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对外经济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保持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GDP增长了9.29倍，达到136515亿元人民币，平均年增长9.38%，人均GDP约1270美元。

　　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1548亿美元，外贸多年来持续顺差。2004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606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3.3%。

　　改革开放和持续20年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积聚了能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之一，第一大外国直投投资吸引国和第三大贸易国，在目前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攻坚阶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含义：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仅是初步建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二是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在一段时间内，国家要通过支付更大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等)的方式换取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快速发展存在不稳定因素；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组，导致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四是加入WTO后，我国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世界开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带来了对我国对外经济结构的冲击，需要我们进行深层次思考。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我们在入世后过渡期中的重要任务。

　　外贸扩张中的结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已经达到三分之二左右。对外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贸易顺差达到320亿美元。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两次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已经实现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从粗加工、低附加值为主向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化。1995年机电产品首次超过

纺织品，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2002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首次超过纺织品出口，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但是我国在强劲外贸扩张中仍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当前我国外贸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制成品的增长仍然停留在粗放型增长上，并没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等实现集约型发展。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我国2003年进口信息产品元器件527亿美元(其中80%为集成电路)，占国内总需求的90%，元器件的外贸逆差达417亿美元，而同一年电子信息整机出口的顺差为324亿美元。而出口的整机产品绝大多数都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外国品牌产品。笔记本电脑、手机、显示器这些重点产品，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所占比重为99.84%、97.75%和82.03%。2003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前10名企业全是外商投资企业。前10名企业的出口金额达到280多亿美元，占我国2003年出口总额约6.4%，占该年度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约四分之一。说明在这个产业中，我国技术水平整体落后，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依靠进口。据调查表明，经济发展较高的国家，出口促进增长的作用较明显。但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并不总是促进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对出口数量指标的追求导致了各地、各企业之间的廉价竞争，在庞大出口能力背后，是单纯价格竞争手段和很低的出口效益，不仅国家利益流失，还导致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摩擦加剧，反倾销不断。

　　外贸结构布局折射出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制造业的扩张，20年来，主要是FDI和出口扩张支撑了制造业的扩张，但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普遍偏低。2003年为26.2%，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通讯、电子及相关设备制造领域增加值更低，仅为22%，发达国家则超过55%。2002年，我国在航天航空、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电子通讯设备、医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不足10%。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制造业研发投入不足，我国制造业总量占全球6%，而制造业研发投入只占0.31%。而美国、日本的投入比重则为34.7%和30.5%。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我们只能为国外企业贴牌生产。出口商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及知名品牌的产品品种有限。

　　出口产品结构现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状态，出口依靠低成本和拼数量方式占有国际市场，在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上，我们仅处于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

　　再认识“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一直以来，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我国人口众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是必然选择。我国20多年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的发展为支撑的。2004年我国加工贸易为5497亿美元，占进出总额47.6%。我们所拥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能否使中国经济增加持续竞争能力？有一种说法，购买个人电脑，不论你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下定单，都是在中国组装。虽然中国具有很好的组装能力，但尚不具备核心技术和生产高端元器件的能力。

　　不久前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基地之一广东省总工会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正使中国经济陷入一个“低技术陷阱”。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素质。即使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时也宁愿多雇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设备，大大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给现有发展模式带来较多的问题。

　　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生产的优质廉价产品，减少了进口国的支出，进口国的消费者节省了数百亿的美元。而中国厂商通过收取加工费获得的增加值却很少。低劳动力成本多年来曾经是我国纺织业的竞争优势。统计显示，我国纺织业的劳动力成本为每小时0.69美元，东南亚一些新兴纺织品出口国的成本约为0.4美元，显然我国纺织业劳动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商务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5月财富论坛席间算了一笔账：中国出口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一旦美国或欧洲对纺织品实行制裁，连用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机会也会被剥夺。

　　重新评估“出口拉动增长”

　　出口拉动增长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多年来，出口导向型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点。

　　在我国，强劲的投资和外贸出口主导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这一增长的格局促进了劳动就业，增强了国家的金融实力，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出口只占全球总量的6.5%，却贡献了全球30%以上的出口增长。多年持续外贸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超过6000亿美元的主要因素。

