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的红与黑

　　□ 赵维星

　　适逢《我与胡适先生》出版，记者有幸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见到了88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签售新书。早晨，已经有很多人排起了长队，不少人争相前来合影握手。遗憾的是，周汝昌先生已双耳失聪，听不到声音，只能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采访中，每个问题都需要周汝昌的女儿周伦(山+令)转述。周汝昌听不到，看不清楚，说话速度很慢，他把回答快速写在纸上，我根本不认识。“他的字只有我一个人能认。”周伦(山+令)说。

　　无疑，眼前这位老人让人恍惚想到了《红楼梦》中的某个场景，一种类似的悲剧氛围油然而生。

　　“红”与“黑”的悲剧人生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周汝昌说。

　　而这个“悲剧”的开始应该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那时他就爱听母亲讲述《红楼梦》里的故事。20年后，他和《红楼梦》的缘分逐渐明晰。

　　他在书中写到：“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6首直接咏及曹雪芹的诗。”

　　他兴奋不已，由此沉醉红学，一生不醒。周汝昌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的一段佳话。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与《红楼梦》结缘后，周汝昌的坎坷人生也由此开始，双耳失聪，后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仅靠右眼0.01的视力支撑他治学至今。一部《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成了“红人”。

　　但《红楼梦》也曾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学”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

　　1954年周汝昌被中宣部特电从四川大学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编辑。后来批俞(平伯)、批胡(适)运动逐步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典型代表。这个巨大的转折发生在他34岁时。后来他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直到1970年，才被周恩来调回北京。15年时光，他就这样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但他从未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

　　他说这是悲剧，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是他和《红楼梦》及曹雪芹“前情未了”与生俱来的宿命。

　　我早就不是红学界的人

　　是什么魔力让周汝昌60年来一直坚持红学研究呢？笔者不禁好奇。

　　“你别说他是红学家。他不太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周伦(山+令)立即说。

　　周汝昌解释道，“红学家”本是清末文人的一个戏称，在庄重的学术领域里不会采用它。正因为如此，沿袭以此称人者大抵带有玩笑乃至讥讽的意味。而且，它所包含的实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钗黛争婚”式的假《红楼梦》之闲谈漫论类；二是“索隐派”的种种奇谈怪论、猜谜破闷——这都与“学”毫不相涉。

　　周汝昌不愿作这样的所谓“学者”。周汝昌治学的范围较广，其宗旨都是探索中华民族传统大文化的精神脉络，“红学”只是这一宗旨的汇归、结穴，世俗所指的“红学家”并无此义。

　　“我早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一年，1987年回来之后，我就向文化艺术研究院谈了我的愿望，不想在红楼梦研究所了，我退出。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利害关系。一般的群众对红学也不了解，认为你们这些人吃饱了没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恋爱……这简直是糟透了。” 周汝昌叹息着说。

　　如今，强调“做自己学问”的周汝昌，已经和红学界的一些专家没有共同语言了。

　　常人眼中的疯子

　　周汝昌的研究，涉及了史学诸多领域，尤其是清史学、满学、八旗学，甚至还包括文化学、氏族学、谱牒学等，于是有人评价他：“他已不再是红学界的人，他研究的是中华文学。”

　　的确，周汝昌已经跳出了世俗的红楼梦研究的小圈子，但他对红学的迷恋是矢志不渝的。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红学研究中，生活中的周汝昌对红学同样爱得无法自拔。在常人看来，他简直是一个“疯子”。

　　周汝昌每年都为曹雪芹过生日，却不知道夫人和女儿的生日；他每年大年初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为曹雪芹上一烛香；他生病不信医生，自己按照红楼梦里的方子抓药来吃。

　　一位熟悉周汝昌的人说：“周先生是个全才，书法家、诗人、金石家、画家、兼有多种身份。他的书法，我所看到现在挂在他们家里的，全是《红楼梦》里的诗和他自己写的红楼诗。周老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爱与憎，也是分明不过的。作家出版社曾出版一本清代画家孙温的绘本红楼梦画册，是全本一百二十回的。曾请他为每幅画题诗。他说，我只题前八十回好不好？出版社说不成。后来他把前八十回用了七言，后四十回用了五言，一下子就泾渭分明了。而且前八十回用的是赞美的语言，而后四十回多半是不屑的。”

　　从这位人士描述的逸事来看，周汝昌先生的确是够“偏执”的。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中国著名红学专家，有多部红学专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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