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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们热议百年诺贝尔四百多位获奖者为何中国本土科学家与之无缘的时候，10月9日《新京报》曝出一个惊人消息：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振鹤撰文《评审人与评审意见可以随便泄露吗》，指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某项评审中的否定性意见，却被连意见带姓名泄露给了项目申请人，惹得申请人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承认申请书写得有问题”！周教授为此公开提出“我愿借此机会，要求将我的名字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专家库中除去。”
这不过是权力主导科研的一个小小缩影。长期以来，我国科研机构和课题的设置，都与严重的官本位有关，既有强烈的计划色彩，又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课题也分国家级课题、省级课题等等。不同的级别给不同的职称数，不同的级别给不同的研究经费。然而科研机构和课题论级别，科学本身却不论级别！病毒也不认级别，社会问题也不论级别啊！
权力主导下的课题制度最容易导致三个方面的“公地悲剧”：一些人类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由于不合“我”的意志，被有意地搁置甚至划定禁区，而一些虚科学伪科学却被大肆提倡。比如每年耗巨资、几百位“科学家”进行的“现代化程度”“研究”即是一例。而原本在经济学、文学等不需要多少经费只需要思想和表达自由的领域，是最有希望得奖的。
纵有一些真问题，但由于掌管课题分配的人并不需要真正对国家投资负责，所以课题分配就难免倾向于跟自己关系特别的人、“攻关能力”特别强的人，而未必是真正适合该课题、有相应研究能力的人，甚至出现本文开头的泄密事件。
大量研究课题被学术官僚所垄断。在学界，向来是有官位即有学术地位。官学不分，官与学在一个人身上不断变化，互相利用和促进。
更要命的是，权力主导的科研体制，不仅使公立科研机构和项目出现大量公地悲剧，而且严重窒息了民间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科学领域就不用说了。自然科学方面，权力不仅垄断了经费，更通过信息垄断垄断了课题本身！以2003年中国科学家在SARS研究面前整体打了败仗为例，当时作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首任所长、“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杨焕明认为，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上，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争得世界第一。然而，在SARS研究中，中国的首创记录全部为零。因为面对SARS，我们许多有责任心、不怕死的科学家却只能隔岸观火，因为他们根本要不到病毒样本。杨焕明的创业伙伴、基因组所副所长汪建博士为了寻找病毒标本，数下广东，都无功而返。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只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是病毒标本的合法持有者。不得已，在2003年4月初，他们私下通过朋友，从北京某研究院极其隐蔽地“偷”了一点样本，“好像在进行特务活动一般”。4月15日，他们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送来的病毒样本后，不到36小时内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作为中科院下属的科研机构尚且如此，一般的民间科研机构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与研究机构行政级别化、计划指导化相适应的，是许多科学家包括一流科学家失去对科学的敏感性和进取心。科研机构长期养成“等任务”、争上级“课题”的习惯，科学研究中的发现力和创造性，早已让位于权力和实际利益的争夺；整个科研体制，也早已形成“官员比研究人员更高明”的可悲事实。
童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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