　　我国一些行业或一些产品的出口，已经使我们付出了环境的代价。比如在2004年宏观调控前，国内严重存在小电解铝投资过热。电解铝是高能耗行业，即使使用先进工艺，每吨仍需耗电14000度电。由于小电解铝能力过剩，2004年我国净出口电解铝65万吨，为年产量的9.7%。这无疑加剧了国内电力供应紧张。而其原料又依赖进口，近两年来原料价格已涨了3倍。2004年进口原料氧化铝588万吨，动用外汇达20多亿美元。与此类似的，还有铁合金，金属硅，铜等高能耗产或是生产过程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产品。直至2004年底，我国一直对这些产品出口实行出口退税的鼓励政策。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能源资源需求快速增长。同时一些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出口逐年增加，加剧了煤电油运紧张的矛盾和对国内资源环境的压力。

　　抑制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包括来料加工)，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国务院批准从2005年5月1日起对上述部分产品实施降低或取消退税，停止加工贸易和征收出口关税等措施，将会对外贸结构调整起到重要作用。

　　当今国际投资高度发展，出口可能只是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出口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工业现代化正在推进的表现，尤其是来料加工性质的出口，只是部分解决就业问题，仅意味着本国已经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的表现，不具有产业链的作用。

　　以要素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出口拉动增长的导向作出新的评估。

　　加强引导FDI的投向

　　近两年来，我国已居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之首的地位。FDI在我国外贸出口、经济增长、产业进步、劳动就业方面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已占半壁江山，在推动出口增长力量中，外资企业最为强劲，参与中国的经济使外商拓展了市场发展空间并且获得了回报，14年间外商汇出利润达2000多亿美元。

　　我国利用外资还要继续发展。那么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所需要注意的倾向是什么呢？一是过高的引资成本。我们从FDI中获得的种种收益是以优惠的土地价格和税收政策，让外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的前提下实现的。过度的优惠政策导致土地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税收流失，无法造就和发展有效率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形态。二是外资对我国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不够。我国的一些行业，比如汽车行业等高端制造业，在与外资的合作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处于依赖国外提供技术和不断引进技术的状况。跨国公司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对核心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垄断。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多是在其母公司和设在中国的子公司之间进行。

　　在我国现实经济发展中，一些产业出现了过度甚至盲目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得不到控制，将重新破坏中国经过长期调整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均衡。当前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2.2%，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点。与此同时，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近两年，第三产业比重下降，2003年为33%。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比重为69%，低收入国家比重为50%。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现代服务业落后，比如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物流产业等。FDI的流向与这种产业结构的失衡有相当高的一致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以其全球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如何引导外资的投向符合中国的长期发展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2004年，有430亿美元投到了30386个制造业项目上，2003年有369亿美元投到了29281个制造业项目上，占这两年FDI的70.9%和68.9%。2004年和2003年投到了房地产业分别为59.5亿美元和52.4亿美元。比重为9.7%，而投到服务业的资金，2004年为28.2亿美元，2003年为31.6亿美元，比重不到10%，而且投资呈下降趋势。政府继续对FDI的投向予以引导，使之投向国家需要的领域的行业和地区。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随着全球化的深化提高的速度过快，据统计，从1980年至今，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范围内，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15%一路上升，2003年高达60.2%，2004年更是高达75.6%，远远高于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

　　学者们对这一指标能否全面反映国民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有不同看法。我们还可以从主要能源和资源的进口依赖程度来说明。2004年我国对进口石油、铁矿石、铜及铜精矿的依存度分别为46%，52%和64%。随着GDP逐年上升，依存度也会上升。

　　如何看待中国外贸依存度的迅速增长？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一方面说明我国积极推动外向型战略的成绩，中国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外市场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加大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等系统风险，使我们的经济容易受到外来的难以预测的冲击。发达国家在主导全球化的过程中，也会利用我国对外经济的依存程度，试图对我国独立决策进行挑战和干扰，例如2005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以设置贸易障碍为要挟，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

