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问责制悬空 人保追讨问题国债艰难上路

　　本报记者 陈恳 上海报道

　　备受业内关注的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人保资产管理”)的人事变动出现新的转折。

　　5月16日，原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执行副总裁任道德突然来到上海，出任人保资产管理党 委书记、总裁一职。此前，该职位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总经理唐运祥所兼任。

　　事发突然，甚至半个月前，4月29日，任道德仍然以泰康人寿执行副总裁的身份出席泰康人寿在北京举办的泰康“爱家之约”升级新闻发布会。当时，任除了担任泰康人寿执行副总裁外，还兼任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泰康的投资享有重要的话语权。

　　任有多年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跳槽至泰康人寿之前，任曾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之前，任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调查统计司、办公厅工作。业内普遍认为，任道德的受命和人保去年尴尬的投资收益，以及汉唐证券问题国债托管的曝光有关。

　　艰难而无效的追讨

　　人保的遭遇是一个侧影，究竟有多少保险资金失陷“问题券商”？

　　仅从曝光的数据统计，失陷的保险资金已经以十亿计。而这或许仅仅是浮出水面的一角。近期，中国再人寿保险公司突然被报道约有4亿左右的保险资金受困于问题券商之一的汉唐证券。

　　去年9月10日，中国人寿被闽发证券拖累。中国人保公告称，它在汉唐证券的账户内存有总面值3.565亿元的国债和5685万元“无法收回”。中国人寿当时也在中报中披露，公司有一笔账面价值4.46亿元的国债托管受困于闽发证券。

　　两大保险巨头先后落马预示着保险资金国债托管灰幕的多米诺骨牌砰然发动。随后，新华人寿和中国再人寿也相继被曝光，而且，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有被曝光的嫌疑与可能。

　　一位知悉内情的市场人士称，就他所知，不但有其他保险公司身陷其中，已经曝光的公司中也没有吐露全部的实情。至少有一家公司现在仍然有数亿元的投资失陷于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给的说法是“交易出现困难”，因此该保险公司既不能转回来，也不能交易。不过，该券商暂时还没有被列为“问题券商”，所以对这笔投资，这家保险公司对外也是略过不表。

　　躲避这种风险几乎完全是看运气。接近监管部门的一保险公司总经理断言，问题券商的风险暴露后，多数公司都是第一时间展开贴身追讨，“如果逃得快，或者券商还有点钱，讲信用，保险公司或许能避免损失，至少损失少一些”。

　　但即使快速反应及时追讨，也让保险公司感到进退失据。

　　例如，闽发证券事发后，人保资产管理公司内部即时成立了 “资产保全工作小组”，展开对失陷保险资金的追讨工作。甚至对于是否要发布说明公告，中国人保公司内部都出现分歧。以2004年8月汉唐证券的资金链断裂为例，2004年9月3日，汉唐证券被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托管经营，风险全面爆发。但是，中国人保公司内部有人一直反对公告，不过在中介机构，特别是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推动下，中国人保公司最终还是选择了向市场完全披露。

　　接下来，对于如何处理这些资产也有不同的思路。最初工作小组提出了包括协商、重组、法律手段在内的6个方案，但是都被否定。经过讨论，最终上报给总公司和股份公司两套方案：置换方案和不置换方案。

　　置换方案的思路是，中国人保在汉唐的资产划拨给总公司，债权同时转移，为弥补股份公司的缺口，总公司拿出等值的现金给财险公司。但是，这样的财务安排显然是总公司代人受过，因此对于这个置换方案，总公司的阻力很大。

　　不置换方案的思路是，通过协商、诉讼等方法进行追讨。不过，这些手段奏效的难度非常大。前述市场人士称，由于券商的资金已经非常紧张，协商的过程实际就是借钱人求着欠钱人还钱。而诉讼的结果更可能是券商破产，保险公司血本无归。

　　追讨进行一段时间后，一个新的方案浮出。人保控股公司或者人保资产管理以汉唐证券所欠近4000万的现金作为出资，取代汉唐证券，以发起人的身份进入正在筹备中的汉唐澳银基金。汉唐澳银基金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其中汉唐证券出资4000千万，占40%。但是，人保的如意算盘最终没有打成，知情人称，“证监会没有批准该方案”。

　　截止到目前，中国人保讨债行动的实质性进展外界尚不得而知，公司年报对此也没有单独披露，仅仅为此计提了0.78亿元的减值准备。

　　同样，其他保险公司的追讨之路也并不平坦。对于回收的希望，曾经参与追讨的圈内人士认为，多数资金都将颗粒无收。

　　制度之疏和利欲之祸

　　国债托管风险被曝光后，作为监管部门的保监会逐渐深度介入。

　　2004年10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司长孙建勇，突然调任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任主任。而在200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保险资金工作会议临时变调，原来的基调是拓宽保险资金运作渠道，突然改为防范资金运作风险。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控制就是：保监会要求保险资金运作建立类似基金的第三方托管制度，同时对于保险资金入市的独立席位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不希望再添加任何中间交易环节。。

　　但是，外在监管的加强并不构成国债托管失误最重要的内因。

　　前述市场人士表示，保险资金国债托管之所以出现巨额风险，归根结底是利欲之祸。

　　因为，同样是保险公司的投资品种，为什么基金就没有出现类似国债的问题呢？

　　前述市场人士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基金是不能用于抵押，不能用于再融资的。而国债则不同，国债可以通过回购进行融资。

　　这位市场人士表示，国债回购的成本为5%左右，但是同期券商在市场上融资的成本为8%-12%，显然存在一个价差，券商当然愿意通过国债回购的方式获得资金。然而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托管在哪家券商，以什么方式托管，托管协议细节如何确定，都可能出现寻租的空间”。

　　例如，有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在全面追讨之前，共在多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国债托管，其中只有2家出现困难。

　　一大型证券公司研发部的人士向记者这样解析“保券”合作：保险公司把国债托管在证券公司，承诺自己购买的国债一段时间(多为一年内)不交易，券商可在一年内使用保险公司的国债，券商给保险公司一个比例的固定收益。这一收益承诺可能相当诱人。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表面上这似乎是一笔没有风险的业务安排。因为虽然国债进行了回购，但是回购之后仍然放在帐面上，并没有被挪用，只是保险公司需要保证这些国债在一段时间不能被交易而已。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计入长期持有到期帐户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保险公司仍然漏算了一着——券商可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一旦崩盘，不但收益灰飞烟灭，而且本金也可能有去无回。

　　耐人寻味的是，截止到目前，似乎仍然没有公开的报道称，有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此承担责任。

　　2004年年底，保监会召开保险公司纪检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一度放下手中的发言稿，意有所指地称，有人把某家保险公司的十几亿资金都弄没了，却并没有为此承担责任。

　　保险资金投资失误“问责制”的空白，成为继问题国债托管之后人们追问的一个新的焦点。