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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
2005年10月10日19点30分，当我又一次机械地刷新诺贝尔奖官方主页的时候，结果竟然出人意料地蹦了出来。看来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确是制造惊喜的行家里手，本来官方主页上的信息是“经济学奖最早会在下午1点放出”，算上时差，诺贝尔奖显然是“早产”了。
再瞟了一眼详细内容，我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得更大了。罗伯特·奥曼(RobertJ.Aumann)、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这显然与我脑海里先入为主的一长串名字相去甚远，看来巴罗、罗默、克鲁格曼、曼昆、萨金特、巴格瓦蒂这些耳熟能详的热门人物还得继续漫长的守望生涯了。
细想之下，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选择也并非冷门。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林德伯格对授奖原则的一个总结性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领域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五块：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跨学科研究、经济分析新方法。2004年得奖者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领域在于宏观经济学，2003年得奖者恩格尔和格兰杰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分析新方法，而2002年得奖者卡恩曼和史密斯的研究领域在于跨学科研究。秉承“风水轮流转”的“轮换制”，瑞典人将橄榄枝抛向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两位泰斗也算是情理之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给两位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的评语是：“通过博弈论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应该说，博弈论是微观经济学领域如今最炙手可热的分支，而2005年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一领域的“梅开二度”。虽然1994年的经济学奖颁给了因《美丽心灵》而家喻户晓的纳什和另两位并不为人所熟知的海萨尼与泽尔腾，但他们的得奖理由显然并不能包括博弈论博大精深的全部内涵。“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1994年得主的得奖小结毫无疑问忽视了博弈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合作博弈，而这正是奥曼和谢林关注的焦点领域之一。
自从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基础以来，合作博弈一直是公认的研究起点，但随着上世纪50年代以后非合作博弈的逐渐兴起，合作博弈逐渐在“纳什均衡”的光环之下黯然失色，非合作博弈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主流地位，而合作博弈日趋沦为乏人问津的理论鸡肋，以至于很多博弈论的教科书都会在第一章简短地介绍了合作博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声明：“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的博弈都指非合作博弈。”
但合作博弈的相对冷门并不能掩盖该理论的重要性。其实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假设不同，前者假定存在有约束力的协议，探讨合作团体在相互影响之下的决策形成和利益分配，而后者假定不存在有约束力的协议，探讨相互影响的个体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之下的决策过程和最终获益。两者作为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理论区域，对于解释不同经济环境下的策略行为各有所长，共同构建了博弈论显赫的理论地位。
当然，奥曼和谢林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方面都有不凡的造诣。瑞典皇家科学院特别提到了奥曼在重复博弈理论中的贡献，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长期关系中的合作比单一相遇中的合作更易于维持？”；特别提到的还有谢林的“谢林定理”，这个认为“主动约束自己随意性和自主性反而会增强自我主动性”的理论正好与“欲取之，必先与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智慧不谋而合。这些理论对于贸易战、价格战林立的现代经济社会中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益的有效分配，显然都具有不容小视的现实意义。
所以，从奥曼和谢林的理论贡献来看，获得诺贝尔奖的确是众望所归。实际上，就连他们的年龄也不是冷门，按照诺贝尔奖的惯例，功成名就的学者只有在花甲之年才能得到评奖委员会的青睐，毕竟经济理论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实践检验。75岁的奥曼和84岁的谢林没有破坏这一惯例，他们的得奖至少告诉后辈：赢得诺贝尔，除了过硬的理论功底，耐心和健康都不可或缺。而且，最重要的是，牢记在心：诺贝尔奖，没有冷门。(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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