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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 伟
无论是从统计数据的显示上，还是从现实经济生活的感受上，我国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加速扩张的冲动都是不争的事实。就加速发展的积极意义来说，这是新时期地方政府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发展是硬道理的必然。但是为什么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能力限制的扩张冲动往往能够实现？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地方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权利、责任、利益等的独立性越来越明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越来越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利益“剩余”的索取者和控制者。也就是说，追逐扣除地方经济发展的所有成本及上缴费用后的剩余，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因而，地方政府行为越来越接近企业行为，越来越以追求地方政府收入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否则，地方政府的全部经济、政治、文化冲动和目标，都难以实现。可以说，这种追求地方政府收入最大化的行为目标，是地方政府具有强烈扩张冲动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这种冲动如何能够成为现实，或者说，以怎样的途径来实现强烈的扩张？症结不在于地方政府力图加快发展，而在于地方政府能够不受自身能力的约束而超速发展。那么，这种超越自身能力约束的超速发展的可能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首先，根据我们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研究，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与当地人均GDP所标志的已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高度不相关。也就是说，各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与当地的储蓄能力高度不相关，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小，根本不取决于各地已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在此基础上的储蓄能力，推动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不是来自各地储蓄转化而成的相应的各地的投资。那么，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靠什么力量推动呢？主要依靠外地资本的进入，即招商引资，这就是为什么各地竞相招商引资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就使得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根本摆脱甚至远远超越当地发展水平的限制。这是地方经济扩张能够超越本身能力约束的原因之一。
其次，GDP增长的加速通常以固定资本形成加速为先行条件，固定资本形成速度的提高，是经济增长加速的领先指标。根据我们的观察分析，我国各地之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形成的变动存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我国现阶段从总体上看，越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GDP水平低)的地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越快。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近些年来，在我国不同地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速度的排行中，排在前八位的依次是：宁夏、西藏、青海、贵州、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都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而京、津、沪及沿海较发达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不再领先，上海基本名列全国最后一名，近几年固定资本形成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5%，远远落后于同期全国平均(10.7%)水平。这一方面固然与已有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基数存量大小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落后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加快不仅不受当地落后的发展水平限制，而且呈现负相关态势。这是为何地方经济可以超越自身约束来实现超速扩张的又一原因。
其三，从体制上来说，我国的金融体制对货币和资本的控制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垄断基础上的垂直控制，银行及金融机构大都与地方经济相互割裂，难以直接兼容，因此，当地的储蓄与当地的投资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特征越是在强调加强宏观调控、强调监控金融风险、强调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强调金融领域权利集中的时期，越是明显。这也就在金融体制上割断了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地方固定资本形成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地方人均GDP水平及储蓄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当地经济能力之外寻找加速发展的动力。这是地方政府之所以往往超越当地经济可能而超速发展的另一原因。
还可以找出其他多方面解释为何地方政府能够具有强烈扩张冲动的原因，使得我国地方经济发展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活力。但在这种地方活力的背后，特别是在各地均具有超越自身能力约束的发展速度冲动，而这种超越自身能力约束的冲动又往往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经济均衡的困难自然会加大。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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