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深度解析

　　中国上市公司融资时普遍首选股权融资，而较少采用债务融资，表现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例如，中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首次公开发行、过度使用配股额度与价格等。股权融资偏好虽然是企业融资行为的一种，但却是一种极端的融资行为，而且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已经对其健康成长乃至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股权融资偏好，这似乎表明

股票融资比债券融资更有利。但 是从传统的融资结构理论来讲并非如此，企业发行债券的综合成本应该更低，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上市公司如此偏好股权融资呢？这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之迷”。

　　制度因素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主要背景的渐进式经济转轨，其实质是一场复杂的制度变迁，而证券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身就是这场制度变迁中的一部分。因此，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尚属于一种筹资制度而非投资制度安排，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些反常行为则可以解释为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所致。上市公司理所当然利用一切制度许可的方法来合理合法地筹集资金，而置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进一步从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去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原因，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股权融资软约束。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相当低，即使这个很低的成本也没有硬约束。因为上市公司具有充裕的权益资金，在现有资本市场弱有效与投资理性不足的情况下，股权融资成本是一种软约束而带来的软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零成本。这些与政府关于股利的政策与规定的缺陷，以及会计制度的不严格有关。相比之下，债务融资成本是一种硬约束，而且债务融资中的长期负债成本比流动负债成本又高得多。

　　第二，股票发行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近年来，中国股票市场发行体制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原来的“额度控制，行政选择”的审批制过渡到现在的核准制，股票市场的发行体制已逐步实现了市场化。但中国的核准制过多地强调人为因素，而非市场因素，而且中介机构的作用没有得到实质性加强。这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中的许多问题，如扭曲资源配置、诱发违规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由于制度惯性的存在，上市公司把配股、增发新股等当成管理层对其经营业绩好的一种奖励。因此，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不顾融资成本，不创企业价值，而只是为了获取额度“制造出”好的、符合配股或增发新股的业绩。

　　第三，对上市公司考核制度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使公司不注重优化融资结构。上市公司的管理目标应该是实现股东利益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但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及投资者衡量企业经营业绩，依然习惯以企业的税后利润指标作为主要依据。企业的税后利润指标只考核了企业间接融资中的债务成本，未能考核股权融资成本，即使考核也很低，甚至为零。因此，上市公司总是厌恶债权融资而偏好股权融资。这种以利润为中心的效益会计核算体系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上市公司的管理及经营业绩。

　　产业因素

　　企业的产业特征也是影响其融资偏好的重要因素，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所面临的产品市场的竞争不同，而产品市场竞争通过影响上市公司收入来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融资选择。

　　产业因素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

　　按照生产配置资源原则，资金理所当然地会流向那些经营能力高、业绩成长性好的公司。但在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中，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属于相对成熟、成长性有限的公司，却符合增发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给予他们增发资格，显然并不是资金的有效率配置。另外还有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募集资金的使用问题。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符合法律法规与信息披露的要求下，原则上，募集资金的使用属于上市公司自主权的范围，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以及资产结构的调整要完全取决于股东的意愿。但是，在中国证券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过于宽松的增发约束容易导致上市公司对广大投资者的欺诈或其他违规行为，管得多了又违背市场经济的准则，如上市公司由于激烈竞争导致行业的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即使有好的投资项目也不能融资是一种很大的效率损失。同时，过多地强调募集资金主营业务方向的使用比例，容易导致产业结构固化的结果等。因此，在转型期的证券市场监管应该持有一个动态调整的政策以适应转型期的产业组织变化。

　　中国的产业组织在激烈变化之中，表现出一种利润率随企业规模增加的现象。从融资的角度来看，大企业的融资条件更为便利，因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这表现为大企业可以有足够资金进行研发、市场开发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组织与融资结构之间的互动是影响融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例如家电行业，一方面，由于竞争的加剧，利润率越来越低，资金利润率低于债务利率，如果采用债务融资，很容易陷入财务困境，而且收益不稳定，面对着包括需求不足、消费偏好转换和同类产品竞争，以及产品快速更新换代的技术风险；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技术进步加快，企业要保持竞争力，需要加大研发的投入，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因此企业需要持续投资，开发新产品，升级产品及制造工艺，提高制造效率降低成本，争夺市场份额。而且研发的投入数量大，风险大。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这些行业的企业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困境，必然减少债务的融资量。

　　在竞争激烈、价格战频繁的行业，企业当前资本结构将影响后续产品市场竞争能力。高财务杠杆对企业后续投资能力与价格战的财务承受能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使得公司处于经营与战略上的劣势。仅经营效率高并不能保证企业生存，只有经营效率高兼备与财务资源充足，即财务杠杆低的企业才能长期生存。当前选择股权融资有助于在盈利能力与现金流下降时，保持再投资能力；更进一步，如果竞争对手选择股权融资，选择债务融资可能会促使竞争对手发动价格战、营销战来逼迫企业退出。而垄断性行业，例如公用事业，产品不存在研究开发、更新换代和市场营销问题，收益的风险主要来自需求不足，而不是竞争。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比较稳定，利润率较高而且稳定，债务融资一般不会导致财务困境。所以这些行业可以用债券融资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产业分布与企业融资行为关系①