人民币升值。

　　美国和欧盟是我国重要的外贸市场。2005年5月，美欧对中国纺织品设置壁垒又一次提醒我们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中国与欧盟于2005年6月达成了和解协议，中国接受8%-12.5%的增幅上限，欧盟到2008年才对中国纺织品全面开放。此次从WTO协议倒退，虽然避免了一次双边贸易危机，但是我国的产业却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本来中国纺织业已经准备好从2005年开始进入后配额时代，现在则不得不在配额取消半年之后重新面临新的配额管理。这种情况同样可能发生在其他产业。2004年美国进口了19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2005年则可能达到2500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产品的重要市场，而美国多年来的财政和经常项目的“双赤字“使其经济持续增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对外经济。

　　对外开放是双向的。过去我们对外开放的大多是国内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部门，2006年在WTO框架下，我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开放。我们必须开放的是发达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一些行业，在全球化趋势下，我们将面临对中国企业从有保护的竞争阶段走向完全竞争时代的挑战。

　　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解读上述对外经济领域中的不平衡现象，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于我国核心竞争优势的问题。

　　亚当·斯密提出“剩余资源出路学说”和“绝对成本学说”，认为一国出口的应是那些在本国生产绝对成本较低的产品，用以交换本国生产绝对成本较高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最终会使生产力提高，国民财富增加。大卫.李嘉图则提出了自由贸易学说的“比较成本学说”(或“比较优势说”)，即两国各自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经济学家把各国比较优势的差异归结为要素禀赋的不同，以及生产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根据这些原理，发展中国家应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应发展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学说”在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比较优势不具备持续性。在中国许多产业出现了供大于求趋势下，我国在短缺经济时期制定的吸收外资的优惠政策(如低工资、低地价、税收减免，以市场换技术等)如果不进行适时调整，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将产生负面作用。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是我国具备很强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一直寄希望于2005年将出口配额全部取消的商机，由此2005年一季度大幅增加了产量。而美国和欧盟的保护主义措施却使企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政府不得不又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作为竞争的结果，行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由此可见，机械或片面理解比较优势，据此建立的国际分工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局限于低水平的生产力，不能抵御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长此下去，将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穷国和富国之间贸易不平等加剧，发展中国家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展的竞争形势下，比较优势的一些观点应该逐渐被予以扬弃。劳动力成本、

汇率、利率、税收等政府优惠政策，这些受到企业和政府青睐的方法，都不能长久扶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根据波特的理论，从国家层面上说，真正的竞争力是“生产力”。国家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运用劳动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力，即每单位劳动与资本的产出价值(我们可以狭义地理解为增加值)。生产力是人均国民收入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瑞士等高福利国家具有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比我国目前这种低收入的竞争力要好得多。

　　我们要从经贸大国转变为经贸强国，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应转变观念，不能单纯追求出口盈余或国外投资，更不能将其作为政绩或业绩的标准。产业的核心技术不可能靠引进获得，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使我们有机会提升生产力，也可能威胁生产力发展。我们要培育国家和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和能力，而不是成本优势，以形成有效的产业组织形态，形成核心竞争能力和技术再研发能力的品牌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利用现有资源获得尽可能快的增长，粗放式经营占了主导地位，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牺牲了长期增长的代价，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以低工资、低汇率出口，依靠国外的核心技术和高级产品，将会产生“发展悖论”，出口增长大大超过国际市场需求，虽然出口商品数量增长了，价格却在下降，收益减少了，出现“增产不增收”。如果产业的生产力并未真正形成国际竞争能力，那么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厂，不断向世界输出产品，但却不能输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个产业也难以形成国际竞争优势。最终将会损害人民的生活水平。

　　作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我国应该把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而不是把追求出口增长作为主要指标，要致力于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适时调整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加大研发和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通过技术优势逐步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合理引导外国资本的投资方向。加强能源和资源安全的建设。培育中国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我国已经踏上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不归之路。政府和企业在对外经济中所面临的最基本挑战是：如何从比较优势转变成竞争优势。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战略是转型期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科学发展观将使我们思考新的开放观。这一课题将主导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对外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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