是这样的吗？

　　残雪：我是用笔写，你的想象很对啊。我就是随便写在什么纸上。我不改稿，写完就是那样。其实用电脑也可以，但是因为年纪大了，学习电脑比较困难。现在我丈夫有时帮我打字。

　　《财经时报》：你现在的生活主要靠写作吗？作品在国内的销量还可以吗，是不是主要靠国外的版税？

　　残雪：对，我就是靠写作生活。版税还可以，主要是国内的，国外的版税没有多少，我的书一般可以销一万册，常规的可以销4到5万册。读者不断增加，很多书都会重印的。我每年都会出版几十万字的东西，现在正准备出版卡尔维诺的阅读笔记，我以前评论卡夫卡的书卖得也很好。我就是锻炼好身体，然后拼命写作，这就是我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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