　　以1995-2003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除了另有说明外，均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研究(CSMAR)数据库。在研究不同行业的融资结构是否存在差异时，选用的数据是2000-2003年的加权平均资产负债率，样本行业中剔除公司数少于20家的行业。为了使计算结果不受异常值的影响，除了另有说明，我们把总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和被列为“ST”和“PT”公司，以及数据库中资料不详的公司剔除在样本公司之外。

　　表1显示，资产负债率较高的行业有

房地产业、建筑业、批发及零售贸易业，其平均资产负债率均在50%以上；而近几年的数据在50%以上的行业有信息技术业；总资产负债率较低的行业有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社会服务业以及传播与文化产业，这些行业的年平均资产负债率都在40%以下，采掘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最低，这是由于前五个行业为固定资产需求很高、经营稳定的传统行业，因而负债比率也较低。后两个行业为投资需求较少的服务业，因而负债较低；其他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介于两者之间，即在40%-50%之间。可见，各个行业的负债水平都与其行业特征相一致。各行业负债的相对水平也大都和Bradley等(1984)对美国的研究相一致，但其中公用事业在美国属管制行业，负债率较高，而中国的水电煤气生产供应业却负债率很低，原因可能在于中国这些行业受管制较少而利润较高，稳定的高利润使公司负债较少。

　　不同行业总负债率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进一步检验不同门类总负债率间的差异性时发现，除了农林牧渔业与社会服务业、社会服务业与综合类、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业、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水供应业与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与社会服务业、信息技术业与综合类、批发和零售贸易与综合类、

房地产业与综合类之间的资产负债率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以外，其他部门之间的资产负债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综上所述，在不同产业结构下、不同财务杠杆下，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差异性显著。公司所属行业是决定公司融资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产业特征因素或是行业因素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

　　股权结构因素

　　上市公司融资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还受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股权结构相当复杂。上市公司的股份除了公开发行与交易的社会公众股外，还有内资股与外资股，流通股及非流通股，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及转配股，A股、B股、H股及N股等区分，且呈现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等状况。表2显示，1995-2003年中国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而且还略有下降。在总股本中还有近三分之二的股票不能上市流通，股权过分集中。

　　我们用上市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比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情况。表3、表4显示了1995-2003年间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1998-2003年间实施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状况以及同期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总体状况。结果表明：1995-2003年，配股公司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率普遍高于上市公司的整体水平，并且大部分配股公司的前三大股东持股比率要高于40%，有的年份的最高值甚至达到90%以上，这表明实施配股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大股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1998-2003年间实施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的前三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平均值普遍要高于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显示出其股权的高度集中，大股东有绝对的控制权，增发流通股对公司的总体控制权影响不大。总之，配股和增发行为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也就是股权结构有一定的关联性，公司的融资决策显然基本上由大股东操纵。

　　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影响到其融资行为。因为国有股、法人股、社会流通股与外资股各自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故融资方式偏好也不尽相同，进而影响着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国有股股东占控股地位的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会根据其自身的目标函数来进行。当与其他股东目标函数冲突时，其控股地位使它们常常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由于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性，其利益所在不是股票市场价格的上升，而是账面价值，即每股净资产，而社会流通股股东只能通过股票市场价格的上涨或股利来获利。非流通股的转让以净资产为基础确定，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机构，其目标多重化，行为方式没有市场化，非流通股股东的财富最大化是以净资产的大小来衡量的，而发行股票融资的高溢价必然导致净资产的成倍增加，导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而债务融资则有定期还本付息的“硬约束”，这将会对它们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压力。因此，国有控股公司对债务融资呈现出较为厌恶的态度，再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国有控股处于绝对地位，因此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的偏好也就不足为奇。

　　结论与政策建议

　　股权融资偏好是我国上市公司在其融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共同作用的非常复杂的综合结果，影响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制度因素、产业因素及股权结构因素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产生的最直接，抑或最重要的原因，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驱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通过前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强烈股权融资偏好，对公司自身与资本市场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股权融资对上市公司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更不能因此抑制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及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

　　目前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上市公司融资的内外环境，规范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特点及发展的需要，合理安排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比例，纠正其不合理的股权融资偏好，将宝贵的股市资金配置到真正需要资金而又能带来良好效益，同时给投资者以丰厚回报，我们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调整股权结构。这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股权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国有股从大多数企业退出或减少，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但是，股权也不能太分散。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不健全的国家，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且股权应该集中在以非国有股权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手中，并使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能够流通，这既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需要，也符合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要求。

　　第二，完善证券市场退出机制。发挥证券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上市公司不仅有进，更要有出，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来优化上市公司的结构，从而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

　　第三，完善投资者结构。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的力量无法与机构投资者相抗衡。在相关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机构投资者利用资金优势和掌握的信息优势操纵市场价格，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必须努力将中国资本市场改造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券商实力、构造多元化的投资基金群体引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

　　第四，健全法制、法规与政策环境。具体工作包括：完善新股发行、配股及增发规则。如规定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只有发放股利的公司才有资格再融资等；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构建信号传递机制，是降低融资结构优化成本的有效手段，进一步健全相关法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由于在制定时的条件所限，所涉及的内容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部分条例在新的时期已迫切需要重新修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